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林纪事》根据《宣和遗事》载:宣和间,上元张灯,许士女纵观。各赐酒一杯。一女子窃所饮金杯。卫士见,押至御前。女诵《鹧鸪天》词云云。徽宗大喜,以金杯赐之,卫士送归。
词中记述宣和年间,元夕观灯的盛况。上片写京都的繁华。元宵节日,灯宣交辉,歌舞腾欢,笙乐通宵。下片写观灯女子饮酒窃杯的一段月话。这首小词,反映了当时都市生活的繁华,也反映了当时的佳风之盛。通篇以一个民间女子的口吻,写得婉转自然,颇具诗色。
李白《与韩荆州书》是他初见韩时的一封自荐书。文章开头借用天下谈士的话--“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赞美韩朝宗谦恭下士,识拔人才。接着毛遂自荐,介绍自己的经历、才能和气节。文章表现了李白“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的气概和“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的自负,以及他不卑不亢,“平交王侯”的性格。文章写得气势雄壮,广为传诵。
李白的《与韩荆州书》在创作上颇具个性。他在漫游荆州时,听说荆州长史韩朝宗喜欢推荐有才之士,便写了这封求荐的信。对于古人而言,尽管这样做也是正常的,但也总是有求于别人的事情。文气大体上总是以谦抑为好,就是说自己的优点,也应含蓄一点。然而李白这篇求荐书,却完全将自己放在与对方平等的地位上,毫无掩饰地讲述自己的才华。把一篇求荐文章,写得文气纵横恣肆,气概凌云。这同样反映了李白纯真无邪的诗人气质,决不因求人而有半点委琐的私意、屈懦的鄙态。这是因为他相信自己的才华足以用世,而其用世之志,则在于忠义奋发、以报君国。故求韩荐己,同样完全是出于一片公心;而想象韩如能荐己,同样是出于这一片公心。两片公心的相识,两位贤士的相与,这中间自然不必要有任何世俗的表现。这样,就将这封信写得极其光明磊落,内心无私,文风自然就能尽情地抒发。为此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篇原本是世俗交际的文字,却犹如他的诗一样,充分表现出他的个性。这里面所具有的,正是“天生我才必有用”那样的自信。
《与韩荆州书》在写作艺术方面的特点是顿挫跌宕,起伏照应。由古及今,以古人喻韩朝宗达三四次之多。渐次道来,而意在言外,发人深思。一些佳句流传至今,如“龙蟠凤逸”、“颖脱而出”、“扬眉吐气”等。典故使用也恰当得体,起到了激发韩朝宗的作用。
李白这首《长歌行》深受同题古辞的影响。长歌行古辞或写及时建功立业,不要老大伤悲;或写游仙服药,延年长寿;或写游子思乡,感伤人命短促。陆机《长歌行》恨功名薄,竹帛无宣;谢灵运《长歌行》感时光流速,壮志消磨;梁元帝《长歌行》写及时行乐;沈约《长歌行》写羁旅行后倦恋金华殿,功名未著,竹帛难宣。总之李白之前运用长歌行古题者,均触景感时,抒写悲伤之情,寄寓着他们对美好人生的追求,以及追求不得的怅惘感伤的心灵。李白由此感悟人生,联想反思自己功业无成,游仙不果,重蹈古人的覆辙,陷入痛苦之中,不抒不快。于是尽情倾吞,激昂文字,悲歌式的心灵,融汇着千古人所共有的情愫,感发着人意,体验着人生的苦乐。
此诗前十句为第一段。
开端两句,总述桃李迎春得朝阳而鲜花怒放,争芳吐艳,然而它也只是荣华当年。一年一度春芳桃李,这是自然规律,因而桃李花开是春天的象征,是美好的象征。经过幽闭冬藏的寒日笼照之后,转而接受春日温暖的朝阳抚摸,使大地万物顿感复苏,呈现了活跃的旺盛的生命力,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精神倍增,昂扬奋进,这是物之常理与人之常情。故人们把人生美好时刻称之为青春。可是作者认知不限于此,而更深入探索桃李迎春吐艳,其条件是须春阳细腻的化育,苦心无私地用功,生存发展离不开春日阳光。由此作者更悟出君臣关系的相互依存的道理,预伏后面“功名不早著”之因。日这个描写意象在古诗中曾有象征君王之意。桃李遇春阳而开,贤相逢明君而荣,自然常律与人事常理,有其相似之点,明写桃李,暗喻君臣事理。这可能是用“得日开”的甘苦用心吧!美好意象的描写,深含着美好感情与对美好事物的追求。美虽美;但尤感不足之处,只是荣华当年,因而更值得珍惜。
接着作者连用四句诗赞美春光之妙用,“东风动百物,草木尽欲言。枯枝无丑叶,涸水吐清芬。”东风送暖,遍吹大地万物,阳气萌发,万物从蛰伏中苏醒,争现新姿,构成了一个生命律动的美的境界。因而草木尽欲显露英姿,冬日的枯枝丑叶败落净尽。“无丑叶”的对应之意是“竟美叶”。已经乾涸的水泉,也喷吐着清香的水柱。这四句从开端的桃李花开一点,铺叙春回大地的全景。桃李艳美又衬托东风不停地化育万物,草木换新颜,涸泉复吐清芬,尽现出春之美,写出春之境界。总上六句诗正是诗人触景所生之美感,又以平淡自然的文字与诗句,绘成春光美的形象与意境,诗人入于境中,而又出于境外,妙笔生花,与境冥合。于平淡的描写中凝聚着深蕴美与哲理性认知,然而它绝不同于自然教科书的说理。
这一段后四句则由上面春光境界的描写而转入讨论,发抒感慨,寻求造成这一美景的力量来源。“大力运天地,羲和无停鞭。功名不早著,竹帛将何宣。”作者依据中国古代哲学家见解,也认为这是自然界的神力,运转天地,故而有春、夏、秋、冬四季,因而也就生成了宇宙中万物的自然生存、发展、死亡的各自规律,形成了不同季节的不同景象。不过人们总是偏爱春日,而厌恶冬日,不过这是当时人们无法改变这一阴阳变化的规律。当然他们也从天地运行不止,时光流速,永无停止中,观察万物的生衰,包括人的生老病死,悟出了一个人生道理,人亦应如春日桃李花一样,要在青春的美好时刻,展示怀抱,建立丰功伟业。生时为人们仰慕赞美,死后美名留青史,千古流芳。可是在现实中的李白,虽有美好的理想和作人的价值观,以及奋进不止的精神,但由于得不到“日”(皇帝)的温暖抚育,年华老大,驾着六龙的日神车,驭手羲和又催赶不停,如不能在青春时早立功名,就更不能留名于竹帛的史书之中。默默无闻地离开人世,故深为痛恨。外在的无形压力与内在愤激之情的积郁,终于迸发出忧患不平的心声。从过去的借鉴,目前的现状,到未来的预测,拓展时空,言浅而意深,雅正而浑厚,发展了五言古诗的传统特点。诗写到这里诗情与意旨都该停顿,但留给人们的是为何功名不早立,结局又是如何的悬念。
诗的后十句为第二段。
头两句照应开端,深化诗意。桃李既然是专在追求青春,应青春而显美容。那么有人能赊取太阳,使其不动,青春不是永在吗?“谁”字有疑问之情,本是不能之事,设想其能,从幻想中慰勉自己,从幻境中享受快感,从而减轻了心里压力,从困境得到解脱。
然而幻想是暂时的,当其转化为现实之时,也就从狂热转化为冷静,用理智滤取生活的轨迹,明确是非与得失,于是铸成“富贵与神仙,蹉跎两相失”的痛定思痛的诗句。对于自己的言行作出了新的判断,知昨日之非。追求富贵功名,神仙长生,这是统治阶级的享乐意识和人生价值观。当了官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标志,自然富而且贵。于此又滋生长生不死的幻想和妄求,目的永远保持自己的权贵地位与富裕的生活条件,名与利两收。求官不得则游仙,表示超然物外,清高自恃,平等官吏,也能获得美名。可在唐代它又是作官的终南捷径,初盛唐的封建士人多通此径。李白亦不例外,拜谒官吏,寻访名山高僧仙师,获取功名富贵。于今两相失败,一事无成,虚度年华,悔恨不及,再次跌入痛苦的深渊之中。
进而想到古人曾说的“人生非金石,”“寿无金石固,岂能长寿考”,于是发展成为“金石犹销铄,风霜无久质”。就算人生如金石之固,可金石在长久的风霜侵袭与磨蚀之下,也会使完整之体粉碎为沙砾,更不用说人又不是金石。春之桃李、草木、清泉等也自然难以保持它们春日美姿了。言外之意,人不能长生,其功名富贵就要及早得到,否则就有得不到危险;既或得到了也难以长存。所以古人求仕的经验,“早据要路津”,实现竹帛留名的人生价值。表面上看这两句与前两句无关,然而它是似断实连,是对游仙长生的否定。诗意的发展,感情跳荡,思潮起伏的写照,因而表现为诗句的跳跃性,留给人们以悬念,追求究竟,诱人深入,弄得水落石出。
当其悔恨昨非之时,必然改弦更张,作出新的抉择,“畏落日月后,强欢歌与酒。”及时行乐,纵情歌唱,酣饮消忧。否则就要落在时间的后面,衰朽之躯,想行乐也不可能了,空空地走向死亡世界,白活了一生。一个“强欢”,透露出其内心曲隐之愁情,是不情愿地造作欢情,是无欢心地造作欢情,是借歌与酒消解胸中愁情,是一时的麻醉。这种有意识麻醉自己是心灵更痛苦的表现,这是李白艺术上超常的表现,发人人所感而尚未意识到的内心深曲。这是大家路数,而非小家捉襟见肘的手法。
然而,就是这一点强作排解的自我克制的希望,也难以达到与满足,痛心地写下了结尾诗句:“秋霜不惜人,倏忽侵蒲柳。”严酷的秋霜从无仁爱之心,萧杀万物,于人也无所惜,突然间降临,侵害蒲柳之姿。蒲柳为草木之名,体柔弱而经不起风霜,经霜而枯枝败叶,苦无生机。这里是用典,《世说新语》记载,顾悦与梁简文帝同岁,而顾发早白。简文帝问顾“卿何以先白?”顾答:“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姿,经霜弥茂。”蒲柳之姿是顾自指,松柏之姿喻简文帝。李白用此典切合自己身份,微贱之躯,经不得风霜摧残。秋霜这里既是自然的威力,同时又是象征邪恶的政治势力的残酷打击。以不可抗御的力量打击毫无准备的柔弱微贱之躯,其结果不言自明。结句不仅含蕴丰厚,而感情也至痛。令人不平,催人泪下。真是可以称作长歌当哭之作。
李白这篇乐府诗综合前人同题之作的长处,而自成一格,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清新俊逸,奇伟特出,是大家手笔。诗以比兴诗句开其端,触景生情,但它并非泛咏桃李荣谢,人生无常,及时行乐之作,而是表现出用常得奇,抒写出超出常人的胸怀壮思,生命的价值。绝非庸庸碌碌的小人私欲,它是盛唐时代精神的高扬。它描写出一代人的精英的爱国衷肠,对美好的自然春景的赞颂,对爱美与追求美好理想的倾诉,对自己事业无成的愤懑及自我解脱不成的痛苦,敞开心扉,让人们尽情了解他的内心衷曲。一颗跳荡的心,激荡的变化,万端的感情,牵动着优美的自然画面,透视出社会的不公正。美好理想总是难以兑现,为此而忧患着,抗争着,终不免遭受秋霜的厄运。美好的人性遭受摧残,不是一个时代的现象,而是阶级社会中共有的现象。盛唐社会尤其如此,令人深思。
李白成功地塑造这天才者遭受厄运的心象,还借助于他熔铸古诗的叙事、抒情、议论手法于一炉,运用得出神入化,挥洒自如,成为一个完整艺术表现体系,只见诗境美,而不见技法。这正是李白所追求的清真美。
戴复古的诗中同情劳动人民之作不乏其例。著名的如《庚子荐饥》等。可以看出,尽管戴复古名列江湖诗人之榜,但他并非一味地逍遥江湖。社会时事、人民生活时常撞击他的心灵,使我们更加了解了作者“身在江湖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的良苦用心。
本诗在表达“农夫夏耘”而“吾安坐”这样一个主旨时,大胆地运用比喻和想象。虽然《庄子》中就是“今以天地为大炉”的说法,贾谊《鵩鸟赋》中也说:“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土;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但是,他们所要表述的思想实质是人在自然面前的无可奈何,而戴诗在运用这些比喻和想象的同时,又强调了农人于酷暑中的辛勤劳作,以致秋日百谷才能有收获。这样,就把暑热与农人生活紧密联系起来,而诗的主题也在暑热与农人劳作的交汇中得以升华。他用对生活深刻体验所描写的内容,实际上已经由“悯农”上升到“敬农”。较之唐代诗人李绅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思想境界更高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