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首咏史诗中，诗人展开想象的翅膀，巧妙地将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编织在一起，虚构出一种充满浪漫色彩的艺术形象。
一、二句“青雀西飞竟未回，君王长在集灵台。”青雀，即《山海经》中的青鸟，诗中借喻为替西王母与汉武帝之间传递音讯的使者。青鸟，这任重致远的使者，向西方极乐世界飞去，却竟然一去未回，杳无踪迹。然而，异想升天的汉武帝依然长久地守候在集灵台，等待佳音。起句中的“竟”字精警地表达出汉武帝迷信神仙的痴呆心理：一心以为青雀西飞定会带来仙界好音，谁知一去“竟然”未回，这实在出乎他意料之外。诗人著一“竟”字，极其传神地透露了他这种执迷不悟的心理状态。接着于“长在集灵台”句中和盘托出他的求仙活动，开首两句诗，揭露了武帝迷恋神仙的痴心妄想，寓揶揄嘲弄于轻描淡写中，显得委婉有致，极富幽默感。
三、四句“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赐金茎露一杯。”诗人进一步刻画汉武一心求仙而无意求贤的思想行径，文学侍臣司马相如有消渴病（今称糖尿病），因此水对于这种病人之重要，简直可以说是“救命之水”。但是，汉武只祈求自己长生而全不顾惜人才的死活，就是一杯止渴救命的露水也不肯赐给相如。结尾两句诗人拈出一个表示极大量的副词“最”与一个极小量的数词“一”作对比，前后呼应，便十分准确地揭露出这个君王好神仙甚于爱人才的偏执灵魂。讽刺辛辣而尖锐。诗里的数词已不仅表示量，而且还揭示质，蕴含深刻的思想意义。
《汉宫词》虽然咏汉代事，但和唐代的现实生活密切相连。如果说，这首诗在讽刺汉武帝的迷信与昏庸这方面，写得比较明显而尖锐，那么，在讽喻唐武宗的问题上，便显得含蓄深隐，曲折而婉转。李商隐常以司马相如自况，如：“嗟余久抱临邛渴，便欲因君问钓矶”、“休问梁园旧宾客，茂陵秋雨病相如”、“相如未是真消渴，犹放沱江过锦城”等等。这首诗也是有感于自己的身世，不满唐武宗贬视人才。诗人用典精巧贴切，灵活自然，委婉地表达不便明言又不得不言的内容来，让辛辣的讽嘲披上一幅神话、历史与现实巧妙织成的面纱，显得情味隽永而富有迷人的艺术感染力。
上片首三句，词人从眼前赵府花园之景写起描绘出一片荒废、凄凉的景象，表达出其自身的迟暮之感和亡国之悲。下片再回到对赵府府邸、花园的描写。首句“繁华流水去”，总述赵府昔日繁华不再，过去再美好，转眼都成过往，流露出词人亡国的哀怨之感。结尾三句，接续僧人侵占之意，写僧人把这座府邸当做庙宇，严防死守，不让游人赏玩，词人借此暗示元人对百姓的严酷统治，再想宋朝的覆灭，真令人感慨万千。
上片“西园”三句，点明着笔地点。“春暮”点明晚春时景；接着两句一写草，一写花：草为“乱草”，杂乱野草，遮没路径；花为“残花”，急风阵阵吹打，花瓣纷堕。红雨即指花瓣雨，即花瓣散落如雨，李贺《将进酒》有“桃花乱落如红雨”的诗句。通过描绘满目凄凉的残春景象，烘托出作者的衰老心态和亡国之悲恨。“王侯多宅第，草满玉阑干。纵有春光在，人谁看牡丹”，汪氏所写的这首诗写草虽乱而花却好，虽描写不同，但意义无异。
残垣断壁，故园不在。词人心事重重，由花园着眼整宅，心中不知何等滋味。“念旧巢”二句，由点及面由花园进一步写整座邸宅。“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慨叹东晋王谢等贵族第宅，历经沧桑，豪宅已成废墟，建起平常百姓的住宅，燕子仍来原处做巢，只是屋舍已易他人，此词引用刘诗之意，意为赵府仍在，但已改作佛寺，原来的燕子也不识其处，不知飞到哪家哪户去了。“斜阳外”二句，转写邸宅外景：落日斜照，笛声远送。笔致含蓄深曲，令人感慨亲之。
汪元量对琴师音乐特别敏感，常用声音作为其词的结尾，用幽畅的笛声抒发感慨。怀古声息，笔锋一转，下片又转到府宅、花园本身。“繁华流水去”，是此词所包含之情感。“舞歇”二句展开续写繁华逝去之景象：赵府昔日歌舞升平的景象已为过眼烟云，只见遗钿已被泥土所埋。“忍见”，怎能忍心看到这种景象。蕴含词中心中一缕怀旧情思。以“香”形容“土”，倍觉哀怨。残留于今日往日的脂粉气，而丽人已不在。
“渐橘树方生”四句，重写花园。“渐”“方”“才”三字，深含潜滋暗长的意味，蕴藏无限生机。橘树和桑树颇具深意。生于南方的橘树，不能移植，根深蒂固。汪元量赞赏橘桑，正是表达对故国故土的坚贞。大好园林，却为僧人所占，“便关防”三句，令人感慨万分，谓不让显贵玩赏，防守紧严。只是一座庙宇而已。
这首词，词人以赵府府邸为依托，从园、宅两处进行描写，由园到宅，再由宅到园，反反复复，跌宕起伏，寄托词人思国恋旧的情感，含蓄深曲，凄美婉转。
关于《渔父》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最早认定为屈原作的，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楚辞章句》是在西汉末年刘向编的《楚辞》的基础上作注。在《楚辞》中，《渔父》已作为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之一收入。据此，则认定屈原作《渔父》，又可上推至刘向时。后世认同屈原作《渔父》，影响较大的有南朝梁代萧统编的《昭明文选》和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但此说漏洞颇多。从外证来说，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中引述《渔父》文字时，只是作为行文的一部分，而并非作为屈原的原作转引。王逸《楚辞章句》在明确指出“《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之后，又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则作者又非屈原而成了“楚人”。从内证来说，《渔父》中的屈原表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以下当是赴湘自沉的一幕，似不可能再有心绪用轻松的笔调续写“莞尔而笑”的渔父。何况全文采用第三人称，亦与屈原作为此文作者的身份不合。故近人一般都认为此文并非屈原所作。郭沫若说：“《渔父》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屈原赋今译》)按之作品的实际，这一推断还是比较可信的。
在第一部分中，屈原开始露面。文章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况。时间是在“既放”之后，即屈原因坚持爱国的政治主张遭到楚顷襄王的放逐之后；地点是在“江潭”、“泽畔”，从下文“宁赴湘流”四字看来，当是在接近湘江的沅江或沅湘间的某一江边、泽畔；其时屈原的情况是正心事重重，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文中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八字活画出屈原英雄末路、心力交瘁、形销骨立的外在形象。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在这部分中，渔父上场，并开始了与屈原的问答。对渔父不作外形的描述，而是直接写出他心中的两个疑问。一问屈原的身份：“子非三闾大夫与?”屈原曾任楚国的三闾大夫(官名)，显然渔父认出了屈原，便用反问以认定身份。第二问才是问话的重点所在：“何故至于斯?”落魄到这地步，当是渔父所没有料想到的。由此一问，引出屈原的答话，并进而展开彼此间的思想交锋。屈原说明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即自己与众不同，独来独往，不苟合，不妥协。由此引出渔父的进一步的议论。针对屈原的自是、自信，渔父提出，应该学习“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榜样，并以三个反问句启发屈原“淈泥扬波”、“哺糟歠酾”，走一条与世浮沉、远害全身的自我保护的道路。他认为屈原不必要“深思高举”，从思想到行为无不高标独立，以致为自己招来流放之祸。渔父是一位隐者，是道家思想的忠实信徒。老子说：“和其光，同其尘。”(《老子》)庄子说：“虚而委蛇。”(《庄子·应帝王》，后世成语作“虚与委蛇”)渔父所取的人生哲学、处世态度，正是从老庄那里继承过来的。他所标举的“圣人”，指的正是老、庄一类人物。儒家的大圣人则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坚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九歌·橘颂》)的高尚人格的屈原，对于渔父的“忠告”当然是格格不入的。他义正辞严地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思想、主张。他以“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的两个浅近、形象的比喻，说明自己洁身自好、决不同流合污的态度。又以不能以自己的清白之身受到玷污的两个反问句，表明了自己“宁赴湘流”，不惜牺牲性命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屈原在《离骚》中就曾旗帜鲜明地表示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渔父》中的屈原，正是这样一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不惜舍生取义的生活中的强者。司马迁将《渔父》的文字作为史料载入屈原的传记中，当也是有见于所写内容的真实性，至少是符合屈原一以贯之的思想性格的。
全文的最后一部分，笔墨集中在渔父一人身上。听了屈原的再次回答，渔父“莞尔而笑”，不再答理屈原，兀自唱起“沧浪之水清兮”的歌，“鼓枻而去”。这部分对渔父的描写十分传神。屈原不听他的忠告，他不愠不怒，不强人所难，以隐者的超然姿态心平气和地与屈原分道扬镳。他唱的歌，后人称之为《渔父歌》(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第八十三卷将此歌作为《渔父歌》的“古辞”收入)，也《沧浪歌》或《孺子歌》。歌词以“水清”与“水浊”比喻世道的清明与黑暗。所谓水清可以洗帽缨、水浊可以洗脚，大意仍然是上文“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意思，这是渔父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的一种较为形象化的说法。
最后这一部分，不见于《史记》屈原本传中。从全篇结构来说，这一部分却是不可或缺的：它进一步渲染了渔父的形象；渔父无言而别、唱歌远去的结尾，也使全文获得了悠远的情韵。不少研究者认为《渔父》这篇作品是歌颂屈原的。但从全文的描写、尤其是从这一结尾中，似乎很难看出作者有专门褒美屈原、贬抑渔父的意思。《渔父》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地写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而与此同时，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后世众多诗赋词曲作品中吟啸烟霞的渔钓隐者形象，从文学上溯源，都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楚辞中的这篇《渔父》。如果一定要辨清此文对屈原与渔父的感情倾向孰轻孰重，倒不妨认为他比较倾向于作为隐者典型的渔父。
《渔父》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开头写屈原，结尾写渔父，都着墨不多而十分传神；中间采用对话体，多用比喻、反问，生动、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从文体的角度看，在楚辞中，唯有此文、《卜居》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问答体，与后来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接近。前人说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在文体演变史上，《渔父》无疑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的。
这首词一开始即借“莺莺燕燕”字面称意中人，从称呼中流露出一种卿卿我我的缠绵情意。这里还有第二重含义，即比喻其人体态“轻盈”如燕，声音“娇软”如莺。可谓善于化用。这“燕燕轻盈，莺莺娇软”乃是词人梦中所见的情境。《列子》载黄帝曾梦游华青氏之国，故词写好梦云“分明又向华胥见”。夜有所梦，乃是日有所思的缘故。以下又通过梦中情人的自述，体贴对方的相思之情。她含情脉脉道：在这迢迢向夜中，“薄情”人（此为呢称）啊，你又怎能尽知我相思的深重呢？言下大有“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的意味。
过片写别后睹物思人，旧情难忘。“别后书辞”，是指情人寄来的书信，捡阅犹新；“别时针线”，是指情人为自己所做衣眼，尚著在体。二句虽仅写出物件，而不直接言情，然皆情至之语。紧接着承上片梦见事，进一层写伊人之情。“离魂暗逐郎行远”，“郎行”即“郎边”，当时熟语，说她甚至连魂魄也脱离躯体，追逐词人来到远方。末二句写作者梦醒后深情想象情人魂魄归去的情景：在一片明月光下，淮南千山是如此清冷，她就这样独自归去无人照管。一种借玉怜香之情，一种深切的负疚之感，洋溢于字里行间，感人至深。
这首词紧扣感梦之主题，以梦见情人开端，又以情人梦魂归去收尾，意境极浑成。词的后半部分，尤见幽绝奇绝。在构思上借鉴了唐传奇《离魂记》，记中倩娘居然能以出窍之灵魂追逐所爱者远游，着想奇妙。在意境与措语上，则又融合了杜诗《梦李白》“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咏怀古迹》“画图省识向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句意。妙在自然浑融，不著痕迹。
文章中提出“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是振聋发聩之语。这虽与中国农本主义的传统有关，但更是基于作者对当时读书做官、物欲横流的不良风气的深切痛恨及批判。作者指出应尊重“苦其身，勤其力”“以养天下之人”的农夫，批评了一心想做官发财的读书人，表现了极为可贵的进步思想。全文语言浅近贴切，叙事议论不加雕饰，明白如话，但“颇有言近指远之处”。
这封家书原不分段，但从文意可以把握到它是讲了四层意思。
首先是郑燮从家中来信得知的信息很高兴，高兴的是有“一种靠田园长子孙气象”。这对远在山东作七品知县的他是很大的欣慰，因为宦海不仅凶险，而且肮脏，郑燮是厌倦了官场生涯的，后方家园有此气象，无异有着极好的退路。所以，他一再喟叹“堪为农夫以没世矣”。此中人生感受极深，不言而自见。至于叮嘱备制足够农活用具，家人都要习作农活，以及待穷亲友要有“暖老温贫”情意，日常饮食应粗茶淡饭自供等等，全为强化“靠田园长子孙”的厚道而自俭“气象”。
由此而紧接着申述“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的观念，这是从理论上说清为什么要强化上述“靠田园长子孙气象”。作者自己原已是个地道的“士”，却申称在农、工、商、士的四民之列居士于末，强调“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这显得很奇突。读者不应认为郑燮恪守的是小国寡民式的小农思想，进而以为在城市经济已趋发达的清中叶，这种思想是保守落后的。郑燮的这些想法，一是儒家农本思想所教化的表现，此中还有民本观念；二是他这个从小生活于农村的下层知识分子出身者对乡土特有的感情；更重要的是他在与世俗社会中千奇百怪的“士”的行为的比较中形成农夫才算是“天地间第一等人”的观点。他其实并非要一笔抹倒“士”的价值，他讲了“士”本应“又高于农夫一等”的，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可是，世道风气却变为“士独于民大不便”，专门孳生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令正派士子为之气短，反而“捱人笑骂”。所以，郑燮显然是有所激愤而发，这一层必须得看到。
到这里，农为四民之首而士为末的道理已讲透，可是他还旁敲侧击地加上一笔：“尝笑唐人《七夕》诗，咏牛郎织女，皆作会别可怜之语，殊失命名本旨。”所谓“唐人《七夕》诗”，未知所指何篇。杜牧《七夕》云：“云阶月地一相过，未抵经年别恨多。最恨明朝洗车雨，不教回脚渡天河。”李商隐《七夕》云：“鸾扇斜分凤幄开，星桥横过鹊飞回。争将世上无期别，换得年年一度来。”则确是“皆作会别可怜之语”的。而牛郎、织女命名的本旨，是“织女，衣之源也；牵牛，食之本也，在天星为最贵”，而唐人诗又确是“失其本旨”了，所以他特地在家书中要家中人明此理后身体力行，在“重农夫”上，“勤谨”而不准“荡轶”上告诫兄弟子侄辈，从具体行为上强化前述“靠田园长子孙气象”。
最后再从田产设置上嘱咐既要使全家有所恃，又不能贪求过多，占人产业，并将结束语落实在“我自做我家事”六字上。
作为“家书”，本是随意写来，意行则行，意止则止，不必花梢，多饰语。这通家书即平实而生动，真挚恳切之极，而文字却又行云流水，自然吞吐，然而绝不散漫，在“意”的缕析上，犹如茧裹而紧圆，脉理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