诗的前二句，交待诗人的去向。但作者避免平铺直叙，用“借问”故作跌宕，引出所要行经的路线；下面用一“指”字，回应上文；同时，一“问”一“指”两个举动，又令人想到行者和送者将要分手时的情状，增强形象感。
“舟从广陵去，水入会稽长。”两句进一步补充离别和要去的地点，并借“舟”、“水”二字点明诗人乃由水路进发，从而自然引出下面两句舟行所特有的景象。翠竹本生于岸边，却说“溪下广”，显见这是水中倒影；荷花原生予水中，却说“镜中香”，令人于形象的比喻中悟出真象。这里，前句巧妙地衬托出溪水之清，后句突出地渲染了水面之静。水静而且清，伴以飘香的荷花，泛广的翠竹，活画出了江南水乡所独具的特色。
“辞君向天姥，拂石卧秋霜。”“辞君"正面点出别离，与诗题关合；“天姥”乃越东灵秀之山，号称奇绝。从“剡中”，到“越乡”，到“会稽”，再到“天姥”，同一地区的不同名称被诗人连续使用，表面看来，似有重复繁杂之弊，但实际上，不仅每一名称的出现都有其不可取代的意义，而且还从侧面衬托出了诗人初入越东前那种向往、盼望的急切心情。在诗人想来，到了天姥山以后，仰卧于巨石之上，受着洁白的秋霜的沐浴，是何等的舒畅。
这首别离诗别辟蹊径，新人耳目。诗中只以“辞君”见出别离，其余笔墨都用来铺叙诗人的行程和沿途的景色，最后一句，更将想象中事如实写来，充分展现了诗人热爱大自然、向往大自然的一片童心。
本文是用骈体写成的一篇山水小品。一共140多个字。骈文常用四字六字组织，故亦称“四六文”。但文章又有异于当时一般的骈文，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骈文形式上的束缚，体现了可贵的突破与创新。
首段是总写全景，写出富春江山水之美。第一句“风烟俱净，天山共色”绘的是远景，极目远眺，风停雾散，高爽晴空一尘不染，天山一碧，景象清新而壮阔。这既绘写景色，又暗点惬意畅游的季节。秋天特有迷人景象深深吸引作者，于是泛舟江上，兴致分外盎然。第二句，由远及近，由景及人，写的是泛舟情景和畅游心情。“从流飘荡”，既写小舟沿江逆水而上的情态，又抒写心中随顺追趣之情。一中路美景收不尽，只好“任意东西”以饱眼福。第三句进而写出作者游踪，统观“自富阳至桐庐”百来里的山光水色之后，作者由衷赞叹：沿江奇山异水，天下无与伦比。
第二段先承上写“异水”。前两句写富春江静态美。江水色泽，青白一片，水流清澈，深可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可以看见鱼儿在往来嬉戏，甚至连细小的石子也历历在目，足见江水的明静和、清澈。第三句又转写富春江的动态。作者运用两个比喻，形容江流比射出的箭还快，激浪像骏马飞奔，真是动人心魂，气势不凡。这段只用了三句二十四字，或是正面描绘，或侧面烘托，或设喻作譬，就把变幻多姿的景象展现出来。
第三段进而写山之景。作者用概括而形景的语言写出那江流险峻的山势和山中种种奇异的景物，视野从低到高，从点到面。“负势竞上”，视线由低往高移动：“互相轩邈”，视线向远处发展，视线扩展到座座高山：“争高直指。千百成峰”，再从局部扩展到整体。“竞上”、“互相”、“争高”，无生命的山，无不奋发向上，这不仅描绘出层峦迭峰种种奇特的雄姿，还写出观赏者荡涤心胸的奇趣，写了奇特山势，作者的目光又从整体转到细部，再次突出山之“奇”，从描写对象看，写了泉水、百鸟、鸣蝉、山猿和树木，但不是突出形象而是从音响和日照角度来写，写出听觉和视觉中新奇的美感，泉水泠泠，清越悦耳，好鸟嘤嘤，和谐动听；山蝉儿高唱，山猿长啼，也无不令人振奋。山林百间交汇，组成一曲优美交响乐。这一段最后珍两句写树木，跟段首“皆生寒树”照应，群峰丛树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给人以欣欣向荣，蓬勃向上感觉，写树木繁茂，、虚实结合，正写“横柯”、“疏条”，侧写“在昼犹昏”，“有时见日”，运笔手法灵活多变。
这一段描写山中景物，插入一组议论性偶句“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这是作者观赏美景中油然而生和联想，借景言志，既反映了作者对争名逐利官场的鄙视，又衬出大自然美景诱人的力量。这里“望峰息心”和“窥谷忘反”中的“谷”既是实指，又是泛指。就实指而言，意谓这名利极力攀上峰巅，热衷政务而想飞黄腾达者，应窥见面前危险深谷而返，就泛指而言，意谓大自然的伟大会使人流连忘返，平息功名利禄之心。总之，既写奇景，又抒感概。
作者抓住此山此水特征，把动与静、声与色、光与影巧妙结合，为读者描绘出一幅充满生命力的山水图，让读者充分享受到了富春江两岸的“山川之美”。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了穆叔与范宣子论何者为“不朽”的一段名言。范宣子以世禄为不朽，穆叔却认为世禄不能称为不朽。他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欧阳修这篇文章里所说的“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就是指立德、立功、立言。全文用了一半篇幅，论三者之所以为不朽。并将“修之于身”（立德）放在最高地位，“见之于言”（立言）排在第三，这自然不无重道轻文的意思。但这篇文章的主旨，又不在权衡文道之孰重孰轻，而另有其深意在。
文章重点在第三段——论立言之不可恃。细读这段文字，会发现文章在立论上有一个矛盾。前面说，圣贤是不同于草木、鸟兽、众人的，这种人“虽死而不朽，愈远而弥存”。他们之所以被人尊为圣贤，长存不朽，是由于他们曾经立德、立功、立言。这里指明立言为三不朽之一。而第三段又说：“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这是说，立言之士，与草木鸟兽之必然速朽没有区别。下文说得更明显：著作之士“卒与三者（指草木、鸟兽、众人）同归于泯灭”，是前后矛盾。
再三涵泳这段文字，就会悟出这里面有含而未申之意。这含而未申之意，正是该文的主旨之所在。第一，古人留下的著作，大多数仅在《汉书·艺文志》诸书中著录其书名、篇目，具体的作品则“百不一二存”。这说明，历史对立言之士的著作进行了无情的淘汰。那“百不一二存”的传世之作，是大浪淘沙剩下来的金子，是经受过时代的严格考验的，其余的早就湮没不存了。于此可见，文章难工，传世不易。后之视今，亦如今之视昔。这是作者的慨叹，既以自勉，也以之勉徐无党。其次，前两段把“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三者并列为“不朽”，是阐述古代经传中论道之言，反映的是书本上的人生价值观念。第三段论立言之不可恃，将与鸟兽众人同归于泯灭，是欧阳修读史自悟之理。所谓言之不可恃。就是文章著述不重于人的委婉说法。这是从历史事实中总结出来的。反映了实践中呈现的另一种价值观念。书本上的价值观念与实践中的价值观念如此不同，遂使古今无数文士为之荷笔彷徨。作者自己一生的体验，便是明证。因此，文章结尾用“亦以自警焉”，暗暗透出个中消息。由此可见，这篇文章还表明了自古以来文章之士共同的悲哀，因以之警徐无党。
这样就见出该文的第一个特点：题旨深隐。欧阳修在其《论尹师鲁墓志》一文中提出：写作应该力求“文简而意深”，并说：“春秋之义，痛之益至，则其辞益深。……诗人之志，责之愈切，则其言愈缓。”他这篇《送徐无党南归序》，无愧于文简意深、爱深言切的典范之作。
全文立意，既重在表明文之难工与立言之不足恃，抒发包括自己在内的千古文章之士共同的悲慨，写来便情真语切，感慨深沉，这是该文的另一个特点。自古文士，留下来的篇章已仅“百不一二”，其余都“散亡磨灭”，是事之一可悲。留传下来的文章，“文字丽矣，语言工矣”，又“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是事之二可悲。这些人士活着的时候，“汲汲营营”，辛苦忙碌、呕心沥血地进行写作，才达到文丽语工的境地；而当其“忽焉以死”，仍然免不了“同归于泯灭”，是事之三可悲。末了写到“今之学者”，穷其一生精力，孜孜于文字著作，结果是“皆可悲也”。这段文字，饱含深情，既哀人亦复自哀。那种苍茫万古之意，发而为声，则抑扬唱叹，慷慨苍凉。试诵读第三段，先用“百不一二存焉”，“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发出深沉的咏叹；次用“汲汲营营”一个反问句抒发感慨；再用“夫言之不可恃也盖如此”一收一顿；最后用“皆可悲也”放声长吁：语调吞吐抑扬，声情契合，不仅足以“摧其（徐无党）盛气”，也足以引起后之文士读此文者无限悲怆。事之不平，积为愤懑。全篇无一愤语，却饱含愤意于笔端。
这篇文章在艺术上还有一个特点：结构非常紧凑，前呼后应，针线绵密，因此读来气势流贯，又回环往复，现出一种感情上的涡流。人手一句，先提出“草木”、“鸟兽”、“众人”三者都无法逃避同归灭亡的自然规律，然后从“众人”中引入“圣贤”，说他们独异于草木、鸟兽、众人。六字扣紧首句，文境稳步推开。接下去论圣贤之所以不朽在于修身、施事、见言，将三者平列。继以比较法层层筛选，步步推出中心。首则拿“施事”与“见言”比，论见之于言者不如施之于事；再拿“施事”、“见言”与“修身”比，引孔子的弟子宰我、子贡善于言语，冉有、季路长于政事，都比不上能修身立德而并不长于言语、政事的颜回，突出修身为首要之道，立言居三者之末，渐渐过渡到第三段论立言之不足恃，文意暗暗逗出，又层层推进。到第三段，先说“予窃悲其人，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束以“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荣华”紧承“丽”字，“好音”紧承“工”字，接榫紧密。又加上“方其用心与力之劳，亦何异众人之汲汲营营”，使草木、鸟兽、众人汇齐，与篇首第一句“草木鸟兽之为物，众人之为人”桴鼓相应。复承以“而卒三者同归于泯灭”、“今之学者，莫不慕古圣贤之不朽”，再提“泯灭”、“不朽”，首尾回环，遥相顾盼，使这篇短文在畅达中有一种遒练逆折的劲气。这些地方，都见出作者为文炼气的功力和缜密的文心。
这首五言古诗共一十二句，四句一段，可分三段。诗中，藉个人升沉，体察世态炎凉，且以感物感时为体己的诗人李贺，特别以“铜驼悲”为塑造、为象征，来咏人物之衰、盛世盛时不在，以为世人处世处事之警策也。
诗中第一段四句所记，乃诗人以落魄者的身份与心情即为悲剧主角亦为精神主观，一方面企图藉赴洛阳牡丹花会赏花送春以为伤痛不平之聊慰，另一方面再藉“悲铜驼”为感时思物，并拟人体己作《铜驼悲》以为郁闷心情之排遣，合而旨在可藉相应符号个涵历史意蕴地形象展示来收达观人生、达观自然、达观历史、超越自我之效也。姚文燮注曰：“落魄寻花，无聊情绪，作曲送春，时去不复，致来铜驼之悲也。”是说不免有曲解诗人所怀的“悲剧情结”，及其相应的“感伤主义”，在艺术审美上所深层具有积极性的精神本质，其实绝不可能出于“无聊心情”之嫌。或者换言之，诗人届时所以特别能以汉铸铜驼为艺术观照与塑造对象，但藉“悲铜驼”再作《铜驼悲》，好拿自己的主观精神来把本来无生命、无感情、无精神的古物铜驼，当做时代更迭之鉴证，一并拟人赋予它之形象与符号以相应的意义。
诗中第二段四句，诗人禀其独有的人生苦短之感与历史苍凉之慨，先拿桥南紫陌骅骝骄骋繁华之地，与北邙前贤亡灵归葬陵墓蒿荒之地为对照，复拿四会道街之畔贵客正豪饮高会，与所立铜驼因阅历已作而不胜变迁之感为景致观照，以作承转，共同来射人生生与死之短暂，并射历史繁荣与衰败之轮回，好发人为之深思深醒也。
诗中第三段四句，合而来说人生在世，生命的脆弱无助，命运的作踹作难，诚然一如烛光临风，随时有可能或因灯油熬尽而自行熄灭，或因风而被猛然吹灭，但是人生自我设计、自我奋斗、自我实现的要义，却总是应在要以“生世莫徒劳”为志向，但为认识真理与坚持真理，一并引坚韧不拔、百折不回的道德修养为不离。离此者，必不能真正体验个涵在“厌见桃株笑，铜驼夜来哭”这一不失“悲观主义”精神色彩之诗句中，自被大理想、大失望、大破灭、大悲哀、大寂寞所嚼烂了的诗心，及其悲剧人生的积极精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