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清照的词中，“花”是出现得最多的意象。她笔下的花，不仅有人的情志，如“宠柳娇花”（《念奴娇·萧条庭院》），“梅心惊破”（《孤雁儿·藤床纸帐朝眠起》）；而且有眉、腮，如“柳眼梅腮”（《蝶恋花·暖雨晴风初破冻》）；有肌骨，如“玉骨冰肌”（《瑞鹧鸪·双银杏》）；因而也有肥瘦，如“绿肥红瘦”（《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菊花纤细，这里就用“揉损琼肌”来描写菊花的纤纤玉骨。然后进一步用四个历史人物来作类比反衬。贵妃醉脸，是对牡丹的比喻。李正封《咏牡丹》有“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唐玄宗认为可比杨妃醉酒（见《松窗杂录》）。作者通过铺杨贵妃、孙寿、韩令、徐娘等典故，来说明白菊既不似杨妃之富贵丰腴，更不似孙寿之妖娆作态。其香幽远，不似韩寿之香异味袭人；其色莹白，不似徐娘之白，傅粉争妍。她是屈子所餐，陶潜所采。屈原《离骚》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陶渊明《饮酒》之五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细赏此花，如对直臣高士，香淡风微，清芬酝藉，不减于酴釄。酴釄，即荼蘼花，花黄如酒，开于春末。
下片续写，用一“渐”字表示时间推移，秋阑菊悴。“雪清玉瘦”呼应“揉损琼肌”，紧扣白菊在风雨中挣扎自立从开到谢的神态。这里不说人对残菊的依恋，反说菊愁凝泪洒，依依惜别。用郑交甫“汉皋解佩”的典故，以班婕妤的“秋扇见捐”自喻。这两个典说的都是得而复失、爱而遭弃的失落、捐弃的悲哀。怅惘之情，融入朗月清风，浓烟暗雨之中，又通过这既清朗、又迷离的境界具象化。同时，它又暗示了，菊既不同流俗，就只能在此清幽高洁，又迷蒙暗淡之境中任芳姿憔悴。
词人不胜惜花、自惜之情，倒折出纵使怜爱之极，亦不能留花片时。情不能堪处，忽宕开作旷达语：只要人情自适其适，应时菊赏，且休忆他屈子忠贞，行吟泽畔；陶潜放逸，采菊东篱。
这首词抒发了作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青春年华的依恋之情。整首词通过玉树，瑶草，花，月长存不朽的向往，表达了对美好生活和年少青春的深深依恋，而这种浓厚的依恋，却正是建立在明知以后将要失去的无奈和恐惧之上，这种感情在后主词中，是不常见的。
开篇两句写景，点明地点和环境，自富贵气渗透出作者强烈的依恋之情。“去年”和“今年”都是虚指，写美好的生活画面，时间的推移并不能使美好的事物转变，“花不老”并不是真的花从不凋谢，而是在人眼中永不凋谢；“月又圆”也不是今日才圆，而是未见缺，只见圆。这里的描写，以心理真实去刻画生活真实，用情感真实塑造了艺术真实，表现出作者对美好幸福生活的独特感受。这种感受在后三句中得到了集中体现，作者把过去的感受化成独特的人生期待和追求，他希望能真的象自己想象的那样，花不凋、月常圆，人也和花和月一样，青春永驻、幸福常在。
应该说，李煜前期的作品中春怨秋闺词很多都有对人生的感叹和希望，但有如这首词一样热切的企盼和依恋的情绪并不多见。究其原因，大概因为他那时并不能真正体味到“失而弥珍”的道理，所以他前期作品虽然怨深愁切，但对生活的底蕴却并未有更深的感触。而只有当他真正体味到一切将失而不能复得进，他方能真正对这一切产生深深的依恋，而这种依恋恰恰是建立在对未来的恐惧和忧虑之上的。由此可见，这首词大概为李煜中期的作品。
这首词篇幅短小，但所指极大，语言明白如话，但字字寓有深意，通俗中见别致，白描中见含蓄，表现了作者驾驭文思言词的较高功力。
《思佳客》，即《鹧鸪天》，首见于北宋宋祁之作，至晏几道填此调最多。《词谱》卷十一说：“宋人填此调者，字、句、韵悉同”。因贺铸词有“化出白莲千叶花”句，故又名《千叶莲》，又因其有“梧桐半死清霜后”句，故又名《半死桐》，又名《于中好》、《思越人》、《看瑞香》、《第一花》、《禁烟》、《翦朝霞》、《骊歌一叠》、《锦鹧鸪》、《避少年》、《鹧鸪引》、《醉梅花》。双调，五十五字，上片四句，下片五句，上下片各三平韵。前片第三、四句，与过片三言两句多作对偶。
“丹桂”四句，上片写闰中秋景色及词人的感想。言桂花已经二度开放，菊花的花期亦相应延长了。词人以桂、菊两种秋季当令的花，点出“闰中秋”的特点；即是这年秋天有了两个八月，秋天就足足延长了三十天。因此，接着词人又说，天上的圆月就像人间的宝镜一样，因为是“闰中秋”，所以缺而复圆；而自天河而来的泛星槎亦在“闰中秋”时去而复还。“仙槎”，即贯月查。
“分不尽”五句，下片即景感怀。言中秋天凉，而时令也在八月之半，今遇“闰中秋”，所以又可以将之分成一半，故词人反而有“分不尽，半凉天”的一种感觉，词人闲暇无聊，唯有这天上圆月与之作伴，又因为是在“闰中秋”的缘故，时令还没有到深秋，所以气候也还不太凉冽；月中嫦娥也显得非常引人注目，所以词人才有可能，又一次在这天晚上独倚栏干欣赏这一圆月了。
作者在全文三大段中，运用多种手法，由远及近，曲折写来，逐渐把文章推向高潮，突现主旨。
第一段用欲扬先抑法。所谓“读李翱文”，主要是写读了李翱的《幽怀赋》后的所感所叹，但文章在此以前作了层层铺垫，对比映衬。作者先说读了李翱的《复性书》的看法。《复性书》是李翱的代表性文章，有上中下三篇，内容是以《中庸》为理论根据，提出人有性和情两个方面，认为“情有善有不善，而性无不善也”，要求去情复性。作者认为该文写得不好，只是给《中庸》作注释而已，理解能力强的人可以不读它而直接读《中庸》，理解能力弱的人则读它也读不懂，这样的文章可以不写。此纯为“抑”。次说读了李翱的《与韩侍郎荐贤书》的看法。作者认为李翱不得志时愤于当世无肯荐拔自己的人，故说这番话，如果得志就未必如此；但又说信中对韩愈的“好贤”，仅比之于“秦汉问好侠行义之一豪俊”之所为，评论得很恰当。此为“抑”中有“扬”，以“抑”为主。最后才写到读了《幽怀赋》后的赞赏。并为自己和李翱生不同时而嗟叹不已。经过这样的先抑后扬，蓄势衬托，再来表现对李翱的钦佩之情和知己之感，就显得更加深挚浓烈。
第二段用抑彼扬此法。这段开始并不直接承继上文，一下子写明《幽怀赋》的什么内容感动了自己，而是先插入韩愈文章以为对照，似断而实连。韩愈是欧阳修倾心推崇的人物，这里就肯定地说：“凡昔翱一时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韩愈。”可是对他写的《感二鸟赋》则不以为然。韩愈的这篇赋作于唐德宗贞元十一年（795），当时他仕途失意，三次给宰相上书自荐，都未被理睬，后在离长安东归的路上看到“笼白鸟、白鹤鹆”西行进献天子者，就有感而作此赋。赋中说：“感二鸟之无知，方蒙恩而入幸。唯进退之殊异，增余怀之耿耿。”作者认为韩愈的赋只是为自己不得志发牢骚而已，如果他当时能如二鸟之“光荣而饱”，得意作官，就不会写这篇赋了。此处抑韩文的目的是为了扬李赋，所以接着说：“若翱独不然”。笔锋一转，就引出李翱赋中使作者产生共鸣的那几句话：“众嚣嚣而杂处兮，咸叹老而嗟卑；视予心之不然兮。虑行道之犹非。”并肯定李翱为河北藩镇割据的严重局势而引起的忧时之心。欧阳修自己也是个以天下为忧的人，他不满意那种叹老嗟卑，仅仅为个人遭遇发泄不平的诗文，所以把不以个人进退出处为念，唯忧国家治乱安危的李翱引为同调，并结合李翱当时的政治情况，提到系乎有唐一代存亡的高度来加以赞颂。由于文章采取了这种抑彼扬此、对照烘托的手法，使行文更加曲折，而对李翱的称颂也境界更高，分量更重。
第三段则用以古联今法。此文不是为写读后感而写读后感。作者惜唐是为了悲宋，赞李翱之赋是为了抒自己之情。所以这段一开始就承接前文，由李翱所处的时代联系到北宋当时的现状：“然翱幸不生今时？见今之事，则其忧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忧也！”作者生活的仁宗时期比李翱所处的唐代中叶，内忧外患的严重程度有过之无不及，可是作者认为当权者中没有人忧虑时局，不仅自己不忧时，还讥笑打击忧念国运、改革弊政的人，“不以为狂人，则以为病痴子”。作者揭露批判此种“光荣而饱”的人物的行为心态，锋芒尖锐而用笔含蓄。最后，作者愤激地说：“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千回百折逼出的这两句话是文章的点睛之笔，也是题旨所在。全文如此曲折跌宕。层层递进，由彼及此，由古及今，将作者的忧时之心、愤世之意，尽情吐泄，显得情辞悲怆，感慨浓烈。
这篇读后感属议论文字，言辞也很尖锐犀利，鲁迅就说此文末尾“呜呼”云云几句话“悻悻得很”，并把它作为“指斥当路”的“古人并不纯厚”的例子之一加以肯定（《花边文学·古人并不纯厚》）。宋代李涂说：“论及时政，子厚发之以愤激，永叔发之以感叹”（《文章精义》二）。还说欧阳修许多文章，“有‘呜呼’二字，固是世变可叹，亦是此老文字遇感慨便精神”（同书五一）。这篇文章里就蕴积着他的深沉感叹，作者忧世而不能的愤慨和对守旧的当权派的指斥，表达得柔中见刚，诗意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