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秋社,是从中央到地方民间都十分重视的祭祀活动。整个活动分为两大仪式,一是祭献,向以社神为代表的后土神祇敬献供品;二是娱神,包括赛社、演剧、民间歌舞聚饮等。此篇所写,祭献仪式已经结束,祭坛上的香烟渐渐消淡,就连争食坛上祭品的乌鸦也飞回了树林。作品由此时入手,除了因为第二仪式——娱神活动是秋社的精华所在以外,还有他个人身份上的原因。原来像尧庙这种规格的秋社,祭献需由地方官员亲自主持参加,所谓“刺史县令初献,上佐县丞亚献,州博士县簿尉终献”(《宋史·礼志》)。略去祭献繁文缛节的描写,也就表示他已经结束了官员在仪式中的任务,可以静下心来,“把酒观多稼”,将自己融入百姓的喜庆之中。所以起首的两句既是自占身份,也是揭开狂欢乐章的一段得体的前奏。
祭社仪式既已告一段落,便开始了祭民们自己的节日。他们举酒痛饮,一边心满意足地眺望着丰收的庄稼;乐声奏响了,此起彼伏,各不相让,人们在壤歌亭前笑语喧哗。作品以简练生动的笔墨,描绘了尧庙秋社娱神 其实也是自娱)活动的欢乐景象。“多稼”、“壤歌亭”、“山如画”是旁景的衬托,却处处充实了秋社熙乐和丰的精神内涵。尤其是“壤歌亭外山如画”一句的插入,更是兴象无穷。“壤歌”是上古百姓清平安泰的典故,以之名亭,凭这个处所,便能引起当下祭民们人乐年丰的联想;“人逢喜事精神爽”,“山如画”无疑是人们喜溢于心而发生的感受;在“霹雳弦声斗高下,笑喧哗”之后,接此一句写景,顿生有声有色、动、静相济之妙;而这种声、色、动、静,无不富于形象性,又恰恰映合了“把酒观多稼”的微酣而快意的心态。
此曲用晋人故事来形容尧庙周围空气清爽宜人,也暗含着政简人和,无为而治的意味,并且诗人进一步抒发了自己的感想:只要当一名高尚脱俗、无为而治的官吏,就不必定要倦宦归隐。这一笔充分说明了秋社喜庆景象鼓舞人心的力量。这一感受是通过典故而表达的,活用无痕,显示了作者驾驭语言的高超功力。此曲用典多,遣词雅,意蕴含蓄,在元曲中别成一格。
这首《永遇乐·次稼轩北固楼词韵》是姜夔效法辛弃疾词而又不失自己特色的一篇佳作。
公元1204年(宋宁宗嘉泰四年),抗金老将辛弃疾由浙东安抚使被派知镇江府。其秋,写下了“气吞万里如虎”的名篇《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姜夔此阕,即步稼轩原词之韵以和。二词同是就登北固楼事而生感之作,但主题思想与表达方式有异。辛词怀古伤今,自抒其满怀忠愤。姜词则借古人古事以颂稼轩,通过赞扬稼轩来寄寓自己心系国家兴亡,拥护北伐大业的政治热情。此词最可贵之处,在于反映了北方人民盼望统一的迫切心情,并激励老年的辛弃疾努力完成收复中原的重任。
词的上片,由楼前风景起兴,引出抗金英雄辛弃疾独当一面、统率千军万马的高大形象。起三句,言江山没有什么变化,而往古英雄已经作古。言外之意是,当前国家急需英雄以御外侮、以图中兴。这个意思与辛词开头略同,但写法与意境各异其趣。辛词起三句出语豪壮,不重写景,直呼古人,以见本怀。姜词这里却用对仗十分工整的对偶句写出此间的情境。“云鬲迷楼”,写望不见江北云雾遮隔的扬州:“苔封很石”,点北望所在之地的北固山。很石为刘备孙权共商抗曹大计之处。点处英雄遗迹,自有它的深刻涵意。白石十分注意不蹈辛弃疾的词的老路。在情景交融的含蓄境界中别饶雄浑隽永的韵味。接下来三句:“数骑秋烟,一篙寒汐,千古处来去。”承上而来,写古代英雄往矣,只有秋烟中的征骑、寒潮中的船只,仍然年复一年处自来去。这里的意思与辛词同位句“舞榭”三句也略同,都是寓江山寂寞、时势消沉之慨,但在具体写法和风格特征上却不遗余力。辛词此处正面吊古,写已经消失的事物,笔力雄大,感慨从语气中直接流露,显得悲壮而沉郁;姜词此处却出以侧笔,写楼前景致,借千古长有之物反衬已逝的人事,暗寓感慨于言外,显得凄婉而处灵。姜词之学稼轩而善于变化,于此可见一斑。通过这一番不胜今昔之感的慨叹,呼唤当世英雄的主题就可水到渠成地展现了。
如果说,辛、姜二词的前六句怀古之意相近,而表现手段不同,那么,它们的下文就只是保留风格上的某种一致,而在内容上和抒情意象的塑造上却都自成一体,各具审美意义了。辛词的下文,继续怀古,以南朝刘宋之初两代皇帝北伐的成败,来鉴诫当前,表达自己的政见,并于篇末透露自己处具北伐壮志的悲愤。辛词的基本点,是利用典故含义来寄寓本怀。
而姜夔此阕的下文,虽也多次运用历史典故,其用途却在于塑造自己所崇敬的当代英雄——辛弃疾的形象,并在这个众望所归的英雄豪杰的形象里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从“使君心在”以下至篇末,中间虽有上下片的界限,但在内容上却只是一个大段落,一个大层次,全是歌颂辛弃疾其人。“使君”三句是说:辛弃疾长期罢官闲居,本已热爱上了青崖绿嶂的田园生活,但政局的变化,国家的需要,使得他被委派到京口这个北疆门户来坐镇,无法遂其隐居之志了。这里既赞颂了辛弃疾的高风亮节,又隐隐约约地表示了对他长期被投降派顽固势力排斥打击的不平。上片末二句,承“北门留住”而来,描写辛弃疾在镇江练兵备战的赫赫军威。上句用东晋桓温“京口酒可饮,箕可用,兵可使”的话(见《世说新语·捷悟》刘注引《南徐州记》),切地切人又切事,可谓融化不涩,体认点题;下句以军旗之图案暗示辛弃疾部下将士的勇武,和这位主帅本人的治军有方。过片三句,进一步热烈的推崇、赞颂辛弃疾,把他比为致力北伐大业、为国事鞠躬尽瘁的伟大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认为南宋要收复中原,非辛弃疾莫属。这三句赞语,并非溢美之辞,而是南宋有识之士对辛弃疾的公论。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辛弃疾的才德堪与古代最杰出的将相比肩,如陆游《送辛幼安殿撰造朝》云:“大材小用古所叹,管仲萧何实流亚”;刘宰《贺辛待制知镇江》云:“某官卷怀盖世之气,如圯下子房;剂量济时之策,若隆中诸葛”。姜夔这种坚信辛弃疾有惊人胆略才干、能使北伐成功的褒扬之辞,与稼轩原词下片借古讽今、反对无准备的北伐的那三句遥相呼应,深得唱和之旨。
接下来,“楼外冥冥,江皋隐隐,认得征西路”三句,又把笔墨移到京口的远景上来。东晋桓温拜征西大将军,北讨苻秦,以及后来刘裕北伐中原之时,京口地区都是兵员和战略物资的重要集中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这里通过对这个古今战略要地的形势进行描绘,突出了辛弃疾对北伐的方略与路线稳操胜券。这与辛词同位句“望中犹记,风火扬州路”再次呼应,互相辉映。作者因辛弃疾所登楼眺望的,是失陷已久的中原大地,故下文“中原生聚,神京耆老,南望长淮金鼓”三句,直抒胸臆,把笔触转入北伐这个时代的最大课题上来。白石在一般人心目中是脱离现实的清客,但这里他却丝毫没有超然尘外,而是沉痛地为北方沦陷区人民道出了迫切盼望北伐的心声。词的结尾两句,引出桓温的故事来比拟描写辛弃疾此时的激动感慨的心理,尤觉意味深长。东晋大将桓温从江陵出发北征前秦时,看到他早年在路上种的柳树已长得很粗,不禁感叹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因而攀援枝条,至于下泪。这里是在想象稼轩的心理活动道:稼轩啊,当此北伐的前夕,你在想什么?你可能在想:“我南渡之前在北方亲手栽种的依依细柳,今天一定还在吧?”这一虚拟之笔,以代稼轩倾诉挥师北伐的要求来寄托白石自己心中同样迫切的愿望,显得非常含蓄婉转,给人留下发挥想象的余地。白石词的结尾大多含蕴丰富,摇曳生姿,意境悠远,有幽隽秀雅之致。从这篇刻意学辛的作品中,仍可看出他自己的这些特长。
“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这个开头与《行路难》的第一首不同。第一首用赋的手法,从筵席上的美酒佳肴写起,起得比较平。这一首,一开头就陡起壁立,让久久郁积在内心里的感受,一下子喷发出来。亦赋亦比,使读者感到它的思想感情内容十分深广。后来孟郊写了“出门如有碍,谁谓天地宽”的诗句,可能受了此诗的启发,但气局比李白差多了。能够和它相比的,还是李白自己的诗,“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类诗句,大概只有李白那种胸襟才能写得出。不过,《蜀道难》用徒步上青天来比喻蜀道的艰难,使人直接想到那一带山川的艰险,却并不感到文意上有过多的埋伏。而这一首,用青天来形容大道的宽阔,照说这样的大道是易于行路的,但紧接着却是“我独不得出”,就让人感到这里面有许多潜台词。这样,这个警句的开头就引起了人们对下文的注意。
“羞逐”以下六句,是两句一组。“羞逐”两句是写诗人的不愿意。唐代上层社会喜欢拿斗鸡进行游戏或赌博。唐玄宗曾在宫内造鸡坊,斗鸡的小儿因而得宠。当时有“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狗胜读书”的民谣。如果要去学斗鸡,是可以结交一些纨袴子弟,在仕途上打开一点后门的。但李白对此嗤之以鼻。所以他声明自己羞于去追随长安里社中的小儿。这两句和他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所说的“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干虹霓”是一个意思。都是说他不屑与“长安社中儿”为伍。至于去和那些达官贵人交往,“曳裾王门不称情,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即拉起衣服前襟,出入权贵之门。“弹剑作歌”,用的是冯谖的典故。冯谖在孟尝君门下作客,觉得孟尝君对他不够礼遇,开始时经常弹剑而歌,表示要回去。李白是希望“平交王侯”的,而现在在长安,权贵们并不把他当一回事,因而使他像冯谖一样感到不能忍受。这两句是写他的不称意。“淮阴市井笑韩信,汉朝公卿忌贾生。”韩信未得志时,在淮阴曾受到一些市井无赖们的嘲笑和侮辱。贾谊年轻有才,汉文帝本打算重用,但由于受到大臣灌婴、冯敬等的忌妒、反对,后来竟遭贬逐。李白借用了韩信、贾谊的典故,写出在长安时一般社会上的人对他嘲笑、轻视,而当权者则加以忌妒和打击。这两句是写他的不得志。
“君不见”以下六句,深情歌唱当初燕国君臣互相尊重和信任,流露他对建功立业的渴望,表现了他对理想的君臣关系的追求。战国时燕昭王为了使国家富强,尊郭隗为师,于易水边筑台置黄金其上,以招揽贤士。于是乐毅、邹衍、剧辛纷纷来归,为燕所用。燕昭王对于他们不仅言听计从,而且屈己下士,折节相待。当邹衍到燕时,昭王“拥篲先驱”,亲自扫除道路迎接,恐怕灰尘飞扬,用衣袖挡住扫帚,以示恭敬。李白始终希望君臣之间能够有一种比较推心置腹的关系。他常以伊尹、姜尚、张良、诸葛亮自比,原因之一,也正因为他们和君主之间的关系,比较符合他的理想。但这种关系在现实中却是不存在的。唐玄宗这时已经腐化而且昏庸,根本没有真正的求贤、重贤之心,下诏召李白进京,也只不过是装出一副爱才的姿态,并要他写一点歌功颂德的文字而已。“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慨叹昭王已死,没有人再洒扫黄金台,实际上是表明他对唐玄宗的失望。诗人的感慨是很深的,也是很沉痛的。
以上十二句,都是承接“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对“行路难”作具体描写的。既然朝廷上下都不是看重他,而是排斥他,那就只有拂袖而去了。“行路难,归去来!”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只有此路可走。这两句既是沉重的叹息,也是愤怒的抗议。
篇末的“行路难,归去来”,只是一种愤激之词,只是比较具体地指要离开长安,而不等于要消极避世,并且也不排斥在此同时他还抱有他日东山再起,“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幻想。之心,则何王之门不可曳长裾乎”,指游食于王侯之门。不称(chèn)情:不如意
历来咏西施的诗篇多把亡吴的根由归之于女色,客观上为封建统治者开脱或减轻了罪责。罗隐这首小诗的特异之处,就是反对这种传统观念,破除了“女人是祸水”的论调,闪射出新的思想光辉。
“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一上来,诗人便鲜明地摆出自己的观点,反对将亡国的责任强加在西施之类妇女身上。这里的“时”,即时会,指促成家国兴亡成败的各种复杂因素。“自有时”表示吴国灭亡自有其深刻的原因,而不应归咎于西施个人,这无疑是正确的看法。有人认为这里含有宿命论成分,其实是出于误解。“何苦”,劝解的口吻中含有嘲讽意味:你们自己误了国家大事,却想要归罪一个弱女子,真是何必呢!当然,挖苦的对象并非一般吴人,而是吴国统治者及其帮闲们。
“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后面这两句巧妙地运用了一个事理上的推论:如果说,西施是颠覆吴国的罪魁祸首,那么,越王并不宠幸女色,后来越国的灭亡又能怪罪于谁呢?尖锐的批驳通过委婉的发问语气表述出来,丝毫不显得剑拔弩张,而由于事实本身具有坚强的逻辑力量,读来仍觉锋芒逼人。
罗隐反对嫁罪妇女的态度是一贯的。僖宗广明年间(880—881),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皇帝仓皇出逃四川,至光启元年(885)才返回京城。诗人有《帝幸蜀》一首绝句记述这件事:“马嵬山色翠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阿蛮”即“阿瞒”的通假,是唐玄宗的小名。前一回玄宗避安史之乱入蜀,于马嵬坡缢杀杨妃以堵住天下人之口。这一回僖宗再次酿成祸乱奔亡,可找不到新的替罪羊了。诗人故意让九泉之下的玄宗出来现身说法,告诫后来的帝王不要诿过于人,讽刺是够辛辣的。联系《西施》作比照,一咏史,一感时,题材不同,而精神实质并无二致。这样看来,《西施》的意义又何止为历史作翻案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