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先把欧公与唐代诗人韦应物相提并论。且盛赞欧公：“下笔犹高帆，十幅美满吹。一举一千里，只在顷刻时。”然后就此生发，勉励欧公尽其才力写作诗文，以达到惩时救世的目的，从而光照千古。诗人还着重劝勉欧公安于滁州生活“慎勿思北来”，言外之意也就是望其坚持刚正的政治立场，而不要有丝毫妥协，用意十分深切。
诗开篇借读韦应物诗集谈及对滁州的印象，实则借韦赞欧。接着“君才比江海”以下六句赞美欧阳修在文学上的贡献。然而这样有才能的人士，却得不到朝廷的重用，就像傍岸撑船一样，滁州毕竟地小，先生的才能是不能得到很好施展的。一个“恨”字包蕴了诗人对政坛变迁、朋友遭贬的愤懑之情，同时也是诗人对自身遭际的不平之鸣。
接着诗人以孔子著《春秋》为例：“虽然孔子曾经遭受‘贬骨’、‘苦笞’之厄运，但历史是公平的，所以我们要坚持‘直辞鬼胆惧，微文奸魄悲，不书儿女书，不作风月诗’的气节。”这实际上是朋友之间的相互勉励，商定二人要继续以文学作为斗争的武器，用诗歌的美刺传统，来干预现实，改造社会“人事极谀谄”的不良士风。由此可以见出梅尧臣的文学主张，他提倡不著空文，不谈风月，实际是儒家秉笔直言的直史精神，包含着诗人身在山林心在朝野的济世情怀。
最后诗人郑重嘱咐朋友“慎勿思北来”，实际是对当时政治形势的一种回避。当前政治形势变化莫测，两人虽然不忘他们的政治理想，但如今还是暂避为好。满腔政治热情却迫于形势不得释放，兼济天下之志只得暂以明哲保身代之，诗人内心的无奈与感慨是可想而知的。
欧阳修《朋党论》所说：“君子以同道为朋”、“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义，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其济。”这首诗正可证明此理。全诗侃侃而谈，毫无顾忌与保留，于义理则为高论，从艺术方面推求则嫌其拙直，略欠情韵。
开头以“梅谢了”三字说明季节正当柳垂金丝的早春。春梅谢去，引起词人一系列的联想。他想起这时中原大地宋、金边界地区，该也在冻解冰融、逐渐转暖了，宋、金自“绍兴和议”之后，两国边境东以淮水，西以大散关为界，所谓的“塞垣”已不是往昔的北地，所以“鸿归早”也暗示着国境线的南移。接下去“鸿归早”三句，要借鸿雁带讯问候故都父老。
下片进一层表达了对故土、故都的深切怀念。南宋偏安江左，浙江西路的镇江一带已经接近前线，北岸的瓜洲渡口是金失南侵的冲要之地。“边声悄”，指这一带平静无战事。“淮河”句，是说淮河一带，本来是人烟稠密、运输繁忙之地，自从靖康之乱、金兵南侵，一路烧杀掳掠，而在这片疮痍满目的土地上，人口稀少，生活艰苦，呈现出残破荒凉的景象，这里就以“炊烟少”三个字以概括之。
末尾两句与上片结句相呼应。前面是说早春北归的鸿雁问候故都遗老，末尾点出故都宫殿（宣和是徽宗年号）那里曾是北宋朝廷所在，当年是何等巍峨宏丽，如今只余下冷烟衰草。遗民凭吊之余，不仅暗伤亡国，恐怕也在切盼着王师能如鸿归一般，早日北上恢复中原，而这也是词人的心愿。
词人借鸿雁的眼光展示了北宋宫殿凄凉景色，抒发出故宫黍离、 国家衰亡的悲愤，也是对南宋当局的指责。
此诗首章从主人公拜会友人途中写起。一个处在上升时斯的新兴贵族，率领着众多仆从乘坐着戴星马拉的华车，去见朋友。车子跑起来，车声“邻邻”，如音乐一般好听，他仿佛在欣赏着一支美妙的曲子。正因为他有好心情，才觉得车声特别悦耳。最叫他得意的还是拉车的马，额头间长着清一色白毛，好似堆着一团白雪。白额的马，旧名戴星马，俗称玉顶马，是古代珍贵的名马之一。他特地点明马“白额”的特征，当然是要突出它的珍贵，更重要的则是借此衬托自己的尊贵。因而从开头两句叙述中，可以察觉到主人公的自豪与欢愉的情怀。紧接着三、四句便说自己已安抵朋友之家——这是一个贵族人家，非一般平民小户可比，未见主人之前，必须等待侍者的通报、传令。主人公如此说，无非是要突出友人门第高贵，突出友人的高贵，目的则在暗示自己也是有身份的。首章后两句是“言在此而意在彼”，自我标榜，可谓含而不露。
第二、三章意思相同，说主人公受到朋友的热情款待。头两句借当时民歌中常用的“阪（或山）有×，隰（或泽）有×”的句式起兴，以引出下文，在意义上没有必然的联系。“并坐”表示亲热，他们是一对情投意合的朋友，一见面，就在一起弹奏吹打，亲密无间。主人一再劝告着：今日会面要尽情欢乐，转眼间我们就会衰老，说不定哪一天会死去。这里所表现的及时行乐的思想，与东汉《古诗十九首》中说的“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的话很相似，它们之间也许有着相承的关系。此诗“今者”两句尽管情调有点消极，但放在朋友间相互劝乐的场合，坦露襟怀，以诚待友，在酒席上流露出的人生短促的感伤，本可以理解，不必非要斥之以“腐朽”“没落”不可。
文章描述不得志的士子卢生在道士吕翁的帮助下做了一个美梦，梦中曾一度享尽荣华富贵，飞黄腾达，而梦醒之时连一顿黄粱饭尚未煮熟，揭露了封建官场的凶险和黑暗，讽刺了那些热衷功名、利禄熏心的文士，也一定程度上传播了人生如梦的消极出世思想。全文结构谨严，前后以黄粱照应，以黄粱蒸始，以黄粱未熟终，同时穿插一个高人吕翁点拨，一线贯穿，毫无滞碍之感。
故事大意是：唐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卢生郁郁不得志，骑着青驹穿着短衣进京赶考，结果功名不就，垂头丧气。一天，旅途中经过邯郸，在客店里遇见了得神仙术的道士吕翁，卢生自叹贫困，道士吕翁便拿出一个瓷枕头让他枕上。卢生倚枕而卧，一入梦乡便娶了美丽温柔出身清河崔氏的妻子，中了进士，升为陕州牧、京兆尹，最后荣升为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中书令，封为燕国公。他的五个孩子也高官厚禄，嫁娶高门。卢生儿孙满堂，享尽荣华富贵。八十岁时，生病久治不愈，终于死亡。断气时，卢生一惊而醒，转身坐起，左右一看，一切如故，吕翁仍坐在旁边，店主人蒸的黄粱饭还没熟。此即“黄粱一梦”的由来。
《枕中记》讽刺和批判的矛头指向当时的社会官场。贫寒之士卢生慨叹自己生世不谐，不能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族益昌而家益肥。道士吕翁使他入梦，在梦中这一切向往皆得以实现：与高门大族联姻，进士及第，青云直上，出将入相，受封国公，子孙满堂，年逾八旬，寿终正寝。然而作者并未让他的仕途一帆风顺，正当卢生双功齐建，功成名就之时，“大为时宰所忌，以飞语中之，贬为端州刺史”。当他任中书门下章事十余年，号为贤相时，“同列害之，复诬与边将交结，所图不轨，制下狱“，经过两次打击，甚至下狱几死的卢生，被减死罪，重封燕国公后，“性颇奢荡，甚好佚乐，后庭声色，皆第一绮丽“，如此不似当初建功立业，却耽于声乐。这是作者以自身的经历感受到整个世风如此，因为居官不到两载即因党争株连而遭贬的沈既济，对官场斗争是深有感触的。“晏与炎，相继覆败，其必出于党争倾陷可知，亦何至皆入死罪？……德宗之猜忍，则于此可见矣，贞元后之失败，非无故也。“唐中期朝廷内部斗争，昏君奸相与忠臣良将之间的矛盾斗争是很尖锐的。《唐纪·玄宗天宝十载》描述昏君奸相造成的腐败局面：“上晚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为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塞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嫉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玄宗以后，肃宗代宗德宗无不昏庸猜忌，任用奸臣佞相，把持朝政，忠良被贬被杀，因此，作者写卢生终于醒悟：世人共浊己独清时，便会被贬被杀，而与世同浊，便会荣华富贵，福禄寿禧可见，卢生由执于功业而到耽于荒乐，非本性如此，黑暗之官场使然，作者这里是将讽刺的矛头指向社会，指向官场。
主人公因对现实不满而本人亲自入梦，感受梦中和现实的差别。梦前的卢生“短褐，乘青驹“，一副贫寒书生的样子，梦中的他曾拥有功名富贵，但有“下制狱“的危险，为此梦中的他甚至后悔“吾家山东，有良田五顷，足以御寒馁，何苦求禄？而今及此，思衣短褐，乘青驹，行邯郸道中，不可得也”，梦中和现实即形成对比。另外，卢生入梦之前，主人方在蒸黍，梦中经历一生荣辱成败，醒后主人蒸黍未熟，突出辉煌的一切，不过是短暂的一梦。通过这种对比，强调了人生如梦，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莫不如此而已的结论。
作品构思新颖，对比鲜明，感染力很强。作品极力渲染卢生娶妻，“女容甚丽”，屡建奇功，“立碑颂德”，富贵之极，显赫之至。然后，笔峰陡转，点破这一切原来都是白日梦。梦中卢生何其富贵、显赫，而现实中卢生则极其困顿、贫寒，形成天壤之别的巨大反差。虽透露出人生似梦、富贵无常的虚无主义人生哲学，却也给予追名逐利之徒以委婉嘲讽，发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