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奇怪怪生，妙不可模写。
玉华东西岩，具体而微者。
神功巧穿凿，石壁生孔罅。
玲珑透风月，宜冬复宜夏。
中有补陀仙，坐断此潇洒。
空山茅苇区，无地可税驾。
举目忽此逢，心骇见希诧。
题诗愧不能，行人亦无暇。
奇奇怪怪生，妙不可模写。
玉华东西岩，具体而微者。
神功巧穿凿，石壁生孔罅。
玲珑透风月，宜冬复宜夏。
中有补陀仙，坐断此潇洒。
空山茅苇区，无地可税驾。
举目忽此逢，心骇见希诧。
题诗愧不能，行人亦无暇。
对于柳宗元的咏物诗，汪森在《韩柳诗选》中评论道：“短章咏物，简淡高古，都能于古人陈语脱化生新也”。对于《红蕉》，古人亦多陈语，关键在柳宗元如何“脱化”，怎样“生新”。
宋祁在他的《红蕉花赞》中，称颂红蕉“叶小而花鲜明可喜”，范成大在他的《桂海虞衡志》中，则对红蕉的花“端各有一点鲜绿”倍加喜爱。大抵红蕉后人径直称其为“美人蕉”，都是着眼于其花的艳丽动人吧。
“晚英值穷节，绿润含朱光。”第一联直写其花。虽也对其外表予以描写，但却更突出其精神。“晚英”，指秋冬之花，王勃曾用来写梅花，刘禹锡曾用来写菊花。而将红蕉也称之为晚英者，柳宗元当为第一人。又因为红蕉“春夏开，至岁寒犹芳”，这样称呼，也是恰如其分的，这便是“脱化”。
“穷节”是指岁未时节，此时万花纷谢，百草调零。一个“值”字，便显出红蕉精神。然而，这还不是它的全部。“以兹正阳色，窈窕凌清霜”。第二联才抓住了红蕉本色。红蕉不同于菊之清冷，更不同梅之寒瘦，它以春夏盛开的百花仙子之一的面貌，以娇小美好的风姿，迎寒斗霜，一个“凌”字，将其无畏的精神，勇敢的品格，和超然洒脱的风貌，表现得淋漓尽致、栩栩如生。至此，诗人在读者面前，塑造了一个前无古人的艺术形象，这便是柳宗元的创造，便也是他的“生新”。
咏物诗的理解，最关键的是在准确理解诗人所咏之物以后，更能深入把握诗人赋予所咏之物的精神。即在所咏之物上所寄寓的思想感情。近藤元粹在《柳柳州诗集》中，给《红蕉》一诗下了四个字的评语，“寓感甚切”。第三联云：“远物世所重， 旅人心独伤”。许多人会把注意力放在下句，但诗人将话说得明白，看不出何处有“寓感”。
“远物”承上，是指红蕉，但叫“远物”是因为红蕉属热带观赏植物，永州地处亚热带地区，故永州可见。柳宗元站在长安和中原的角度，所以将红蕉视为“远物”。因为是“远物”，便成了稀罕物，所以才会“世所重”。这个“世”是指包括诗人在内的“世之人”。当然，从前两联来看，如此看重红蕉的只能是被贬谪到永州的柳宗元了。
因为说远物，自然便想到了永州，因为想到永州，便会勾起诗人的无限悲伤。因为说到远物被人看重，自然便会想到被流放到永州来的自己，早已被统治者遗忘。诗人原本抱有随时间推移，会被重新起用的期望的，然而看来，希望渺茫。面对红蕉，感叹身世，不禁“心独伤”。同是处于永州，“远物”和“ 人”所受待遇是如此天地之别，这便是诗人伤心的原因。
“回晖眺林际，槭槭无遗芳”。诗人将目光转向夕照下的山林，一片落叶声中，看不到一朵鲜花。这本是秋冬之景，在题为《红蕉》的诗中，将远处的这一片萧条景象和眼前“窈窕凌清霜”的红蕉，叠放在一起，会产生一种特殊的艺术效果。如果说群芳已经消失，那么最后，就该轮到红蕉了。如果“世所重”的红蕉，性命也终难保，那么，无人关照的“ 旅人”的命运可想而知。
原来，《红蕉》一诗寓着诗人对自己命运的深深的忧虑，而且是一种被注定为悲剧的预感，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寓感甚切”四字，是十分确切的。
这首诗逐层深入，真挚动人地表达了人类至善至纯的天伦情感——母子之情。以小见大，托物抒情，一波三折，婉转深挚地表达了诗人对母亲的怀念之情，因而感人肺腑，能令读者掩卷长思。
诗人翻检旧物时，发现母亲三十年前为他缝制的一件粗绨面料的长袍还保存在箱柜里。一件旧衣居然保存了这么多年，可见主人对它的爱惜。由于年深月久，又曾穿著过，绨袍的领子和襟袖已经破旧，虽然如此，诗人并无将它抛弃之意，如今睹物思人，诗人还依稀感觉绨袍上残留着母亲的余温。“余温”二字，乍看起来不符合生活的真实，然而，母亲逝世后，诗人一直思深念切，如今，母亲缝制的这件绨袍自然更强烈地激起他对母亲的回忆，母亲生前的慈颜与厚爱，霎时间又浮现于脑海，诗人情热中肠，以至移情于物，产生“却余温”的错觉，却又是十分自然，合乎常情的。诗人有意运用夸张的修辞手法，传达了情感的真实。
末两句诗，紧承上面而来，更将这种感情转进了一层。由于领襟已破，诗人将绨袍晾晒之后，自然想缝补一下，可是转念一想，又不忍轻易拆开旧衣，移换旧布料的位置了。“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孟郊《游子吟》）当年，母亲曾将对儿子的爱倾注于针针线线之中，缝进了这件绨袍里。如今，这件旧衣上一针一线对儿子而言，都包含着母亲的爱心，为人子者怎能忍心拆断这爱的丝线呢？诗人的不忍拆移，正表明了对母亲的无比珍重和深情怀念。这首诗，以小见大，托物抒情，一波三折，婉转深挚地表达了诗人对母亲的怀念之情，因而感人肺腑，能令读者掩卷长思。
这首诗写的是诗人在长安城中看到了往日娇生惯养的黄金之躯的王公贵族的子孙们在安史叛军占领长安城之后的凄惨遭遇。
诗中情感十分复杂，既有“龙种自与常人殊”的庸俗忠君思想，又有对处于特殊历史境况下“但道困苦乞为奴”的弱者的悲悯之情。联系杜甫平常对锦衣玉食的纨挎子弟的厌恶情绪看，此际应是出于一种人道的同情。
原来居住在华堂高殿中的王孙贵族们已经纷纷逃出长安，“走避胡”，一路逃亡出去。“金鞭断折九马死”，慌忙的逃命，以至于把金子装饰的马鞭都打断了、打死了九匹马，这是一种夸张，说明奔逃时候的惶恐之状，而且他们在逃跑的时候因为特别急、特别快，以至于他们自己的孩子都没有能够完全带走，所以就有一些“可怜王孙泣路隅”，因为失去了父母，被父母遗弃在长安城中，在路边哭泣。杜甫问这些王孙们，“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这些昔日的王公贵族的子孙们不敢说出自己的姓名，生怕被胡兵知道被抓去做俘虏，只是告诉诗人他现在是困苦交加，哪怕做别人家的奴仆也心甘情愿，只要能够活命。再看他身上已经百日窜荆棘，身上无有完肌肤，这个孩子已经在荆棘中躲藏了好多天了，身上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肤了，到处都是伤。但就是这样，诗人还是要安慰这些孩子们，让他们善保千金躯，相信唐兵一定会打回来的。长安城里的王气依然存在，国家不会亡。那种昔日的繁华一定会再回来。可见杜甫虽然身处乱中，身作长安，仍然心系国家，仍然充满了必胜的信心，而且诗人在长安城里虽然被封锁在长安城中，但是诗人仍然通过不同的渠道很多关系关心着当时战争的时局。
作者在诗中极言王子王孙在战乱中颠沛流离，遭受种种苦楚，既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又含蓄地规劝统治者应居安思危，不可一味贪图享乐，致使子孙也无法遮顾，可悲可叹。
全诗词色古泽，气魄宏大。写景写情，皆诗人所目睹耳闻，亲身感受，因而情真意切。荡人胸怀，叙事明净利索，语气真实亲切。写同情处见其神，写对话处见其情，写议论处见其真，写希望处见其切。杜诗之所以称“诗史”者，盖在于此也。
此诗前一二句通过叙铺手法，写诗人年青时在楚汉一带流落“落魄”不得志、奔走在风尘之中的愁苦回忆。“落魄”、“风尘”、“萧瑟”、“多苦颜”，勾画出一副诗人流落不得志、凄凉冷清的感伤景致。
三四句写诗人经常以管仲、诸葛亮等人物自比，对他们自布衣一举而为卿相干一番进步事业衷心向往。“长吁莫错”，流露出社会现实的残酷，诗人政治抱负难以实现的痛楚与无奈，表现出诗人怀才不遇、壮志未酬的失落之情。
五六句写诗人幻想得到唐玄宗赏识提拔，通过辅佐唐玄宗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诗人借“垂拂拭”喻受到统治者赏识和提拔，用擦拭物件上的灰尘来比喻对人才的提拔，形象生动地表现出诗人渴望建功立业、施展才华的抱负，给读者以深刻鲜明的形象，使说理更加透彻。
七八句写写诗人被唐玄宗召入朝廷，供奉翰林后的欣喜心情。“白日”、“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使得诗意具有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气慨，表现出诗人建功立业、施展才华的时机即将来临。
九十句写李白以不胜荣耀的感情，述说皇帝对他的恩宠，表现出诗人得到唐玄宗的宠幸后的政治地位发生变化。“骑飞龙”、“天马驹”、“借颜色”，侧面衬托出诗人政场得意的声势浩大。
十一十二句写诗人夸耀自己受到皇帝恩宠的地位，也揭露了统治集团中趋炎附势、黑暗腐朽的情形。“借颜色”、“来相趋”，突显官僚贵族追求功名利禄的真实写照。
十三十四句通过杨山人与官僚贵族的鲜明对比，表现出诗人对腐朽权贵的鄙视和厌恶。“惟有君”，侧面赞美杨山人清绝超拔、不与官僚贵族同流合污的品格，能起到点明题旨、升华主题的作用。
末两句写诗人辅佐君主实现政治理想抱负后归隐山林的愿望，流露出诗人不追求功名利禄，只愿“卧白云”的浪漫洒脱情怀。
此诗语言通俗易懂、言简意赅，结构严紧，前四句写诗人进入长安之前，自己虽然有理想和才干，但不为当权者所用，只好四处流浪。侧面衬托出唐玄宗统治集团的昏庸腐朽统治之下，具有进步政治理想的人才受到了排斥与打击。接而中间八句是写诗人终于受到唐玄宗的提拔，因而感到“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诗人觉得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时候到了，流露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那种一旦得志，受宠若惊的庸俗的一面也随之溢于言表。最后四句是写诗人自己决不跟那些腐朽的官僚贵族一样去追求功名利禄，而是选择实现政治理想之后就归隐山林。
“待吾尽节报明主”，是他把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希望唐玄宗的真心话。诗人希望通过辅佐君主，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报答君主的“恩遇”。这时的李白还没有认识到唐玄宗已经完全成为一个顽固的大地主特权阶层利益的代表者，而是认为，只要有好的宰相，唐玄宗是会继续“贤明”起来。这只不过是李白的幻想罢了。李白在许多诗中提到退隐，这首诗里也要“卧白云”。李白所要的是在实现自己的进步的政治理想之后，不追求功名利禄，退出仕途，这与一般封建士大夫在不得志时那种逃避现实的“归去来兮”是有区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