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渲染相思之情难以磨灭。
首二句借用江淹《别赋》的典故：“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表明相思之情，因离别而产生，只要人生有离别，也就会伴随有相思的感伤。“思如何？”似问实答，答案就是“伤如之何！”那份凄伤，那份悲苦，难以抑制，无法消除。
后二句更从红豆的喻象下笔，说红豆本身其实不懂相思，只是人们以之寄寓相思之情而已，因此红豆的生灭，实与相思的存幻无关。有红豆，人们心头会有相思之情；没有红豆，人们心头照样会有相思之情。想借消除红豆灭绝相思，根本不会得手。你就是把相思豆踩破了，它来春照样会萌发新芽，这好比你强行压抑下心头的相思之情，它反而会更加强烈地重新激荡在你的心头。“只恐”语气上似是推测，其实是确凿无疑的肯定，诗人用了婉曲的语气，反而加强了人们的印象。这一首在组诗中，起承上启下之作用，既回答了第一首诗中红豆是否懂相思的疑问，又承续了第二首诗对相思之情刻骨铭心的状绘，同时为下一首爱赏红豆的述写作了铺垫。
这首小词写于南渡后的某个清明节。全词以生动朴素的语言勾画了江南清明时节如画的风光，抒发了远离家乡的孤独感和忧时伤事的苦闷心情。
上片抓住清明时节江南特有的风光展开画面。“雨湿清明”，既点明了时间，又描状了江南一带清明时节雨纷纷的特色。“香火残”，指清明扫墓时焚烧的香烛纸钱被雨水打湿后的情状。“碧溪”，写江满溪碧青色的春水。“燕泥寒”，说南来的燕子正啄着带寒意的泥土准备筑巢。词人面对以上这些风物，不由得件件触起深沉悲凉的感慨。由清明扫墓而联想起自己逃离家乡客居江南，无法祭扫先人之坟；由燕子啄泥做窠，而联想起自己四处飘零无以为家，更由霏霏淫雨，料峭春寒，而联想起国事的暗淡艰难。透过歇拍“日长独自倚阑干”的背后，可以想见词人心中蕴含着多少辛酸沉痛的潜台词啊！上片中迷漾的景色又正与词人凄迷的心境妙合交融，富有一种深沉动人的韵。
下片写江南美好的春景及悲苦的心绪。首句描画出刚脱了笋壳的修长的新竹青翠欲滴，散发出一片耀眼的绿色，沁人心脾。次句化用苏轼“花褪残红青杏小”，（《蝶恋花》）句意，状写新近褪落了娇艳花瓣的杏花杏子尚小，嫩绿而酸，清新可爱。这样美妙的江南春色是多么令人心花怒放，神怡颜开啊!然而词人笔锋陡转，以反诘句“江南春好与谁看”收结全词。既与上片歇拍孤独怆然韵心境相呼应，又表达了自己失国亡家、忧念时事而无心观赏的沉痛心情，烙上了时代的印记。这正是朱敦儒南渡后中期词作的可贵之处。这首词如同这一时期其它同类题材的词作一样，如“独倚危楼，无限伤心处。芳草连天云薄暮”（《苏幕遮》）’“东风寂寞，可怜谁为攀折”（《念奴娇》），“秋风又到人间，叶珊珊。四望烟波无尽，欠青山”（《相见欢》），以真性情写真景物，将眼前景与心中情水乳交融地交织成浑然一体的境界，思想性和艺术性均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
不仅如此，诗的前两句，每一句中都有“人”和“月”字，这就使诗的前两句的句法更加工整而复杂了。实际上，诗的前两句也可变为“离人无语却有情，明月有光却无声”，或者为了合于平仄，也可以改为“离人无语却有情，有光明月却无声”这样就将人和月分开描写，前句写人，后句写月，但诗人此处却偏偏将人和月交织地描写在一起，两句中都有人和月。从第一句看，两人分离时都没有什么话说，而月亮也没有声音，四周很寂静，似乎没有什么感情，但第二句马上一变，明月虽然无声，却有着洁白的光亮，而两人分离时虽然缄言，保持着沉默，内心里却百感交集，充满着离情别绪，这样一写，句与句之间就有一种起伏，一种变化。不仅使人感到人有情，就连月也有情。
前二句是写两人在明月下依依不舍的分手时情景，后二句转而描写离别后情景。作者是个女子，从末二句的口气来看，第三句中的“人”也应该是指一位女子。她不仅离别有情，别后相思也依然有情。这从“人似月”三字即可看出。这三字看似平淡，言外之意都很多，有着承上启下的意义。从承上讲，前二句虽然月无声，只有光，但就如同人无语却有情一样，都是有情物，而此处说“人似月”，就是说此刻的人依然如月一样，仍是有情物。从启下讲，月亮每天夜里从云中映射到水中，又从水中爬到层城，年年岁岁，周而复始，表现其时间之长，而“人似月”，正是为了说明人的相思也是天天如此，夜夜如此，说明其相思时间之长之久。月亮皎洁无声，离人相思无语，其情却如同月光，云间、水上、层城，无处不在。足见相思之深沉、绵密，如诗如画。诗从月光下离人的依依惜别，到月光下闺女的独自相思，从头至尾都将人、月合写，以人喻月，以月形人，写得十分有情味，又别致。
此诗开头两句对宿紫山北村的缘由作了说明，原来他是因“晨游紫阁峰”而“暮宿山下村”的。诗人之所以要“晨游”，是为了欣赏山峰上的美景。早晨欣赏了紫阁的美景，悠闲自得往回走，直到日暮才到山下村投宿，碰上的又是“村老见余喜，为余开一尊”的美好场面，作者的心情是很愉快的。但是，“举杯老及饮”，不愉快的事发生了。
开头四句，点明了抢劫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抢劫对象，表现了诗人与村老的亲密关系及其喜悦心情，为下面关于暴卒的描写起了有力的反衬作用，是颇具匠心的。中间的十二句，先用“暴卒”“草草”“紫衣挟刀斧”等贬义词句刻画了抢劫者的形象；接着展现了两个场面：一是抢酒食；二是砍树。
写抢酒食的四句诗，表现出暴卒、作者和主人的三种不同表现。“夺”和“掣”两个词，包含着一方不给，一方硬抢的丰富内容。诗人用这两个词作“诗眼”，表现出他自己毕竟是个官吏，敢于和暴卒争，但还是败下阵来，这就不仅揭露了暴卒的暴，而且暗示了暴卒敢这样“暴”的原因，为结尾的点睛之笔留下了伏线。
写两个抢劫场面，各有特点。抢酒食之时，主人退立敛手；砍树之时，却改变了态度，这表明主人对树有特殊感情。诗人为了揭示其心理根据，先用两句诗写树：一则指明那树长在中庭，二则称赞那是棵“奇树”，三则强调那树是主人亲手种的，已长了三十来年。这说明它在主人心中的地位，远非酒食所能比拟。暴卒要砍它，主人当然会“惜”，“惜不得”，是“惜”而“不得”的意思。于是，发自内心的“惜”就表现为语言、行动上的“护”，虽然迫于暴力，没有达到目的，但由此却引出了暴卒的“自称”和作者的悄声劝告。
结尾的四句诗，在当时很好懂；时过一千多年，就需要作些注解，才能了解其深刻的含义。所谓“神策军”，在唐代天宝（唐玄宗年号，742—756）年间，本来是西部的地方军；后因“扈驾有功”，变成了皇帝的禁卫军。唐德宗时，开始设立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由宦官担任。他们以皇帝的家奴身份掌握禁卫军，势焰熏天，把持朝政，打击正直的官吏，纵容部下酷虐百姓，什么坏事都干。元和（唐宪宗年号，806—820）初年，皇帝宠信宦官吐突承璀，让他做左神策军护军中尉；接着又派他兼任“诸军行营招讨处置使”（各路军统帅），白居易曾上书谏阻。这首诗中的“中尉”，就包括了吐突承璀。所谓“采造”，指专管采伐、建筑的官府。唐宪宗的时候，经常调用神策军修筑宫殿；吐突承璀又于唐元和四年（809年）领功德使，修建安国寺，为宪宗树立功德碑。因此，就出现了“身属神策军”而兼充“采造家”的“暴卒”。做一个以吐突承璀为头子的神策军人，已经炙手可热了；又兼充“采造家”，执行为皇帝修建宫殿和树立功德碑的“任务”，自然就更加为所欲为，不可一世。
诗是采取画龙点睛的写法。先写暴卒肆意抢劫，目中无人，连身为左拾遗的官儿都不放在眼里，留下悬念，引导读者思考这些家伙究竟凭什么这样暴戾。但究竟凭什么，作者没有说。直写到主人因中庭的那棵心爱的奇树被砍而忍无可忍的时候，才让暴卒自己亮出他们的黑旗，“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一听见暴卒的自称，作者很吃惊，连忙悄声劝告村老：“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讽刺的矛头透过暴卒，刺向暴卒的后台“中尉”；又透过中尉，刺向中尉的后台皇帝。前面的那条“龙”，已经画得很逼真，再一“点睛”，全“龙”飞腾，把全诗的思想意义提到了惊人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