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李贽写给友人焦竑的一封书信。在这封信中,李贽对由宋代程朱理学发展而来的明代假道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文章先以郑子玄的“以讲道学为耻”与黄生式“名利两得”的假道学展开对比;又以“心同商贾”的山人与“口谈道德”的圣人其实一样,来衬托郑子玄的“可喜”与可贵;再进一步指出“欺世盗名”的假道学连商贾都不如的虚伪本质。全文层层推进,笔锋犀利,抨击十分有力。
此信开篇即称道郑子玄“质实有耻",而其所谓有耻者,则在于他“不肯讲学”,其言下之意大概说当今之讲学者都是“无耻”的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是他不曾亲见先秦颜(渊)、曾(参)、(子)思、孟(轲)诸贤,也不曾亲见宋代周(敦颐)、程(颢、颐)、张(载)、朱(熹)等理学宗师。仅从他所听到和看到的今之道学家的言行,便足以使他深感羞耻而绝不肯讲了。接着,作者以“不讲虽是过”这种退一步的笔法,将为何“学者耻而不讲”的缘故和罪过完全归结到“今之讲学者”的身上,并说他们“使学者耻而不讲”,断言其罪“可诛”,明确地表示自己对“今之讲学者”的憎恨态度。原来,今之讲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是一些虚伪的道学家;他们骗得高官巨富以后仍继续“讲道德,说仁义”,并说要以道德仁义“厉俗而风世”,其实始终都是虚伪的。郑子玄认为正是这些讲周、程、张、朱者才真正是最“败俗伤世者”,所以对他们“益不信,不信故不讲”。李贽最后归结道:“然则不讲亦未为过矣。”从而又否定了前边所说的“不讲虽是过”之说。宋理学家大儒朱熹曾将人类历史划为“圣”、“凡”两境,三代(夏商周)以前属于“圣境”,“圣境”之人均无利欲、富贵的要求,是一个理想的境地。因此,朱熹十分推崇汉代经学大师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即认为讲仁义道德的人是不言功利的。明代的道学家却口讲仁义道德而心系高官厚禄,在行为上违背了这个观点。因此,李贽不但明言此中人心口不一,而且将其一旦以不仁不义的手段获取高官巨富之后,却偏要假惺惺地大谈其仁义道德以掩盖其丑行的心态揭示于众。这里须指出的是,李贽此番批判绝无站在儒学立场上以维护其纯洁性之意,实乃借此攻击假道学之虚伪,不过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罢了。这里,作者不仅将假仁假义欺世盗名的道学家的本质彻底揭露出来,而且又点出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从而泾渭分明地将学者分为“有耻”与“无耻”两类。以郑子玄与当今假道学家相比,后者之“无耻”便昭然若揭了。
然后,李贽极尽其讽刺之笔,以黄生为例,尖锐地揭露假道学家的骗术。他形象鲜明地将这个趋炎附势、厚颜无耻的家伙南来北往、“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死乞白赖地到处“抽丰”、索要财物的可贱可鄙形象活画出来。说到底,这位黄生不过是为了“好一口食难割舍”便两边讨好,两边炫耀,又两边行骗罢了。作者在这里借村言俚语写出那个黄生永无厌足的丑态是“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与上文“好一口食难割舍”遥相照应,极写其人灵魂的卑鄙污秽。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故意运用与道学家惯常使用的雅言相违的粗俗之语,以示自己纯属“异端”,与他们绝无共同之处。李贽用此句痛斥其丑行,极尽诅咒斥骂之能事,真是痛快淋漓,无以复加,足以使此辈掩面落荒而逃。此段黄生之例,虽似揭露黄生其人,而其目的则是借以批判“今之讲周、程、张、朱者”,故结语曰“今之道学,何以异此”,便把作者一腔忿懑之气完全倾泻在“今之道学”家身上了;并使这段与上段的若即若离而骤成有机整体,全在敷演与转接之功。接着,李贽又揭露并批判了道学家行骗的另一种方式——托名“圣人”或“山人”,改头换面地以欺世盗名,获取暴利。自古以来就有一些文人以“隐士”或“山人”自命,名为清高避俗,实则坐待入仕之良机;更有一些儒者自谓深得知善知恶的“良知”,大讲仁义道德而倍受统治者青睐。对这些人,李贽剖析了他们的居心和隐私,指斥他们“名山人而心商贾”之“可鄙”,乃至“掩抽丰而显嵩、少”的行为的“尤可鄙”。这是一层。再说那些以“圣人”自称的“今之讲道德性命者”,或“自称曰圣人”,或“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者,都不免“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都是黄生一类四处行骗的人物。这是又一层。经过这样深透的分析,可见郑子玄的不肯讲学,应为“质实有耻”而“可喜”了。既呼应了首段,又照应了二段,章法十分纯熟。这里,李贽非常独特地避用古典而自引比喻阐发事理,如以前文中交代清楚了的“掩抽丰而显嵩、少”比喻如黄生般行骗;以“游嵩、少者”喻“显者”;以“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不得李卓老”喻一箭双雕的骗术等等,既避免了重蹈当时文人拟古、沿袭之复辙,又借代以亲见亲听之事,使文章更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上段已说“名山人而心商贾,即已可鄙矣”,而在末段却开口便说“商贾亦何可鄙之有”。其实,前所言的“可鄙”,实指心口不一、名实不符的“山人”,非指商贾。李贽认为,“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作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作,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答耿司寇》)全然没有什么可鄙。况且商贾“辛苦万状”,“受辱忍诟”,还要承担风险,既劳力又劳心,而所得却很微薄。“山人”则不同,他们“不持一文”本钱,“非公卿之门不履”,凭三寸不烂之舌而专事投机取巧、趋炎附势之事,他们早已“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说》),这些人才是最可鄙贱的。在此,作者的态度再明确不过了。最后,李贽以自己为例,明言若自己亦“存商贾之心”却披着仁义外衣而行欺世盗名之事,“则幸为我加诛,我不护痛也”,以示其与“失却真心”的假道学家斗争到底的决心。可见其襟怀之坦荡。此段紧承上段对郑子玄“不肯讲学”之赞许,进一步阐发了作者对假道学的厌恶。
这篇散文在分析问题、论证事理时所体现的复杂谨严、逻辑周密的思维特点是十分突出的。文章既具有丰富的形象性,又具有精湛的思辩性,表现出作者良好的文学素养和敏锐的逻辑思维能力。全文系书信体,语言朴素,笔到意随,而良友契厚,相知有素,倾怀畅谈,更无不尽之辞。李贽文章所具有的内容深厚和大胆的反潮流思想,在这篇文章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可视为其散文的典型之作。当然,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比这篇书信所能表达的要丰富得多,那就另当别论了。对于李贽的著作,封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明清两代均曾多次禁毁过,这也可以证明他的进步思想是为封建统治者所深恶痛绝的。他的书却始终未能禁绝,而是一直流传至今,正说明人民对他的欣赏或赞同。恰如明末慈溪冯元仲所赞:“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
吴文英的这首《唐多令》写的是羁旅怀人。全词字句不事雕琢,自然浑成,在吴词中为别调。
就内容而论可分两段,然与此的自然分片不相吻合。
“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纵芭蕉不雨也飕飕。都道晚凉芭气好;有明月,怕登楼。年事梦中休,花空烟水流。燕辞归、客尚淹留”为第一段,起笔写羁旅秋思,酿足了愁情,目的是为写别情蓄势。前二句先点“愁”字,语带双关。从词情看,这是说造成这些愁情的,是离人悲秋的缘故,秋思是平常的,说离人秋思方可称愁,单就这点说命意便有出奇制胜之处。从字面看,“愁”字是由“秋心”二字拼合而成,所以此二字又近于字谜游戏。这种手法,古代歌谣中经常可见,王士禛谓此二句为“《子夜》变体”,具“滑稽之隽”(《花草蒙拾》),是道著语。此词以“秋心”合成“愁”字,是离合体,皆入谜格,故是“变体”。此处似乎是信手拈来,涉笔成趣,毫无造作之嫌,且紧扣主题秋思离愁,实不该以“油腔滑调”(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二)目之。
“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两句一问一答,开篇即出以唱叹,而且凿空道来,实可称倒折之笔。下句“纵芭蕉不雨也飕飕”是说,虽然没有下雨,但芭蕉也会因飕飕秋风,发出凄凉的声响。这分明想告诉读者,先时有过雨来。而起首愁生何处的问题,正由此处蕉雨惹起。所以前二句即由此倒折出来,平添千回百折之感。秋雨初停,芭凉如水,明月东升,正是登楼纳凉赏月的好时候。“都道晚凉芭气好”,可谓人云亦云,而“有明月,怕登楼”,才是客子真实独特的心理写照。“月是故乡明”,望月是难免会触动乡思离愁的。这三句没有直说愁,却通过客子心口不一的描写把它充分地表现了。
秋属岁未,颇容易使人联想到晚岁。过片就叹息年光过尽,往事如梦。“花空烟水流”是比喻青春岁月的流逝,又是赋写秋景,兼有二义之妙。由此可见客子是长期飘泊在外,老大未回之人。看到燕子辞巢而去,心生无限感慨。“燕辞归”与“客尚淹留”,两相对照,自可见人不如候鸟。以上蕉雨、明月、落花、流水、去燕……虽无非秋景,而又不是一般的秋景,于中无往而非客愁,这也就是“离人心上秋”的具体形象化了。
此下“垂柳不萦裙带住,漫长是、系行舟”为第二段,写客中孤寂的感叹。“垂柳”是眼中秋景,而又关离情别事写来承接自然。“萦”、“系”二字均由柳丝绵长思出,十分形象。“垂柳不萦裙带住”一句写的是其人已去,“裙带”二字暗示对方的身份和彼此之间的关系:“漫长是,系行舟”二句是自况,意思是自己不能随去。羁身异乡,又成孤零,本就有双重悲愁,何况离自己而去者又是一位情侣呢。由此方见篇着“离人”二字具有更多一重含意,是离乡又逢离别的人啊,其愁也就更其难堪了。伊人已去而自己既留,必有不得已的理由,却不明说(也无须说),只是埋怨柳丝或系或不系,无赖至极,却又耐人寻味。“燕辞归、客尚淹留”句与此三句,又形成比兴关系,情景相映成趣。
全词第一段对于羁旅秋思着墨较多,渲染较详,为后边描写蓄足了力量。第二段写字中怀人,着笔简洁明快,发语恰到好处,毫无拖沓之感。较之作者的其它作品,此词确有其独到之处。
这是一首描写闺怨的词。选材虽传统,但由于作者以其高超的写作技巧及思妇的情感表现得极其凄婉深刻,因而令人震撼,百读不厌。
“双喜鹊,几报归期浑错。”表现了闺中人急迫盼望丈夫归来又极其失望的心情。在我国民俗中以喜鹊鸣叫为吉祥。“时人之家,闻鹊声皆以喜兆,故谓灵鹊报喜”(《开元天宝遗事》)。“几”极写闺中人的惊喜,失望、复惊喜复失望。久守空房、孤寂的少妇是多么的深情盼望丈夫早日归来啊。双喜鹊的双字极好地衬托出少妇的孤单,真是人不如禽。“尽做旧愁都忘却,新愁何处着?”假设旧愁可以忘记,即使旧日的愁苦都忘掉,眼前被引起的新愁烦又多得没有地方容纳了。“着”多解,这里当安置、容纳解。与该句句式相同的如北宋失调名词“苦恨春醪如水藻,闲愁无处着”,吴淑姬《小重山》词“心儿小,难着许多愁”。其中的“着”均为安置之意。(见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用委婉曲折的设问,把内心的悲凉苦楚表现得缠绵绯侧淋漓尽致,堪与辛弃疾《念奴娇》的“旧恨春江流不断,旧恨云山千叠”相比美。
过片描写了景物。“瘦雪一愁墙角,青子已妆残萼”,墙角的梅花凋谢了,孤零地沾在那里;几粒青而又小的梅子妆点着花的残萼。明显的暮春景色意味思妇的惜春自怜。雪,指白色的梅花,用“瘦”来形容如雪梅花,形象地写出了梅花的凋零衰败。清人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赞扬作者“字新”欣赏其“瘦雪”的形容。“一愁”即写孤独,又蕴含空漠无依,“墙角”是环境的冷落,也是女主人公的写照。青春而逝,红颜将老,恰如流水年华一去不再,触景伤情,其内心深处的悲凉、无助无奈跃然纸上。“不道枝头无可落,东风犹作恶。”写景抒情,总括全篇,承上作结。虽然已是败花残枝,光秃秃的枝上已无花可落,寡情的东风却依然逞凶肆虐,继续摧残着孤寂无依的梅树。
此词上阕重在心理描写,对闺中人的深沉挚受、痴情盼望的刻画极其深刻。下阕重在景物,以花喻人,贴切自然。艺术上达到极高境界。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评价王庭筠不同于一般金人词风,“间涉幽峭之书,绵邈之音”《谒金门》是词人艺术风格的代表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