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记述了苏辙的哥哥苏轼重建武昌九曲亭的缘由,说明苏轼“适意为悦”的思想情趣,表现出苏轼游乐山水中的那份洒脱和磊落。显然,作者也在此寄托着思想。全文构思奇特,既抓住建亭的事实特点,也凸现苏轼的思想性格。
全文共分三段。首段写苏轼在黄州期间,经常遨游西山。落笔先从他谪居写起,制高扼要,总挈文章。然后轻轻一句“齐安无名山”,随即扣住,将笔触由黄州移到顺江绵廷的武昌西山。寥寥数句,已有龙蛇曲屈之势。写西山,又承“庐于江上”,先用“陂陀蔓延,涧谷深密”八字,正面勾画了一幅顺江绵延的武昌诸山远景图,简练传神而极富特点。而后转出西山、寒溪两寺,既以两寺之“萧然绝俗”来体现西山的深秀幽绝,又自然引出下文。苏轼与客游玩西山一段文字,着墨不多,却能从服饰、神态、动作、表情等方面的刻画,真切地传达出入物的精神风貌来。
次段在结构上是应题,写苏轼扩建九曲亭的经过;在文意上,则是上段的回环与强化。“羊肠九曲”,点出九曲亭地处半山,地势佳而险。因此坐在亭上,可以“倚怪石,荫茂木,俯视大江,仰瞻陵阜,旁瞩溪谷,风云变化,林麓向背,皆效于左右。”这段文字,表面上写的是游人在亭上所看到的山川形势,读者却可品出内中深藏的寓意来:它隐微地勾画出一个在贬谪中以静观世事政局为乐的苏子瞻。写亭的扩建,也同样是饱蕴哲理。原先的亭比较窄,是因为被“百围千尺”的古木所环据。苏轼虽然“每至其下,辄睥睨终日”,但还是知其不可为而不为;后来自然界本身的大风雷雨把古木“拔去其一”,苏轼于是因以营建,则是知其可为而为之。在这里,他不过是以人力去顺应自然罢了,形象地体现出他那老庄式的旷达,而古木的结局,又隐隐含蕴了世事无常,穷通难测的经验与人才复出的希望。结尾“亭成而西山之胜始吴,子瞻于是最乐”,既呼应上文对西山胜景与苏轼游山之乐的描写,又因一“乐”宇,引出末段。
末段前半回忆,后半议论,集中揭示苏轼之乐的内涵所在,归结全文。苏辙以弟弟的身份,通过饱怀感情的回忆,塑写了一个逍遥山水的少年苏轼,与前二段的描写相印证,使形象更加完满。并由此引发议论,画龙点睛,直接道明了苏轼的思想实质:尽管他一生宦海浮沉,变故屡遭,但始终以忠君爱民为己任,洁身自好。在他看来,身处逆境,并不可怕,只要“无愧于中,无责于外”,尽可以适意为悦,暂且寄寓性情于山川形胜之中,得到身心的解脱和快乐。文章最后以“有乐于是”结笔,照应了首段的游山之乐与次段的修亭之乐,结构完美。
这篇散文巧用双线结构,描写苏轼游山建亭行动与赞美苏轼“适意为悦”情怀相辅相成,而以后者为主线,每段结末之旬前后呼应,点明文章脉络,反复强调苏轼寄情山水,其乐无比。文章时空跨度大,忽而武昌之游,忽而少年之游,笔墨挥洒自如,并将叙事、写景、抒情、议论熔为一炉。景致美、人情美、哲理美浑然交融。
艺术特色
《武昌九曲亭记》在艺术上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首先,文章叙事写景,空灵淡泊,与人物的心灵和情趣融合为一。本文无论写景还是叙事,都是为了写人,在叙事写景上空灵洒脱,恰当地表现了苏轼心境空灵、内无滞障、与物游息、适意为悦的内心世界和人生态度。其次,含蓄蕴藉,寄意遥深。本文是在兄弟二人遭受政治迫害,受到贬逐的情况下写成的,因而这是一篇兄弟二人相互抚慰的文章,虽然文章没有一句愤激语,没有一句悲酸言,但在恬淡洒脱的背后,其悲苦之情还是不难体味的。
构思特点
这篇散文构思巧妙,富有特色。作为记事散文,并不单纯为叙事而叙事,而是叙事见人,突出展现了苏轼的思想情趣;作为记游文字,并不单纯描绘西山景色,而是把绘景、抒情融为一体,相映生辉。因而,在作者笔下,西山的一草一木,一泉一石,皆与苏轼的活动紧密相连;西山的一邀一游,一吟一咏,都与苏轼的思想情趣浑然一体。写人,毫发毕现。生动形象。苏轼谪迁黄州,不居武昌,因此文章先从苏轼好游武昌诸山写起,特为指出苏轼在黄州三年“不知其久”的原因就在武昌西山风景好,山里人也好。这是为叙述建亭武昌铺垫,显出苏轼在失意遭遇中善于自得其乐。然后,便引出九曲亭址所在。这是游西山者“至此必息”的一处胜境,而且“有废亭焉”,但长久无人治理,冷落荒废,古木盘踞,重建困难,使苏轼有心无力。然而天助人愿,一场大风雷雨刮倒一棵大树,创造重建的条件,苏轼心愿实现,九曲亭重新建成。这就具体说明建亭的经过,含蓄地赞美建亭此举,兴废利众,符合天意,而苏轼获得了最大乐趣。最后就具体议论苏轼所追求的乐趣是“以适意为悦”,精神上求得符合心意的满足,并不计较个人的功利得失,因而处世为人,“无愧于中,无责于外”。这就委婉地说明苏轼建亭的目的,也是他处世为人的态度,从而赞扬他的品德风度,光明磊落,超然洒脱。如果结合他们当时的政治处境来看,作者写作这篇题记赞美其兄的思想情趣,确乎也表现出作者政治坚定和胸怀坦荡。
上片写张生相思与赴约。前五句,写张生相思无奈的心态。第一次见到莺莺时,张生就为莺莺“颜色艳异,光辉动人”所震惊,这就是他稍后对红娘吐露的“昨日一席间,几不自持”这一实心话的内情。作者将这一情节略去,直接写张生见过莺莺后所产生的浓浓的相思之情。“邃院重帘”,暗指莺莺住处;“何处”,是作者询问,因为对张生来说,莺莺的住处是咫尺天涯,可望而不可及。其所以如此,是由于当时两情未通,在他们之间,还远隔着礼教的大防。这一问,既表示了作者的关切,又唤起了读者的注意。果然,张生正处于相思难熬的时刻:“惹得多情,愁对风光。”一个“惹”字写出了莺莺的美色所产生的巨大的诱惑力。这里的“多情”原是相思以至痴情的同义语,作者写这一词语,褒贬之义分明。“风光”是供人观赏、引人喜爱的,张生以“愁”面对它:这是以乐景写忧情,可以收到双倍的艺术效果。紧接着,又通过张生的行为、生活环境以及张生眼中的景物,来透视张生的心态。由“睡起”说明张生的懒散,由“酒阑花谢”说明张生的苦闷,由“蝶乱蜂忙”说明张生的的百无聊赖和寂寞难耐(是一笔反衬)。后六句,写西厢约会以及张生急切期盼的心情。“今夜何人”,又作一设问,引起对张生赴约情事的叙写。“吹笙”句运用神话典故(也是一种美化),暗示张生与对方有约;“待月西厢”,则运用《莺莺传》中莺莺诗的现成语辞,明点男女约会之事,使全词歌咏崔、张爱情的主旨更加显豁。“空怅望处”三句,写张生将到西厢只见景物而不见伊人时焦躁乃至失望的心理,着一“空”字便曲曲传出。“一株红杏”是一种特征性景物,是《莺莺传》中所写到的,用来烘托旖旎风情,也恰到好处。
下片写张生恋爱生活中的波折、苦涩以及幽会偷期的喜慰之情。换头“羞颜易变”三句,作一转折,写莺莺突然变卦,不但未接纳张生,反而严加指责,拒之甚坚。《莺莺传》中写张生先是半惊半喜,以为事必有成,待莺莺一番训斥,迅即离去之后,不禁目瞪口呆,怅然若失。这太出乎张生的意料之外,使张生无法理解。本来“待月西厢”的诗简是莺莺所写,莺莺却忽然翻脸不认人。原因是莺莺从小接受了封建礼教,尽管一时动了真情,爱上了张生,甚至以诗简主动约会,显示了莺莺初步的叛逆性,但在思想深处仍有着“情”与“礼”的矛盾,在莺莺的面前仍有难以逾越的礼教的大防。再则,莺莺当时对红娘还不摸底,唯恐红娘向夫人告发。这对莺莺固然是痛苦的事,对张生伤害就更大。以下“谁信道”三句,写张生所感受到的极其苦涩的滋味,是张生的内心独白(也可以看作是作者的评述)。随后“好事若无间阻”三句,有好事多磨之意,再作一转折,似可看成作者作为旁观者对张生的宽慰之辞。篇末“一般滋味”三句,承前“幽欢”二字,写张生与莺莺终于背着夫人而幽会西厢,也道出了张生甘苦备尝之后的深层心理。
全词强化了叙事性,用第三人称的视角,将传奇小说《莺莺传》中有关情节演化成了小叙事词,具有一定的抒情色彩。作者没有作纯客观的叙述,而是表达了对张生和莺莺的命运满怀关切和同情。
“人道横江好,侬道横江恶。”开首两句,语言自然流畅,朴实无华,充满地方色彩。“侬”为吴人自称。“人道”、“侬道”,纯用口语,生活气息浓烈。一抑一扬,感情真率,语言对称,富有民间文学本色。横江,即横江浦,在今安徽和县东南,位于长江西北岸,与东南岸的采石矶相对,形势险要。从横江浦观看长江江面,有时风平浪静,景色宜人,所谓“人道横江好”;然而,有时则风急浪高,“横江欲渡风波恶”,“如此风波不可行”,惊险可怖,所以“侬道横江恶”,引出下面两句奇语。
“猛风吹倒天门山”,“吹倒山”,这是民歌惯用的夸张手法。天门山由东、西两梁山组成。西梁山位于和县以南,东梁山又名博望山,位于当涂县西南,“两山石状飚岩,东西相向,横夹大江,对峙如门”(《江南通志》),形势十分险要。“猛风吹倒”,诗人描摹大风吹得凶猛:狂飚怒吼,呼啸而过,仿佛要刮倒天门山。
紧接一句,顺水推舟,形容猛风掀起洪涛巨浪的雄奇情景:“白浪高于瓦官阁。”猛烈的暴风掀起洪涛巨浪,激起雪白的浪花,从高处远远望去,“白浪如山那可渡?”“涛似连山喷雪来”。沿着天门山长江江面,排山倒海般奔腾而去,洪流浪峰,一浪高一浪,仿佛高过南京城外江边上的瓦官阁。诗中以“瓦官阁”收束结句,是画龙点睛的传神之笔。瓦官阁即瓦棺寺,又名升元阁,故址“在建康府城西隅。前瞰江面,后据重冈……乃梁朝故物,高二百四十尺”(《方舆胜览》)。它在诗中好比一座航标,指示方向、位置、高度,诗人在想象中站在高处,从天门山这一角度纵目遥望,仿佛隐约可见。巨浪滔滔,一泻千里,向着瓦官阁铺天盖地奔去,那汹涌雄奇的白浪高高腾起,似乎比瓦官阁还要高,真是蔚为壮观。诗人描绘大风大浪的夸张手法,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猛风吹倒天门山”,显然是大胆夸张,然而,从摹状山势的险峻与风力的猛烈情景看,可以说是写得活龙活现,令人感到可信而不觉得虚妄离奇。“白浪高于瓦官阁”,粗看仿佛不似,但从近大远小的透视规律上看,站在高处远望,白浪好象高过远处的瓦官阁了。这样的夸张,合乎情理而不显得生硬造作。
“海潮南去过浔阳,牛渚由来险马当。”长江在安徽地界变为南北走向,所以“海潮”不是西去,而是南去。浔阳,即江西九江市,“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白居易的《琵琶行》所写的,就是这里。牛渚,即采石,历来以地势险峻而闻名,可以用一人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来形容,其险峻远远胜过马当这个地方。马当,江西彭泽县西北四十里,山形似马横枕大江而得名。“横江欲渡风波恶,一水牵愁万里长。”这两句看似写渡江之险,实则写北上报国之路难行,“风波恶”,是指世事险恶,人心难测,所以才会有一个“愁”字了得。当时诗人避祸江南,也可以说报国无门,这里还没有以酒浇愁,这愁中还存在某种幻想,不似《月下独酌》其四所写的那样“穷愁千万端,美酒三百杯。愁多酒虽少,酒倾愁不来。”二十个字中用了三个“愁”字,而且愁到最后,连愁都不来了。
“横江西望阻西秦,汉水东连一作楚水东流扬子津。”长江天堑阻隔了李白北上的路途,只能在站在横江向西望了,长江由东西走向变为南北走向,所以用西望,而不是北望。西秦,指唐朝长安所在的地方,李白念念不忘报君恩。汉水,即长江水,东流到扬子津,古地名,实际上是扬子江畔的渡口。长江到江苏地界,俗称扬子江。李白想由此北上,但“白浪如山那可渡”,正赶上那天狂风大浪,白浪如山,根本无法渡船过江。古代人过江可没有现在方便,无论坐火车或汽车,从长江大桥几分钟就可以完全过江,古代长江上没有一座桥,过江主要是船,那时的船一般都是木头做的,根本架不住淘天的白浪,可以说一不小心就可能船翻人亡。所以在风大的日子,船一般是不过江的。“狂风愁杀峭帆人。”从这句来看,当时的船不仅有橹,还有帆,开船的也不只一个人,至少有两个人。一个摇橹,一个挂帆。从诗句来看,狂风让人愁不是李白,而是开船的人,因为不能开船渡人,他们的生活费也没有着落了,那一家人大小日子也没法过。这里实写开船人愁,而真正愁的是李白。他要北上,究竟为何事,六首词都没有交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李白不想久居江南,远离唐朝政治中心——长安。
“海神来过恶风回,浪打天门石壁开”,“海神”,指海潮,这里刚刚涨潮,潮还没退,狂风又来了,浪打在天门石壁上,似乎打开了天门的大门。天门,即天门山。“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浙江八月”一词很令人费解,诗写的是江东,写到浙江去的原因,实际上不过是用浙江潮来说明横江浪涛之大。宋代的苏轼苏这样写浙江潮:“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红旗青盖互明灭,黑沙白浪相吞屠。”农历八月是浙江潮最为壮观的时候,那凶险的程度非比寻常,而横江潮后之浪可与浙江潮相匹敌。可见李白是见过浙江潮的,随手捡来,不着痕迹。最后一句“涛似连山喷雪来”来形容风起涛涌的凶险。
“横江馆前津吏迎,向余东指海云生。”横江驿馆面前渡口的官吏来送,可见那时的津渡是公家渡口,津吏长期生活在当地的渡口,对这里的气候变化了如指掌,他遇到李白后,伸出手臂,用手指一指东边,说:“你看,海云出现了。”意思说,马上海潮就要来了,渡船不能渡人了。接着问到“郎今欲渡缘何事?”,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大人您今天渡船北方有什么事呀?”有人根据“郎”这个字,认为李白在横江渡时还是一个年轻人,因为年轻的男子才叫“郎”,但实际上,这“郎”显然不是指人的年纪。“郎”在古代有五种含义:一是地名,春秋鲁邑;二是官名,战国开始设置,秦汉以后遂为朝廷官吏通称;三是指少年男子之通称;四是指女子对情人的昵称;五是姓氏。诗中的“郎”可以用解释为第二种,即郎官之意,比如《史记·司马相如传》:“赋奏,天子以为郎”,又比如《汉书·明帝纪》:“馆陶公主为子求郎”。李白曾在宫中呆了三年,大大小小也算一个官,但这儿离京城有好几千公里,一个渡口的小吏能够知道他在京城做官,可能是因为李白身上穿着唐玄宗赠给他的宫锦袍,人家一看,当然知道他就是一个官了。还没等李白回答,那人就说:“如此风波不可行!”意思是:不管有什么事,是大事或小事,反正今天是行不得了,因为很快就要风起浪涌了。
“月晕天风雾不开,海鲸东蹙百一作众川回。惊波一起三山动,公无渡河归去来。”这四句诗不仅写长江浪涛之大,“海鲸”是形容浪涛的,而且江面上起了大雾,那就更不能行了。
六首诗中处处流露出李白北上的急切和恶劣天气下不可渡口北上的惆怅与焦虑。诗人以浪漫主义的彩笔,驰骋丰富奇伟的想象,创造出雄伟壮阔的境界,读来使人精神振奋,胸襟开阔。语言也像民歌般自然流畅,明白如话。
此词抒离别怨情,上片分写云、水,以水虽离多而终能相逢、云虽无定犹能到梦中,为下片反衬作好铺垫。过片总云、水言之而又能翻进一层,说人意薄于云水。开篇先以双水分流设喻:“离多最是,东西流水。”以流水喻诀别,其语本于传为卓文君被弃所作的《白头吟》:“躞蹀御沟上,沟水东西流。”
第三句却略反其意,说水分东西,终会再流到一处,等于说流水不足喻两情的诀别,第一层比喻便自行取消。于是再设一喻:“浅情终似,行云无定。”用行云无凭喻对方一去杳无信息,似更妥贴。不意下句又暗用楚王梦神女“朝为行云”之典,谓行云虽无凭准,还能入梦,将第二个比喻也予取消。短短六句,语意翻复,有柔肠百折之感。
这里,有两点值得特别一提。
其一,两层比喻均有转折,而造句上均有所省略。“东西流水”与“行云无定”,于前句为宾语,于后句则为主语。即后句省略了主语。用散文眼光看来是难通的,即使在诗中这样的省略也不多见,而词中却常常有之。这种省略法不但使行文精炼,同时形成一种有别于诗文的词味。
其二,行云流水通常只作一种比喻,此处分用,“终解”与“犹到”在语气上有强弱之别,仿佛行云不及流水。故两层比喻似平列而实有层递关系,颇具新意。
过片将前二意合并,“可怜人意,薄于云水,佳会更难重”。“可怜”乃哀人生遭际,好景不长,既不如流水之“解相逢”,亦不如行云之“入梦来”,别易会难。流水行云本为无情之物,可是它们或终解相逢,或犹到梦中,似乎又并非二味无情。在苦于“佳会更难重”的人儿心目中,人情之薄岂不甚于云水。翻无情为有情,加倍突出人情之难堪。“细想从来,断肠多处,不与这番同”。“细想”二字,是抒情主人公直接露面;“从来”指一生漫长岁月中;“断肠多处”,不知经历过多次的生离死别;仔细回想,过去最为伤心的时候,也不能与今番相比。而经过三重的加倍渲染,这样明快直截的内心独白中,自觉有充实深厚的内蕴。
《少年游》是重头词,它不仅上下片格式全同,有一体(例如此词)每片也由相同的两小节(以韵为单位)构成。作者利用调式的这一特点,上片作两层比起,云、水意相对,四四五的句法相重,递进之中有回环往复之致。而下片又更作一气贯注,急转直下,故绝不板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