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刚一看似乎是写一位弃妇的痛苦心情，其实更有深意。上阕开头展现一位被西风吹乱鬓发的妇人形象，牵起对于往事的回忆。下阕即景抒怀，表达被弃的痛苦。“阴晴”句转作自慰，但又不甘心“被弃”的遭遇。最后终于意识到痛苦根源：是错结了富贵鸳鸯。开篇三句：“对西风、鬓摇烟碧，参差前事流水”，写一位女子对着瑟瑟的秋风，鬓发蓬乱，满腹心事。意在说明：这个女子的遭遇很不幸，内心异常矛盾和苦痛。此刻，她浸入对往事的追忆，品尝着爱情幻灭的苦涩的滋味。
“紫丝罗带鸳鸯结，的的镜盟钗誓”，女子回忆她和情人情投意合时的情景。男子给她系上佩戴鸳鸯结丝带，表示他们的缕缕柔情，山盟海誓永不分开。“镜盟”，借徐德言与乐昌公主事，表示夫妻决不离异。“钗誓”，典自陈鸿《长恨传》唐玄宗和杨贵妃“定情之夕，授金钗钿合以固之。
“浑不记，漫手织回文，几度欲心碎。”笔锋一转，男子负心绝情前秦时苏蕙苦苦思念丈夫窦滔，织锦用来写首尾都能诵读的诗寄到远方，回文、织锦之典，用来指寄给丈夫的书信。女子“手织回文”，寄给情人而不得消息，依然伤悲而已。
上承定情，负誓，“安花著蒂。奈雨覆云翻，情宽分窄，石上玉簪脆”，女方从男方漠然反应中看出事情已无可挽回，努力将是徒劳而已。爱情的花朵已经凋落，流不焉再有情。“雨覆云翻”，句出自杜甫《贫交行》“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比喻男子的态度没有恒常。女子一片真心，付之东流，两人的爱情无法再维持下去了，最终走上了不可挽回的绝路。
这几句表明了女子的愿望，但男子态度无情无义，终于走上像玉簪一样摧折。“朱楼外，愁压空云欲坠。月痕犹照无寐。”女子站在楼头，思绪万千。朱楼外，天空中沉沉云雾，被她心头沉重的愁绪压得似乎要坠落下来似的。以云衬愁，哪知愁比云更厚更重。夜幕降临，月突破云的包围，洒下银色的光辉，使她久久不能安眠。几点愁肠，几处苦痛。
“阴睛也只随天意，枉了玉消香碎”，“阴情”偏取“阴”义，意表爱情生活的不幸。嗟叹重拾，觉悟顿生。既然天意如此，也只好顺从天意，尽管为此而“玉消香碎”即忧郁憔悴至死，也不是枉活一场？
“君且醉。君不见、长门青草春风泪。”想得通了，心胸顿觉豁达。“长门青草”，源于五代薛昭蕴《小重山》“春到长门春草青”和韦庄《小重山》“绕庭芳草绿，倚长门”，又借汉武帝时陈皇后失宠幽居于长门宫事以自喻。“春风泪”王安石《明妃曲》“泪湿春风鬓脚垂”。春风指面，杜甫在《咏怀古迹》中有句“画图识得春风面。这几句是女子的自我宽慰。宠辱皆是过眼烟云，终究是一场空。完全不必为云而耗神。
“一时左计。悔不早荆钗，暮天修竹，头白倚寒翠。”“荆钗”，《烈女传》讲：“梁鸿妻孟光，荆钗布裙。”表示妇女的服饰朴素。杜甫《佳人》诗：“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赞颂妇女生活清贫寂寞而品质忠贞高尚。女子后悔当年一时糊涂，以致落个弃妇的下场，倒不如就做一个贞女，一直过着寂寞清贫的生活。词在悔恨交加的情调中结束。
这首词用典或化用前人诗词成句的地方很多，但融化无迹，如同己出，十分自然精切。上片陈思往事，叙事性很浓，作者运用比喻和比喻性很强的典故来写，收到了叙事清晰、生动形象、词简意丰的效果。下片书写愁绪和悔恨之情，自铸词语和融化典故除了仍有上述特点外，还善于借景抒情，寓情于景，因而更增强了抒情的生动性和形象感。作者是宋末遗民。从他所处的时代看，词写的似乎并不单纯的弃妇之恨，还寄托着词人亡国之思。
白居易主张诗文“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又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这首诗完全体现了他的这种理论主张，既不为艺术而艺术，又不为自我而艺术。诗中反映出他能跨越自我、“兼济”天下的博大胸襟，表现了诗人推己及人、爱民“如我”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封建社会开明官吏乐施“仁政”、惠及百姓的进步思想，激动人心。
“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是全诗的警句，反映了白居易的思想：大丈夫贵在兼济天下，做利国利民之事，不能只顾独善一身。白居易《与元九书》说：“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白居易自谦称）虽不肖，常师此语……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这两句可视为白居易的抱负和志向，也可视为他希望实行“仁政”的政治主张和处世哲学。这是古代正直的、欲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
作品结尾四句“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源于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它表明，两位伟大诗人的博爱情怀都是一致的。宋代黄澈在《巩溪诗话》中曾对两诗的优劣进行了论述。其实这大可不必区分优劣。两人都是面对自我处境的一种超越，只不过老杜并未愁苦于个人饥寒、白氏并未沉溺于个人饱暖而已，皆为难能可贵。无论自身寒暖，诗人心中念念不忘、重重忧虑的都是天下百姓。
作品艺术的高明之处在于，表面写的是“稳暖”，实质写的是“仁政”。或者说，“稳暖”只是其写实，“仁政”才是其虚拟，即意象创造。白居易在唐文宗大和四年（830年）被任命为河南尹，辖区就是洛阳城。后来，他又写了一首内容相近的诗《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其中写道：“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同样表达了他的爱民激情，同时也蕴含着他的“仁政”理想。他在《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诗中说得异常明确：“我有大裘君未见，宽广和暖如阳春；此裘非缯（古代丝织品总名）亦非纩（细丝绵），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钝拙制未毕，出亦不独裹一身。若令在郡得五考（唐制：经五次考绩才可转官。意谓任满），与君展覆杭州人。”显然，白氏所谓“裘”，实乃“法度”、“仁政”的一种象征。不管是“盖裹周四垠”，还是“都盖洛阳城”，均要实施“法度”、推行“仁政”。作为封建官吏，他要维护的当然是封建统治，但在客观上也给平民百姓带来一定益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