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社会，尤其是在统治阶级内部，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互相争夺。有的人表面上装得一片赤诚，满面笑容，花言巧语，而在背后却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这首诗对人心险恶进行了揭露，诗人让人们警惕，不要上他们的当。
这首诗可分为两个部分。这两部分的结构非常相似，都是先阐明观点，然后分别用典加以论证。自“天可度”至“使君父子成豺狼”为第一段，写奸人的伪言可离间夫妇、父子的关系。开篇用天地和人心对比，说明人心难测，不可不防。天地本来不能被度量，诗人却言之凿凿地说可以衡量，原来是因为人心的关系。由此可见，揣摩人心的难度高于度量天地。当然这里的“人心”不是指所有的人，而是指小序里的“诈人”，也就是那些阴险狡诈之辈。“但见丹诚赤如血”二句言人世间的某些人，表面看起来热血喷涌，丹心赤诚，实际上他们善于伪装，巧言惑众。这里用“但见”与“谁知”搭配，十分巧妙，加上用比，深刻揭露了这类人两面派阴险丑恶的嘴脸。紧跟“劝君掩鼻君莫掩”四句，连用“掩鼻”“掇蜂”两个典故，揭露了楚怀王夫人郑袖和尹吉甫后妻内心阴暗，巧施奸计，最终达到了她们“割美人鼻”和“放伯奇于野”的目的。诗人巧用比喻，用参商二星比喻夫妇离散，用豺狼野兽比喻父子成仇。这两个典故说明，即便是最亲近的人也会因为“诈人”的挑拨而反目。
自“海底鱼兮天上鸟”至“不测人间笑是瞋”为第二段，深入一层，将笔触及官僚阶层中的阴险奸诈之辈，揭露他们人性的极端卑劣丑恶。“海底鱼兮天上鸟”以下四句以高鸟可射、深鱼可钓来衬托人心不可预料。“君不见李义府之辈笑欣欣”二句用李义府笑里藏刀、暗中杀人的历史典故，说明专制政体下政治运作的黑暗和人性的险恶。这说明不管在官场还是生活中，阴险狡诈、笑里藏刀的人是很难提防的。末二句则自然得出变化神奇的阴阳皆可以测定，而人间的“笑是瞋”不能测定的结论。这样，就使人们认识到阴险奸诈之辈的可畏、可恨，对此类人必须高度警惕。
这首诗巧用典故，写出了诗人在生活、官场中的重要感受，批评了言行不一的狡诈小人，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这是诗人对世态人情细微观察的结果，是他人生经验的总结，从中可以看出诗人蕴蓄着一股难以遏止的愤世之情。通篇全用议论，语言短促有力，明白如话，对世态人情的描摹刻画入木三分，设喻生动贴切，增强了全诗的形象性，使这首说理性很强的诗变得生动活泼，而道理又说得明白透彻。
本文是一篇议论文，收录于《焚书》。该文写于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5年），主要是用来驳斥耿定向的理论。
李贽在该文中主要阐述了“童心“的文学观念。“童心“就是赤子之心，“一念之本心“，实际上只是表达个体的真实感受与真实愿望的“私心“，是真心与真人得以成立的依据。李贽将认知的是非标准归结为童心。他认为文学都必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在李贽看来，要保持“童心“，要使文学存真去假，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将那些儒学经典大胆斥为与“童心之言“相对立的伪道学，这在当时道学僵化的环境中有它的进步性与深刻性。
李贽的“童心“，其实是新儒家学者先天性善论的继承和发挥。他说，所谓“童心“就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这种“本心“是最纯洁的，未受一切污染的，因而他也是最完美的，最具一切美好的可能性的。“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实则是人的个性和主体价值的自觉。如果丧失了这种自觉的“本心“，那么，人就失去了个体价值，人就不再能以一个真实的主体而存在：“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而道学及其教育却使人的这种纯洁“童心“丧失殆尽，丧失人的真实存在的价值：“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总之，由于道学的教育，闻见、道理、名誉等的刺激引诱，人就会失掉其本来的善良本性，从而失去为善的内在根据。反过来说，只有断绝道学教育所灌输的闻见、道理等，才能保证“纯真无伪最初一念之本心“。而所谓闻见道理都来自圣贤之书，即是程朱义理。“多读书识义理“，使仁义道德的说教由耳目闻见入主于身心之中，取代了“童心“，使人们的语言、行为都变得虚伪，“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想由“多读书识义理“的途径达到“内含以章美，笃实生辉光“，只能适得其反。正是这些圣贤之书所传播的“闻见道理“障人“童心“，使人“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正是道学教育败坏人才，败坏政事，败坏社会风气，造成一派虚假。“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 者，又岂少哉？“总是，道学教育使人丧失自然纯朴真挚的“童心“，道学家们都是一伙“失却真心“，专门说假话、做假事，写假文的“个人“，他们把社会变成了“无所不假“的欺诈场所。
李贽从“童心“出发，大胆地揭露了伪道学家的虚伪本质，把“六经“，“《语》、《孟》“等圣经贤传当作一切虚假的总根源，大胆地否定了传统的经典教材。李贽认为这些圣经贤传真伪难考，是非不辨，根本不能奉为经典。“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贤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即便是圣人所说的话，也“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因而，“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大胆的，表现了李贽反教条、反传统、反权威的叛逆精神。这对人们摆脱程朱理学的思想束缚，敢于发露“童心自出之言“，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
李贽的时代，正是八股盛行，依经出题作文、代圣人立言，不能表达独立见解的文风泛滥的时代。李贽却认为，“童心“即“真心“是文章的直接本源。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换句话说，即天下最好的文章，都是作者真性实情的流露，性情已真，则其文无所不真。不管什么时代，不拘何种体裁，都显示出作者的精神风貌，都是真有价值的。“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因此，他认为，所读的书是不应该受到限制的。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且书本知识、读书内容也是日渐其新、日益发展丰富的。所以，只要出于“童心“的作品，不分时代和文体，都应该是读书的内容。甚至认为“东国之秘语，西方之至文，《离骚》、班、马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宋元名人之曲“，“申韩之书“等，“肌臂理分，时出新意“。且“摅其胸中之独见“，都可“意人益智“。这种要求广读诸书，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的读书为文的主张，是与其主张自由、解放的思想相一致的。只有这样读书，才能够不受一经一说的约束与专断，避免由于学术上的狭隘性而造成的“圣经贤传“的思想垄断而丧失“童心“。
但李贽所肯定的“自然之性“的真挚“童心“，是从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出发的，其主要矛头是程朱理学及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育目的论。这本身也就是陆王心学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学术旨趣之一。
李贽的“童心“在本质上既近阳明又近佛。王阳明道：“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将李贽的“童心“一比较即可看到，李贽的所谓“童心“受到外来的闻见、道理、名誉等种种刺激引诱以致失去本来面目，即阳明所谓“良知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李贽所谓“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也即是王阳明所谓“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从学术关系来看，李贽实也属于王学左派。他在南京时曾师事泰州学派的学者王襞。王襞是王艮的儿子，幼闻庭训，王艮在淮南讲学时，王襞长期在左右，对于“乐学“之说尤多发挥。据此可知李贽与泰州学派的渊源，他是得泰州之传。再者，受佛道影响原也是泰州学派的特征之一，这一点，李贽自己也是明白承认的。他在《阳明先生年谱后语》里说：“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不幸年逋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先生语，示我阳明王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李贽的《与马历山书》中，“童心“、“真心“，亦有此意：“人人各具有，是大圆镜智，所谓我之明德是也。是明德也，上与天同，下与地同，中与千贤万圣同。彼无所加，我无所损。“
李贽的《童心说》对于当时文坛的反复古主义起过积极的作用。明代文坛前后七子在作文教育上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对前人规步矩随，丝毫没有自家的精神气魄。即便是前七子中最负盛名的李梦阳，钱牧斋也批评他说：“献吉以复古自命，曰：古诗必汉魏，必三谢，今体必初盛唐、必杜，舍是无诗焉。牵率模拟，剽窃于声句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如童子之洛诵，字则字，句则句，篇则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天地之运会，人世之景物，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而必曰汉后无文，唐后无诗，此数百年之宇宙日月，尽皆缺陷晦蒙，直待献吉而洪荒再辟乎？“批评很辛辣。前后七子在程朱理学及八股文风的禁锢之下，“不能吐其心之所有“，相率为假古董。李贽针对文坛颓风，提倡以“真“对“伪“的《童心说》，反复古派最有力的袁宏道，即多受其思想的影响。
总之，《童心说》以其强烈地反对道学教育及封建名教的束缚，反对权威和僵化，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特征，具有了近代启蒙思想的色彩。它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压制人的个性和情感，程朱理学摧残人们精神和理智的一种抗争；它提倡个性的自由解放，以及自由发展的人本主义；它是封建名教重压下的人的主体的觉悟；它与初步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经济状况相适应。这种见解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无论是对文艺批评，还是对教育的理论与实施，都具有深刻的积极意义。
这两首诗抒写诗人对美好春光的爱惜之情，表达了作者因年老求仙不得而产生的孤独之意。
第一首诗前四句写作者对春天美景的爱惜，也抒发作者对生命的感慨。东风吹来美好之气遍于天地之间，树木在春光中欣欣向荣。灿烂的阳光照耀得芳草遍地生绿。但到了暮春之时，花朵散落飞扬，因此感叹自然规律的不可转移。后六句从日暮时孤云众鸟各有所归，想到自然中的万物皆有所托，而自己却漂泊无依。因此举杯对着石上之月，邀之共饮，以达长醉歌春日之芳菲。情调既是感伤，也是豁达。
第二首诗开头说自己原有隐居之意，想象自己对着一壶酒，过着闲云野鹤的生活。接着具体描绘隐居的生活图景：“横琴倚高松，把酒望远山。长空去鸟没，落日孤云还。”这几句满含出世之意，甚似王维的诗境。最后笔锋一转，发出时光易逝、生命苦短的感叹，隐含了理想抱负难以实现的悲情。
这首讽刺追名逐利的小令，主题很传统。现红看来未免消极，不过有其特定的时代意义。元朝的政治环境，对于像作者这样的汉人士子是很险恶的。自延祐年间正式开科取士到元末，汉人仅占文官总数的百分之四。汉人好不容易做了官，还要受到种种歧视与排挤。红这样的大环境下，就算是再热衷功名的人也要被迫“淡泊名利”了。这种感慨处世之艰，厌恶名利场、是非海，向往自由闲适生活的主题，红元散曲中屡见不鲜。如马致远的“种春风二顷田，远红尘千丈波，倒大来闲快活”（《四块玉·叹世》）白朴的“知荣知辱牢缄口，谁是谁非暗点头。诗书丛里且淹留。闲袖手，贫煞也风流。”（《阳春曲·知几》）等等；就算那些官运亨通的汉人，也会生出类似的情愫。如曾任翰林学士承旨的卢挚，就发出“风云变古今，日月搬兴废，为功名枉争闲气”（《沉醉东风·叹世》）的哀叹，做到太子少傅的姚燧，同样有“有人问我事如何，人海阔，无日不风波”（《阳春曲》）的感慨。
“晨鸡初叫，昏鸦争噪”二句，直接刻画出人们为求功名起早贪黑的情景。公鸡“初”叫，人们就急忙赶上追求名利的道路。来来往往，熙熙攘攘，这种吵闹不亚于乌鸦争噪。一朝一夕，正如今天的早晚高峰，不过公鸡与乌鸦的嘶鸣换成了汽笛的尖叫罢了。“那个不去红尘闹”名利之路车马飞奔，卷起红尘滚滚，乌烟瘴气。“路遥遥，水迢迢，功名尽红长安道”，长安道也就是功名之路，它是如此的遥不可及！正如唐宋诗词所言“君不见外州客，长安道，一回来，一回老”、“车马九门来扰扰。行人莫羡长安道”。“今日少年明日老”功名渺茫不可期，而韶华转瞬即逝，似乎今朝还是少年，明日便垂垂老矣！“山，依旧好”笔锋骤变，转为赞颂青山之美，十分突兀。而后紧跟的“人，憔悴了”四字，与子形成了鲜明对比。青山无论风霜雨电，都屹立红那里，不失自然本色。而人们为了功名利禄，戎马倥偬，风尘仆仆，渐渐失去了青春年华，甚至丢失了本心。如此人生，甚至不如青山上的一块石头，岂不可悲可叹！
纵观全篇，前面大半篇幅都红刻画追名逐利者的丑态与可怜。可临近结尾突出“山，依旧好”四字，看似突兀，实则与上文的平铺直叙以及下文的“人，憔悴了”四字形成鲜明对比。用大自然的永恒，对比人生的短暂。直扣心弦，发人深省，充满冷峻隽永之美。
其一
唐代边事频仍，其中有抵御外族入侵的战争，也有许多拓地开边的非正义战争。这些战事给国家造成了沉重的负担，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无休止的穷兵黩武。主要由于统治者的好大喜功。同时也有统治者煽动起来的某些人的战争狂热作祟。这首小诗，显然是对后者的功诫。
这首诗可分前后两层意思。前四句为第一层，描绘边塞的秋景。作品所写是“八月萧关道”的景象，但诗人首先描绘的则是一幅内地的秋色图：“蝉鸣空桑林”，绿色的桑林叶落杈疏，显得冷落而萧条，又加之寒蝉的鸣叫，更寒意大起，诗诗中的主人公就在这样的季节踏上奔赴萧关的道路，走出一个关塞又进入另外一个关塞，边塞的景色就更为凄凉不堪了：他看到的只是“处处黄芦草”。诗人先以内地的秋景为衬垫，进而将边塞的从景描写得苍凉之极，其用意在于暗示战争的残酷和表达诗人对此的厌恶之情。
“从来幽并客，皆共沙尘老”，与王翰的“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可谓英雄所见，异曲同工，感人至深。幽州和并州都是唐代边塞之地，也是许多读书人“功名只向马上取”、“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追逐名利的地方。然而，诗人从这些满怀宏图大志的年轻人身上看到的却是“皆共沙尘老”的无奈结局。末两句，以对比作结，通过对自恃勇武，炫耀紫骝善于驰骋，耀武扬威地游荡，甚至惹是生非而扰民的所谓游侠的讽刺，深刻地表达了作者对于战争的厌恶，对于和平生活的向往。前面讲的幽并客的时候，作者还没有什么贬意，字里行间里还隐约可见对于献身沙场壮士的惋惜之情。用“游侠儿”来形容那些只知道夸耀自己养有良马的市井无赖，作者的反战情绪有了更深层次的表达。
此诗写边塞秋景，有慷慨悲凉的建安遗韵；写戍边征人，又有汉乐府直抒胸臆的哀怨之情；讽喻市井游侠，又表现了唐代锦衣少年的浮夸风气。
其二
此诗在构思上的特点，是用侧面描写来表现主题。诗中并没具体描写战争，而是通过对塞外景物和昔日战争遗迹的描绘，来表达诗人对战争的看法。开头四句是从军士饮马渡河的所见所感，描绘了塞外枯旷苦寒景象。诗人把描写的时间选在深秋的黄昏，这样更有利于表现所写的内容。写苦寒，只选择了水和风这两种最能表现环境特征的景物，笔墨简洁，又能收到很好的艺术效果。首句的“饮马”者就是军士。诗中的“水”指洮水，临洮城就在洮水畔。“饮马”须牵马入水，所以感觉“水寒”，看似不经意，实则工于匠心。中原或中原以南地区，秋风只使人感到凉爽，但塞外的秋风，却已然“似刀”。足见其风不但猛烈，而且寒冷，仅用十字，就把地域的特点形象地描绘了出来。三四两句写远望临洮的景象。临洮，古县名，因县城临洮水而得名。即今甘肃东部的岷县，是长城的起点，唐代为陇右道岷州的治所，这里常常发生战争。暮色苍茫，广袤的沙漠望不到边，天边挂着一轮金黄的落日，临洮城远远地隐现在暮色中。境界阔大，气势恢宏。
临洮一带是历代经常征战的战场。据新旧《唐书·王晙列传》和《吐蕃传》等书载：公元714年（开元二年）旧历十月，吐蕃以精兵十万寇临洮，朔方军总管王晙与摄右羽林将军薛讷等合兵拒之，先后在大来谷口、武阶、长子等处大败吐蕃，前后杀获数万，获马羊二十万，吐蕃死者枕藉，洮水为之不流。诗中所说的“长城战”，指的就是这次战争。“昔日长城战，咸言意气高”，这是众人的说法。对此，诗人不是直接从正面进行辩驳或加以评论，而是以这里的景物和战争遗迹来作回答：“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蒿。”“足”是充满的意思。“白骨”是战死者的尸骨。“今古”贯通两句，上下句都包括在内；不仅指从古到今，还包括一年四季，每月每天。意思是说，临洮这一带沙漠地区，一年四季，黄尘弥漫，战死者的白骨，杂乱地弃在蓬蒿间，从古到今，都是如此。这里的“白骨”，包含开元二年这次“长城战”战死的战士，及这以前战死的战士。这里没有一个议论字眼，却将战争的残酷极其深刻地揭示出来。这里是议论，是说理，但这种议论、说理，却完全是以生动的形象来表现，因而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手法极其高妙。
这首诗着重表现军旅生活的艰辛及战争的残酷，其中蕴含了诗人对黩武战争的反对情绪。
其三
第三首诗记述了一次征战的全过程，从征兵到战斗结束，充分揭示了战争的残酷性，表达了对戍边普通士卒的深深同情。
前两句记述将军领旨征兵，暗示了这是一次规模浩大的会战，统兵者权倾一时，名耸天下。第三、四句写朝廷用很重的礼仪拜将出征，而大军沿途经过的州郡也预先按制迎送。这四句描写声势浩大，为下文伤亡之重做了铺垫。接着写出征的结果：参战的几万将士无一生还。虽然言语浅白，却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纷纷”，将慷慨赴死的悲壮场面刻画得淋漓尽致，但这些戍卒的生命又不同草芥。作者隐愤难平，发出了“臣愿节宫厩，分以赐边城”的呼声，这是作者那颗忠直爱国殷殷之心的自然流，虽然这次惨败，但亡羊补牢为时不晚。最后两句含蓄地揭示了这次惨败的重要原因，即战略物资奇缺，以步兵之帅与强大的游牧骑兵部落在广漠里作战，必然失败。所谓兵者，国之大事，不得已而用之，战前不作充分的准务，就仓促应战，其失败也就可想而知了。这两句也含蓄地讽刺了唐王朝视战争如儿戏的草菅人命行为。
其四
第四首前两句以汉朝霍去病代指唐朝立下赫赫战功的边疆将领。一片悲戚的气氛，因为刚刚埋葬了因战殉国的将军。然后写将军的部下都前来祭奠他，他的死讯使广大的北方边境为之震动。这四句从侧面烘托了将军生前深孚众望，深受士卒爱戴，威震边疆的名将风采，他的死是天下百姓的一大损失。
第五、六句写了忠实的部曲在将军生前随他转战北方广大而漫长的边境地带，立下了赫赫战功，而今将军去世，他们的功勋人多被取消了，而且他们所率领的部队不久也会被调离开去。接着写将军的旧部们虽被剥夺了功勋，但还将被派往别处的的边地驻防，他们悲愤不已，却也只能是对天痛哭。
全诗叙事严整有序，笔力雄健奔放，格调悲壮沉雄，诗人以高度凝练的语言记录了一位将领的丧葬场面，并由此而折射出军队之中由于有功难赏，致使英雄流涕的不公平现像，从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封建社会中深刻的内部矛盾，对有功将士的遭遇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更遣”二字值得玩味，愈显朝廷对有功将士的不公，扼腕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