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展现了时景常情，但写得独行踽踽，空山寒寂，表现出清冷的诗风。
诗题四字概括揭示了全诗内容。诗中有雪，有晴，有晚，有望，画面就在“望”中一步步舒展于读者面前。
“倚杖望晴雪，溪云几万重。”起笔即点出“望”字。薄暮时分，雪霁天晴，诗人乘兴出游，倚着手杖向远处眺望。远山近水，显得更加秀丽素洁。极目遥天，在夕阳斜照下，溪水上空升腾起鱼鳞般的云朵，幻化多姿，几乎多至“万重”。
“樵人归白屋，寒日下危峰”，“归”、“下”二字勾勒出山间的生气和动态。在遍山皑皑白雪中，有采樵人沿着隐隐现出的一线羊肠小道，缓缓下山，回到白雪覆盖下的茅舍。白屋的背后则是冷光闪闪、含山欲下的夕阳。山峰在晚照中显得更加雄奇。樵人初归白屋，寒日欲下危峰，在动静光色的摹写中，透出了如作者贾岛诗风的那种清冷。
诗人视线又移向另一角度。那边是“野火烧冈草，断烟生石松”。远处山冈上，野草正在燃烧。劲松郁郁苍苍，日暮的烟霭似断断续续生于石松之间，而傲立的古松又冲破烟雾耸向云天。“野火”、“断烟”是一联远景，它一明一暗，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冈草”貌似枯弱，而生命力特别旺盛，“野火”也不能烧尽。“石松”坚操劲节，形象高大纯洁，“断烟”也不遮掩。
诗人饱览了远近高低的雪后美景，夜幕渐渐降临，不能再盘桓延伫了。“却回山寺路，闻打暮天钟”，在这充满山野情趣的诗境中，骋目娱怀的归途上，诗人清晰地听到山寺响起清越的钟声，平添了更浓郁的诗意。这一收笔，吐露出诗人心灵深处的隐情。作者贾岛少年为僧，后虽还俗，但屡试不第，仕途偃蹇，此时在落第之后，栖身荒山古寺，暮游之余，恍如倦鸟归巢，听到山寺晚钟，禁不住心潮澎湃。“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陶渊明《归去来辞》），诗人顿萌瞿昙归来之念了。
就在写这首诗的圭峰草堂寺里，贾岛曾写过一首《送无可上人》，为无可南游庐山西林寺赠别，最后二句云：“终有烟霞约，天台作近邻。”尽管此后贾岛并未去天台山再度为僧，与无可结近邻，但在写诗当时，是起过这种念头的。这应是“闻打暮天钟”一语含义的绝好参证。同时，作者在那首诗“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之下自注云：“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这几句在表现苦吟孤傲之中也明言有“归卧故山”的思想。
“闻打暮天钟”作为诗的尾声，又起着点活全诗的妙用。前六句逶迤写来，景色全是静谧的，是望景。七句一转，紧接着一声清脆的暮钟，由视觉转到了听觉。这钟声不仅惊醒默默赏景的诗人，而且钟鸣谷应，使前六句所有景色都随之飞动起来，整个诗境形成了有声有色，活泼泼的局面。读完末句，回味全诗，总觉绘色绘声，余韵无穷。
在《原道》中，韩愈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他对儒道的理解：“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为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以此为据，他批评了道家舍仁义而空谈道德的“道德”观。他回顾了先秦以来杨墨、佛老等异端思想侵害儒道，使仁义道德之说趋于混乱的历史，对儒道衰坏、佛老横行的现实深表忧虑。文章以上古以来社会历史的发展为证，表彰了圣人及其开创的儒道在历史发展中的巨大功绩，论证了儒家社会伦理学说的历史合理性，并以儒家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为对比，批评了佛老二家置天下国家于不顾的心性修养论的自私和悖理，揭示了它们对社会生产生活和纲常伦理的破坏作用，提出了“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的具体措施。
《原道》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提出了一个“道统”的授受体系。韩愈在重申了儒家的社会伦理学说后，总结说:“斯道也，何道也? 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宋儒所乐道的“道统”的形态即由此而来。关于韩愈的“道统”说，《原道》最直接的打击对象是佛老,韩愈所要诛的“民”，也是士农工贾四民之外的佛老二民，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原道》的指责显然是不合适的。韩愈从国计民生的角度指责佛老破坏了社会的生产和生活，这种基于现实功利的批判无疑是有力的。唐代的僧道不纳赋税，不服徭役，所以逃丁避罪者，并集于寺观，“至武宗会昌灭佛时，官度僧尼已达二十六万多人”。
《原道》强调“君君臣臣”的等级秩序，还隐隐地将矛头指向了另一个强大的对手，藩镇。对于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已经揭示。他认为，韩愈在文章中屡申“夷夏之大防”,其中实包含着对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局面的深忧，因为安史是“西胡杂种，藩镇又是胡族或胡化的汉人”。此说虽有理，似略显迂。相比之下，倒是蒋凡先生之说更为显明。《原道》中说:“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诛。”藩镇割据之地，朝廷政令不行，租赋不入，这样的乱臣贼子，正在可诛之列。只是由于当时藩镇势力正炽，才不得已以曲笔加以诛伐《原道》之作，实有着强烈的干预现实的用心。
这是一首意境凄迷朦胧的送别词。
此词选取满溪之蘋绕堤之柳、低垂之月、霏霏之烟、凄凄之风、寂寒之鸥等景象，营造出一个朦胧的境界，有效地渲染、烘托出送者凄迷的心境。全词以景语结情，熔情入景，其显著特色是词调声情与词情妙合无间。词用平声，其音低抑，如诉如泣，而且句句押韵，韵脚既极密，声情便紧促。特别是过片二句，全用阴平声，尤见低抑。低抑的韵脚、字声与急密的韵位构成一部声情悱恻的凄调，与词情表里一致，相得益彰。
起首一句，写送行途中所见景象。“苹满溪。柳绕堤。”青苹满溪，其含意无异于芳草萋萋，亦是关别情。垂柳绕堤，则暗示沿曲曲溪柳送行之远。熔情入景，寓事于景，意蕴包孕很丰富，语言却极简练，只六个字。
“相送行人溪水西”承上，点明送行之事，也点明全词的词旨。千里送行，终有一别，“溪水西”就是送者不得不止、行人终于别去之处。无限凄惘，见于言外，因为水西一别，行人已经渐行渐远，则送者不得不返。
歇拍即写送者归来所见景象：“回时陇月低。”陇月即山月，山月低垂，则天将拂晓。可见，送行之时是拂晓之前。古人远行，多启程于黎明之前甚至夜半时分。“回时”二字，写送者沿送行原路折回。方才顺此路送行，此时逆此路返回，却是孤身一人，唯有低垂之陇月，照见形单影只而已。“陇月低”三字，妙景物之特征与情感之特征相似。此句陇月之低垂，与送者心情之低沉，特征完全相同；低垂的陇月，正象征着低沉的心情。
上片描写送别情境，下片则转写别后情境。过片两句，纯为景语，写的是：拂晓之后，山水原野，烟霭霏霏笼罩，寒风凄凄交加。而送者的心灵，同样笼罩凄迷怅惘之中，这景语又正象喻着心情。这两句不但有景象吻合心情之妙，而且有声情吻合词情之妙。这两句共六字，字字皆阴平，构成凄凉之调，读来愈觉其凄楚。
“重倚朱门听马嘶”写：送者已回到家门，可是仍不能平静，因为家门反而触动了伤心 怀抱，所以送者转过身来，背靠朱门，面向远方，重新举目眺望行人所去的方向，可是，只听得路上过往的马嘶声，再也不见那人的影子，声声马嘶想必紧揪着送者的心。
结句“寒鸥相对飞”将凄迷的词情推到极致：此时，天地间唯有那霏霏晓烟中飞来飞去的寒鸥，与孤独的送者相对。人鸥相对，只是一片静默而已；这静默之中，包含着无限的悲哀。此句还含蓄地点出送者为女性，行人为男性。温庭筠《河传》词云：“若耶溪，溪水西，柳堤，不闻郎马嘶”，可与此词参看。抒情主人公送行归家，闻路上马嘶声，犹倚门倾耳而听。一个“听”字，写出其心动神驰之状，而一个“重”字，则其念兹兹之情亦可想。骑马去者必为情郎，则“倚朱门”者自是怨女。对此作者偏不于明处交代，只从“听马嘶”一幕曲折透出。
开头四句申述壮志难酬的历落遭遇。“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化用《魏书》卷七十《傅永传》中事：“傅永，字脩期......有气干，拳勇过人，能手执鞍桥，倒立驰聘。年二十余，有友人与之书而不能答，请于洪仲，洪仲深让之而不为报。永乃发愤读书，涉猎经史，兼有才笔。”“高祖每叹曰：‘上马能击贼，下马作露布，惟傅脩期耳。’”古代诗人言从戎、歌《出塞》，鄙文崇武，一般与谋求自身的前途有关。这一点高适说得最为明白：“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塞上》）陆游以文武双全的傅脩期自况，与上述情况有所不同。由于金朝屡次以大兵压境，南宋处于危难之际。陆游为了御侮救国，才不甘心仅仅当一名文士。“击狂胡”是一个战士的本分，“草军书”是一个从戎的文士力所能及的工作。诗人没有把文与武对立起来，也不用“投笔从戎”一类的成语，说明他想得很实际。但诗人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际却十分不幸：“二十抱此志，五十犹癯儒。”人生最宝贵的光阴是在20岁至50岁之间。诗人希望在这30年间为恢复祖国河山发挥自己的才干，并积极为实现这一愿望而奔走四方，但结果实在令人失望；虽行年五十，却依然是一介瘦儒。诗人内心满是愤懑之气。他想尽情地喷发出来，但官场的险恶处境又不允许他这样做，因此只好用一个“犹”字略事点染。这在艺术上恰如蚌病成珠似的，成全了作者。对于五七言古诗来说，“气”是十分重要的。气盛而敛，风骨自振，字字句句都富于感人的力量。反之则必然格卑句弱，缺乏动人的艺术效果。
中间二十句就观大散关图之所见生发感想。这种感想，又可以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层次主要借观图一事表述自己的战略意图。大散关一带，山川有险阻之势可凭，人民有忠勇之气可用，加上关中为秦汉故都，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可资借鉴。如若先据有关中，再东向而出，便势如破竹，可以把女真贵族军事集团一举赶出中原。这一层次，作者把议论与抒情结合起来，并从地理、人事、历史三个方面着笔，既有说服力，又有感染力。“大散陈仓间”，不是单指大散关与陈仓县之间的一小段地区，而是泛指关中广大地区。“劲气钟义士”是说关中人民气劲志刚，是绝不肯长期屈从于金人的统治，必然会奋起反抗的。这在忠义之士身上体现得最为集中。人民渴望收复失地，复兴宋室，这对南宋朝廷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可与共壮图”一句，正是提醒南宋朝廷不要辜负关中人民的爱国心愿。“坡陁咸阳城，秦汉之故都”两句，进一步从历史的角度申述先取关中地区对于建立帝王之业的重要意义。遗憾的是南宋最高统治者已经没有秦、汉两朝开国皇帝的气魄。他们偏安江左，歌舞升平，完全无意于恢复中原，所以诗人不得不沉痛地发出了悲凉的哀吟：“王气浮夕霭，宫室生春芜。”
第二层次主要是想象自己擘画的战略意图实现后的胜利景象。“安得从王师，泛扫迎皇舆？”这两句是说，诗人十分希望随从王师攻入关中，进而收复中原，迎接銮舆回到汴京。从此以后，南北限隔的现象不复存在了，交通也由此而通畅：“黄河与函谷，四海通舟车。”沦陷区光复后，各地的货物源源不绝地运到了汴京：“士马发燕赵，布帛来青徐。”遭受严重破坏的汴京开始重建了：“先当营七庙，次第画九衢。”被击败的金朝军队衰弱不堪，朝廷只需派出一支偏师便可把金朝最高统治者俘虏过来：“偏师缚可汗，倾都观受俘。”于是一切都恢复了太平盛世的景象：“上寿大安宫，复如正观初。”唐太宗李世民校猎有获，每亲献禽于大安宫（参阅《旧唐书·太宗纪》）。诗人用此故实，表明他不仅想恢复中原、统一祖国，而且还希望政治清明、天下大治。
这两个层次在全诗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诗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借观图所见，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是一；诗人的军事才能和战略眼光借观图所思同样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是二；诗中崇高的爱国激情和强烈的报国宏愿与诗人穷愁潦倒的“癯儒”形象构成了强烈的对比，使读者油然而生对软弱无能的南宋最高统治集团的愤恨，这是三。从感情结构上说，由于这两个层次着笔的角度各不相同，表达的感情也就有所区别。第一层次着眼于现实，感情比较冷静，略带悲慨；第二层次偏重于幻想，感情比较奔放，显得乐观自信。用幻想中的成功和欢乐来填补现实中的不足，以乐语写哀，可以在艺术上收到最佳的美学效果。本诗读来倍觉悲壮动人，实有得于此。
最后四句倾诉了诗人无可奈何的悲楚情怀。“丈夫毕此愿，死与蝼蚁殊！”话虽是从正面说的，但反面的意思却十分明白：那些醉生梦死、不图恢复的昏庸之辈虽然还活着，但与 蝼蚁没什么两样。用冲和的语气来表达愤激的感情，这比之横眉怒斥更为深沉有力。但南宋统治集团既定的国策是不会改变的，因此诗人终于不能有所作为。“志大浩无期，醉胆空满躯”两句，可以说是诗人在百般寻求解脱而又实在无法解脱的情况下的自嘲与自慰。恢复国土，人人有责，这样的“志”，本无可嘲而自嘲，愈显出诗人受压抑之深和无可奈何之叹。临了，只能借酒浇愁。无奈诗人燃烧的爱国热情不是几杯浊酒所能浇下去的，酒入愁肠，醉胆开张。诗人的满腔怨愤已不能自己，但诗中仍不敢显言，只用一个“空”字微微逗出。全诗到此打住，但感情的波涛仍在激荡。陆游此诗写于嘉州。他在《读岑嘉州诗集》中赞扬岑诗道：“笔力追李杜”明代诗人边贡云：“称其近于李杜，斯可谓知言矣。”（《岑嘉州诗集》明正德十五年济南刻本《刻岑诗成题其后》）陆游此诗不仅爱国激情浩乎沛然与岑诗一脉相承，而且在“笔力追李杜”这一点上，亦与岑诗相仿佛。诗人由观大散关图而想到如何对中原用兵，又从用兵成功的幻想而回归到冰冷的现实；诗人最不愿意纸上谈兵，而最后又不免纸上谈兵。主观与客观的对立与冲突，给全诗灌注了一股郁勃不平之气。这与杜诗沉郁的风格十分相近。全篇兴会飙举、骨力豪健、词气发扬踔厉、流吐似不费力，这又酷肖李白的诗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