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除尾联两句抒情言志以外,其余六句都是咏蓑衣的。首联写渔人爱蓑衣。颔联写渔人披蓑衣。颈联写渔人脱蓑衣。
蓑衣虽然是用草和绳子编缀而成的,但是在渔人的眼里,它是色彩鲜明、质地轻柔的,穿着它是胜过衣服的。穿上它,倚在船上钓鱼是非常合适惬意的。吟诗是诗人的事,钓鱼是渔人的事,既钓鱼又吟诗,就不是一般的渔翁,而是闲居江湖的高雅之士的行为了。诗人爱蓑衣,正是他喜爱浪迹江湖,不与污浊庸俗的官场往来的思想情感的流露。这两句为全诗定下了基调,表现了淡泊清高的情韵。
颔联叙渔人披蓑衣。这两句意思是:在那芦苇的婆娑影子里,在那浮动的水气中,披着蓑衣卧在渔船之上;在那如盖的莲叶影里,在那清幽的荷香中间,披着蓑衣御着雨。这一联写得有意境,波光潋滟,烟霭迷蒙,苇影参差,莲叶滴翠,荷花吐香,加上雨洒做面,如溅珠进玉,此间一叶扁舟,舟上卧着披了蓑衣的渔人,这景象充满了诗情画意。诗人描绘这么一幅渔人乐趣图,是对渔人无忧无虑生活的赞颂,也是对“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世外桃源的向往。诗人之所以要叙写渔人披蓑衣的情景,就在于借此表现一个桃花源式的理想天地。因此这里的景愈美,也就显得人愈雅,从而对比了现实社会中官场的混浊,披上蓑衣,就能超然尘外,就可归返自然,诗人对蓑衣是非常喜爱的。
颈联写醉后和晴时脱蓑衣,在两种情况下脱下蓑衣:一是在好客的酒家开怀畅饮、醉意朦胧之后,狂放自在,抛开了蓑衣;一是在晚霞满天,收棹拢岸之后,把蓑衣脱下来,随手堆放在渔舍里。这显然是对无拘无束、怡然自乐的渔人生活的讴歌。
以上三联都集中笔墨于写蓑衣。首联系总起,二三两联分写,一写“披”,一写“脱”。“披妙时风景如画,“脱”时神情活现。写“披”,景是动,人是静;写“脱”,景是静,人是动。一“披”一“脱”,两相对照,把诗人对这种渔人生活的由衷深爱披沥无遗。
尾联画龙点睛,揭示主旨:任凭你紫绶金章有多高贵,我是不会轻易把我的蓑衣换你的官场礼服的。“莎衣”也就有了象征意义。“富贵非吾愿”,衣锦而招摇过市那是沐猴而冠。穿上莎衣“遁世以保真”,“渔歌入浦深”;“白云依静渚”,“万事不关心”。诗人面对宋太宗而拒绝受官,正和他不愿将蓑衣换官服的思想行为是相一致的,由此可见其思想情操。这就表明,这首《莎衣》,不是一般的咏物诗,而是一首咏物言志诗。
这首诗表现了诗人视官爵如敝屣的思想,由于要和“紫缓金章妙对举,因而诗人改变了自楚辞《渔父》以来一贯咏渔翁的写法,不着力于“人”而专意于“衣”,从而构成“换”的关系,构思新巧。在前三联极写蓑衣的基础上,笔锋一转,泻出正题,是点峭传神之笔,足有千钧万解之力。
一
由古至今,文人雅士以“月”为题的诗文不胜枚举,从《古今图书集成》所搜罗的作品,即可见一斑。谢庄有五子,他替他们取了甚为风雅的名字,分别是飏、朏、颢、从(上有山)、瀹(上有草)。有风,有月,有山,有水,可见谢氏是个性情中人,甚为风雅,且对“月”定有一份难以名状的好感,故也以“月”为题,创作了《月赋》。纵然在当时,人们对《月赋》的评价已十分不一致,如,宋孝武帝为之“称叹良久”,认为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佳作;颜延之则说:“美则美矣,但庄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后人更拿它来和宋玉的《风赋》、谢惠连的《雪赋》做比较,但看法仍有分歧。就以“月”为题的文学作品来看,谢庄的《月赋》仍是其中的翘楚,否则,像《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类书,就不会相当一致地都收录了这篇文章。
二
我们可以发现谢庄的行文并不直接切入主题——“月”,而是拿曹植和王粲来替自己说话,先是以“陈王初丧应刘,端忧多暇”作为起笔。之后,陈王“抽毫进牍,以命仲宣”,让主角转到王粲身上,文章由此处宕开,最后,再以陈王连连称“善”作结。以这样的虚构来从事文学创作,谢庄并非头一位,这种以构拟的人物进行对话的行文方式,早已成了“赋”文学的一特征。
而谢庄仅仅是踵继前人的作法,却引来不少的批评,认为《月赋》既然借历史人物来创作,但也该考虑到是否合乎史实。如,王粲死于建安二十二年春,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也都卒于这一年,而到了魏明帝太和六年曹植才被封为陈王,谢庄却称曹植为“陈王”,又有说既已假托王粲之口来抒发情感,就不应该写入孙坚夫人梦月入怀而生孙策的传说事件。这样听起来似乎言之成理,但,对于一篇非史非传的文学作品而言,我们理当以较感性的眼光来看待它,不应如此苛责,因为他并不损害文章的美感。
由于《月赋》以“陈王初丧应刘,端忧多暇”为开头,让谢庄笔下的“月”注定以愁忧的形态出现。风月、山水本是无情的,因人而沾染了许多的情感,“月”亦是如此,它本身并没有喜怒哀乐,是谢庄希望让它带著情感的色彩。而长年为病所苦的谢庄,自称已是“常如行尸”而“无意于人间”。有这样的情怀,心中那份说不尽的哀戚,当然也很容易地渲染了所见到的“月”。
人也会随著外在景观的改变,而体悟自我,所谓“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指的正是这个道理,而一年四季中,最容易让人有悲伤、凋零之感的,应是“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的秋天,在这样的季节里,“月”自然也会浸染惆怅与孤凄。所以,谢希逸也就以秋天的“月”作为《月赋》描写的主题对象。
三
“月”既然是全文描写的主题对象,而谢庄在四百四十三个字中,直接点出“月”字的,虽然仅有六次,但是每一次都是那么恰到好处。
曹子建因刚遭受知己亡故之痛,忧闷不乐,已久未出游,夜半时分愁绪又起,遂外出解闷。遥望着天空,见到“白露暧空,素月流天”,心中不胜感慨,低声吟诵起《诗》句来,仍觉不足以消愁解闷,于是要王仲宣为此情此景写一篇文章。原本愁思是闷在曹植的内心里,因为偶然之间见到“月”,那份内在的情绪也就有了一个可供寄托的外在具象——“月”,让无情的“月”和有情的人彼此接触在一起,展开了对“月”的描写。
王粲在陈王授意之下,先是一番的谦虚,述说自己的不才,幸蒙陈王的恩宠,不敢有负此恩,只好姑且一试,接著就说道:“日以阳德,月以阴灵。”以类此“日”、“月”的对比,及其延伸出的“阳”、“阴”观念做为开头,引领出种种附着人的价值观的“月”和“月”的神话传说,可以说是铺陈、说理的成分多,而写景、抒情的成分甚少,“朒朓警阙,朏魄示冲”,将“月”相的变化说成了是在警示人君的作为须合德,须谦冲;“委照而吴业昌,沦精而汉道融”,更引用了梦“月”入怀的神秘传说,让“月”与朝代、家国的兴衰产生了一定的系连,凡此种种,想必是汉赋“铺采摛文”和“劝百讽一”的遗型。
写完了“月”的种种典故,谢庄又继续借王粲之口,连写了十四句优美异常的文字,虽没直接点明就是在写“月”,但句句扣紧“月”:先是以六个句子来描写天上的云气、地上的湖光山色的种种,为月的升起营造出不凡的气象;等到月由东方缓缓升起,也仅以“升清质之悠悠,降澄辉之蔼蔼”如此不著痕迹的笔法写出;接著,又是以六个句子来形容月色本身和月色底下的景况。正由于月色是如此的俊美,君王也因而喜爱此月,罢去所有的歌舞,也就“去烛房,即月殿”,此时才明言“月”字,做为前文的说明,也为后文预留了线索。
走向“月”殿,带来了羁旅的几许孤寂,感受到至亲好友不在的凄楚,王粲的“月”也从没有直接感情的柔美,转为诱发感慨的凄美。此时,不管是天籁,还是乐音,听来一切都是那么凄苦异常,更反过来使人有一种无限的郁结萦绕于胸,最后发现唯有“愬皓月而长歌”,才能消解种种的不乐。因“月”引发愁绪,也唯对“月”长歌才能消除愁绪,表示只能与“月”对话,这就更显出羁旅的孤独与悲哀。
对“月”长歌什么呢?“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临风叹兮将焉歇?川路长兮不可越。”望着“月”,一时间感到虽与美人相隔甚远而无法相见,但那共有的明“月”可以传递彼此的信息,也算稍稍慰藉相思之苦,回过神来,发现距离终究是无法超越的。这种因“月”而引发对家乡、对情人的相思,可说是千古不变的母题。由于唱得深情款款,听者也听得入神,却霎然而止,听者恍然若失,于是又歌一曲:“月既没兮露欲晞,岁方晏兮无与归,佳期可以还,微霜沾人衣。”“月”将西没,是岁也将终了,要人趁时光尚好时回去,正与“升清质之悠悠,降澄辉之蔼蔼”的“月”升起的情形相呼应,做为完美的结束。
最后,陈王的连连称“善”,不但给予王粲一个回应,也算回应了文前的“陈王初丧应、刘”,总结了全文。
四
据史书的记载,与谢庄同时的袁淑,看过谢庄所作的《赤鹦鹉赋》之后,曾感叹道:“江东无我,卿当独秀。我若无卿,亦一时之杰也。”李调元称此赋“属对工整”,且认为是“律赋先声”。而与《赤鹦鹉赋》同一时期所作的《月赋》,亦运用了许多整饬的对偶,有三字句、四字句、五字句、六字句等对,甚至有骈四俪六的句式。以最为人所称道的“若夫气霁地表”至“周除冰净”一段为例:
“气霁地表”对“云敛天末”
“洞庭始波”对“木叶微脱”
“菊散芳于山椒”对“雁流哀于江濑”
“升清质之悠悠”对“降澄辉之蔼蔼”
“列宿掩缛”对“长河韬映”
“柔只雪凝”对“圆灵水镜”
“连观霜缟”对“周除冰净”
十六句中两两对偶,有五组四字句对,二组六字句对,而且前八句更是“四、四;四、四;六、六;六、六”的骈四俪六的句式;且“末”、“脱”二字同一韵,“濑”、“蔼”二字又一韵,“映”、“镜”、“净”三字也同韵,知其亦开始讲求押韵。
总之,《月赋》除了情感的表达甚为成功,结构上亦是自为完整的一体,句子的对偶、押韵,也充分展现了“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的时代特色。
这首诗是《拟行路难》中的第四首。抒写诗人在门阀制度重压下,深感世路艰难激发起的愤慨不平之情,其思想内容与原题妙合无垠。起首两句,通过对泻水的寻常现象的描写,形象地揭示出了现实社会里门阀制度的不合理性。接下四句,诗人转向自己的心态剖白。全篇构思迂曲婉转,蕴藉深厚,此诗托物寓意,比兴遥深,而又明白晓畅,达到了启人思索、耐人品味的艺术境界。
诗歌起笔陡然,入手便写水泻地面,四方流淌的现象。既没有波涛万顷的壮阔场面,也不见澄静如练的幽美意境。然而,就在这既不神奇又不玄妙的普通自然现象里,诗人却顿悟出了与之相似相通的某种人生哲理。作者运用的是以“水”喻人的比兴手法,那流向“东西南北”不同方位的“水”,恰好比喻了社会生活中高低贵贱不同处境的人。“水”的流向,是地势造成的;人的处境,是门第决定的。因此说,起首两句,通过对泻水的寻常现象的描写,形象地揭示出了现实社会里门阀制度的不合理性。诗人借水“泻”和“流”的动态描绘,造成了一种令读者惊疑的气势。正如清代沈德潜所说:“起手万端下,如黄河落天走东海也。”这种笔法,正好曲折地表达了诗人由于激愤不平而一泻无余的悲愤抑郁心情。
接下四句,诗人转向自己的心态剖白。他并没有直面人间的不平去歌呼呐喊,而是首先以“人生亦有命”的宿命论观点,来解释社会与人生的错位现象,并渴望借此从“行叹复坐愁”的苦闷之中求得解脱。继而又以“酌酒以自宽”来慰藉心态失去的平衡。然而,举杯消愁愁更愁,就连借以倾吐心中悲愤的《行路难》歌声,也因“举杯”如鲠在喉而“断绝”了。这里诗人有意回避了正面诉说自己的悲哀和苦闷,胸中郁积的块垒,已无法借酒浇除,他便着笔于如何从怅惘中求得解脱,在烦忧中获得宽慰。这种口吻和这笔调,愈加透露出作者深沉浓重的愁苦悲愤的情感,造成了一种含蓄不露,蕴藉深厚的艺术效果。
诗的结尾,作者才吐出真情。“心非木石岂无感”,人心不是草木,不可能没有感情,诗人面对社会的黑暗,遭遇人间的不平,不可能无动于衷,无所感慨。写到这里,诗人心中的愤懑,已郁积到最大的密度,达到了随时都可能喷涌的程度。不尽情宣泄,不放声歌唱,已不足以倾吐满怀的愁苦了。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下面出现的却是一声低沉的哀叹:“吞声踯躅不敢言!”到了嘴边的呼喊,却突然“吞声”强忍,“踯躅”克制住了。社会政治的黑暗,残酷无情的统治,窒息着人们的灵魂。社会现实对于寒微士人的压抑,已经到了让诗人敢怒而不敢言、徘徊难进的地步了。有许许多多像诗人一样出身寒微的人,也只能像他那样忍气吞声,默默地把愤怒和痛苦强咽到肚里,这正是人间极大的不幸。而这种不幸的根源,已经是尽在言外,表现得很清楚了。所以,前文中“人生亦有命”的话题,也只是诗人在忍气吞声和无可奈何之下所倾吐的愤激之词。
这首诗托物寓意,比兴遥深,而又明白晓畅,达到了启人思索、耐人品味的艺术境界。从作者的表达情感方式来说,全篇构思迂曲婉转,蕴藉深厚。明代王夫之评论此诗说:“先破除,后申理,一俯一仰,神情无限。”清代沈德潜评价说:“妙在不曾说破。”准确地指明了这首诗的艺术特点。伴随感情曲折婉转的流露,五言、七言诗句错落有致地相互搭配,韵脚由“流”、“愁”到“难”、“言”的灵活变换,这一切,便自然形成了全诗起伏跌宕的气势格调。
《题郑防画夹五首》,是黄庭坚题咏郑防画夹中作品的组诗。郑防是藏画的人,画夹相当于现代的集锦画册之类。
第一首诗题惠崇的画。惠崇是僧人,能诗善画。《图绘宝鉴》说他“工画鹅、雁、鹭鸶”;《图画见闻录》说他“尤工小景,为寒江远渚,潇洒虚旷之象,人所难到”。正因为惠崇的山水、花鸟饶有诗意,才格外引起诗人品题的兴味。王安石、苏轼都有诗题咏他的画。苏轼的七绝《惠崇春江晚景》,更是脍炙人口。黄庭坚这首诗的首句六字,既点明画的作者,又描绘出画境。画中景物并不止“烟雨”、“归雁”,但作者有念留给读者想象的空间。诗中给人们展现了一幅烟雨归雁图。二三句承上,一气而下,写因欣赏画中景色而生幻觉:恍惚之间,好像坐在潇湘、洞庭的烟波之上,目送行行归雁,乡情油然而生。诗人很想唤一叶扁舟,回归故乡。第三句中的“唤”字,有的版本作“买”。“买”字不如“唤”字灵活。这三句不仅笔致疏朗轻淡,传写出画中的“虚旷之象”,而且化画境为实境,融入思归之情。第四句从前三句中跌落,描写诗人身心已沉浸于幻境之中,忽听得友人说:“这是庭青!”才恍然省悟,知道错把画境当作真境。这样结尾,峰回路转,饶有情趣。
“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郭熙《林泉高致》),诗画有相通之处。因此,诗歌可再现画境。但以诗题画,一般不宜于全写真境,更不宜全写画境。全写真境,变成了山水景物诗,不成其为题画诗;全写画境。用诗句一一描述画中景物,无异于舍弃诗歌的想象和抒情之长,容易写的呆滞而无生气。沈德潜说杜甫题画诗:“全不粘画上发论。如题画马、画鹰,必说到真马真鹰,复从真马、真鹰发出议论。后人可以为式。”(《说诗晬语》)杜甫的《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便从画面引出真景,又由真景返回画景。黄庭坚这首诗,便学习了杜甫题画诗的手法,使画中之景与画外真景水乳交融,并同人的感情发生交流。
杜甫的题画诗,还有一个特点,便是在描绘画境中道出画理。如《戏题王宰山水图歌》,因题画而道出“尤工远势古莫比,咫尺应须论万里”的艺术见解。黄庭坚在此题的第二首诗,题咏的是郑防收藏的郭熙的画,也运用这一表现手法。郭熙是北宋山水画家,其画强调“取势”。他说:“真山水之川谷,远望之以取其势。”他的山水画论《林泉高致》提出的“三远”——高远、平远、深远,就是要取山川之远势。黄庭坚对绘画有很高的艺术素养,所以这首诗的前二句“能作山川远势,白头惟有郭熙”,是很精当的评价。三四句具体咏赞画夹中郭熙之作。郭熙曾为苏才翁家摹写宋初北派山水画家李成的《骤雨图》六幅,因此笔墨大进。诗人在郑防画夹中得以见到《骤雨图》真迹,非常兴奋。但三四句不直说,而是曲折达意。自从见到郭熙画后,他禁不住跃跃欲试,也来摹写《骤雨图》,但一时找不到六幅好绢。“鹅溪”,在今四川三台,以产上好画绢著称。把六幅画绢说成是“六幅鹅溪”,以出人意料的语言,创造出新奇的意象。溪水清澈透明,恰似皎洁轻柔的画绢。黄庭坚学杜甫诗,以善于锤炼句法、字法著称,于此句可见。这两句既奇警,又自然天成,而且给整首诗增添了盎然意趣,补足前二句之意,使全诗不流于枯燥。
从章法和句法来看,第二首诗的第三、四句,一起一落,折出笔势,同前一首的第三句一气连贯、第四句陡然转折不同。可见诗人用笔灵活多变,决不重复,总是力求创新与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