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头两句写诗人站在高处，放眼望去，一群耕农在小树林的土堆旁谈论着什么；三四句正面点题，看着眼前的景象，经诗人观察后发现一处野塘，水已溢出，虽未写春雨本身，但写了春雨后的景象和春雨带来的“喜”意。全诗朴实无华，不从正面着笔，而是侧面烘托、渲染，以景写情，画面鲜明生动。
此诗写春雨，但诗人并未着力于雨中之景，而是写雨后情形。其所选意象亦与一般咏雨之作大异其趣，使人读后顿生清新之感。
首句“耕人扶耒语林丘”写春雨过后，村人手扶耒，在山丘之际，互为相谈。诗人虽未有半字言及农人心情，但一“语”字，则将耕人喜得春雨之情展露无余。《诗经·大雅·公刘》写周人安居之情形，即用“于时言言，于时语语”二句形容之。此处用“语”字亦收相同之效。春季农事伊始，农田待耕，故农人“扶耒而语”。
林丘之景叙毕，诗人又将目光投向花外水流。经春雨滋润一过，春花泛彩流红。春花之外，是流水蜿蜒。因有春花相阻，故未见春水，但时见沙鸥飞落，欲集沙洲。杜甫曾有诗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是于茫茫天地，一线长河之间，陡出一沙鸥飘飘，其苍茫之势自是工部气象。而此诗则以一“落”字出，其较野老而言，又甚有轻巧灵动的兴味。
末二句切入正题，问雨来多少。诗人自问已毕，又自答曰“野塘漫水可回舟”。既是野塘，无人打理，想必水浅难泊，而此番春雨一过，水势大涨，竟可回舟其间，其雨势之大可以想见。都云“春雨贵如油”，亦无怪乎耕人扶耒相语，欣欣而喜了。
全诗借春雨之事，写耕人，写沙鸥，写野塘，此三者均含世外之意。村人野老，农耕桑麻不必说，沙鸥自飘然有逸气，野塘回舟亦安然独立于尘世之外。故此诗于清新中隐隐透出一股逸气。而作者其词“奈愁极顿惊，梦轻难记，自怜幽独”（《大酺·越调春雨》）虽同写春雨，其所抒之情则迥然有别了。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山林中农夫扶着犁低声说着话，花丛外面不时落下一只白鸥。
想要检验春雨的雨量，只看那野塘中涨满的春水，可以自由回转一只小船。
注释
耕人：耕农。
耒：古代用来耕地翻土的农具。《易·系辞下》：“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耜为铲，耒为柄，称为耒耜。后用为农具的总称。
语：是谈话，是谈论林丘：又作“林邱”。树木与土丘，泛指山林。
鸥：鸟类的一种，头大，嘴扁平，前趾有蹼，翼长而尖，羽毛多为白色。多生活在海边，主要捕食鱼类。
验：证实。
野塘：野外的池塘或湖泊。
此诗头两句写诗人站在高处，放眼望去，一群正农在小树林的土堆旁谈论着什么；三四句正面点题，看着眼前的景象，经诗人观察后发现一处野塘，水已溢出，虽未写春雨本身，但写了春雨后的景象和春雨带来的“喜”耒。全诗朴实无华，不从正面着笔，而是侧面烘托、渲染，以景写情，画面鲜明生动。
此诗写春雨，但诗人并未着力春雨中之景，而是写雨后情形。其所选耒象亦与一般咏雨之作大异其趣，使人读后顿生清新之感。
首句“正人扶耒语林丘”写春雨过后，村人手扶耒，在山丘之际，互为相谈。诗人虽未有半字言及农人心情，但一“语”字，则将正人喜得春雨之情展露无余。《诗经·大雅·公刘》写周人安居之情形，即用“春时言言，春时语语”二句形容之。此处用“语”字亦收相同之效。春季农事伊始，农田待正，故农人“扶耒而语”。
林丘之景叙毕，诗人又将目光投向花外水流。经春雨滋润一过，春花泛彩流红。春花之外，是流水蜿蜒。因有春花相阻，故未见春水，但时见沙鸥飞落，欲集沙洲。杜甫曾有诗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是春茫茫天地，一线长河之间，陡出一沙鸥飘飘，其苍茫之势自是工部气象。而此诗则以一“落”字出，其较野老而言，又甚有无巧灵动的兴味。
末二句切入正题，问雨来多少。诗人自问已毕，又自答曰“野塘漫水可回舟”。既是野塘，无人打理，想必水浅难泊，而此番春雨一过，水势大涨，竟可回舟其间，其雨势之大可以想见。都云“春雨贵如油”，亦无怪乎正人扶耒相语，欣欣而喜了。
全诗借春雨之事，写正人，写沙鸥，写野塘，此三者均含世外之耒。村人野老，农正桑麻不必说，沙鸥自飘然有逸气，野塘回舟亦安然独立春尘世之外。故此诗春清新中隐隐透出一股逸气。而作者其词“奈愁极顿惊，梦无难记，自怜幽独”（《大酺·越调春雨》）虽同写春雨，其所抒之情则迥然有别了。
此诗具体创作时间不详，从诗作内容上看可能作于宋神宗年间（1078—1085年），是诗人在外飘流时的作品。初春时节，诗人于楼上凭栏静观，观远处农事伊始、农田待耕等宋人安居之情形，心中有所喜悦而作。
作为赋梅赠人之作，词中的白梅与词题上的被赠者之间应该有某种联系：品格的联系或者身世的联系。好在梅花的品格与它的身世，在词人眼中本有因果联系；而余叔良的籍籍无名，似也可以让读者生发“品、运似白梅”的联想。这样，一首以咏白梅为中心的咏物词，就有了人事寄托的袅袅余味。
上片由景入情再入理，写白梅冒雪开放的情态和词人对梅花这一“行为”的看法。起韵重笔描写梅花的凌寒冒雪开放的情景：在白雪飘零的时候，被冬日的寒风早晚不停地吹拂的白梅，已经悄悄开放。在扎眼的白雪中，人们几乎看不见它的花朵，但是却呼吸到了它的横路暗香。在接韵中，作者忍不住要揣测这种肯于凌寒开放的梅花的心思，觉得它是为争先迎接春天而不惜在一年最寒冷的时候绽放于枝头。三韵是作者对它的行为加以叹息：现在毕竟是一年的花事已经结束的时候，梅花因为要早，却反而成了一年中最晚开放的花朵。这样的叹息，不仅是为“心高命薄”的梅花而发，而且也寄寓着他对于人事因缘的深刻体会。
下片更集中地表达词人对于“浑冷淡”的白梅的幽恨。在这种幽恨当中，不仅打入了词人自己的生命体验，也打入了词人对友人冷落不遇的真诚理解。过片语气突然一转，说这具有“雪霜姿”的白梅，在将开未开时也不一定全是似雪如霜的白色。那么它那时又是怎样的颜色呢？接韵就回答这个潜在的问题。它曾像“粉面朱唇”的美人一样，有着一点儿胭脂之色。言外之意是，等到完全开放(花冠遮住了花萼)，却成了浑然的白色。白梅从未开到开放的颜色变化，不仅是对于自然现象的真实记录，更在于表达了作者“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痛惜之情。结韵故意对这清冷素淡的高雅梅花致以“微词”：你既如此素雅脱俗，就莫怪世人不欣赏你。这样的反话，道尽了情深若浅，钟情若恨的复杂心理矛盾。作者对于白梅这一自然物下这样的重辞，表明他早已将它当成了某种人品、某种人的命运的象征。这样的人品和命运，既然引发了他不醉酒就无以摆脱的愁情，醉了酒也不能摆脱的幽恨，显然是包括了他对自己的人品和命运之看法的。作者最后将这首词寄给了余叔良，也许余叔良也是一个自感冷淡不遇的幽人，作者以这样的方式向他表达自己的理解和安慰。
这首诗的起四句写前来吊唁，斯人已逝，而周围环境依旧。中八句写吊唁当日所见，一切景物无不涂上悲悼之情，且以古贤比喻死者，写景写人皆以极浓郁的主观色彩出之，表现了真挚深厚的友情，此为本诗根本特色。末四句感叹，以逝者比死者，以丘井自比，竞恨不得以身相随，因悼念之深而不觉出此重语，将诗人对沈居士亡故之悲痛推向更高一层。
这首诗全篇以哀哭的调子写出，句句都渗透着诗人悲伤的泪水。诗人用了一连串典故，把沈居士比喻为桑扈、陶渊明、善卷、黔娄，颂扬他安贫乐道的隐逸高风。诗的起头和结尾各用四句直抒胸臆，倾吐对友人辞世的怀念、悲伤、哀哭，又避免了长篇排律容易造成的板滞。中间四联，前三联都是借景物抒悲情。“闲檐”、“故榻”一联写主人去后山居的寂寞荒凉；“曙月”、“空山”一联以春天美景反衬悲情；“野花”、“泉水”一联移情于景，将景物拟人化：因为山居主人逝去，就连野花也对客哀愁，泉水亦呜咽迎人。写景手法有别，但悲情同在景中，而且一联比一联强烈。总之，诗人以一掬精诚、满怀酸辛与亡友之魂灵相感通，令人读之凄然。
这首小诗，字面上“读君诗”，主题是“忆斯人”，又由“斯人”的遭际飘零，转见自己“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诗境一转一深，一深一痛。“眼痛灭灯犹暗坐”，已经读了大半夜了，天也快要亮了，诗人还要“暗坐”，不肯就寝。读者自然而然要想到：由于想念微之，更想起坏人当道，朝政日非，因而，满腔汹涌澎湃的感情，使得他无法安枕。此刻，他兀坐在一个小船内。船下江中，不断翻卷起狂风巨浪；心头眼底，像突然展现一幅大千世界色彩黯淡的画图。这风浪，变成了“逆风吹浪打船声”；这是一幅富有象征意义的画图，悲中见愤，熔公义私情于一炉，感情复杂，容量极大。
凄苦，是这首小诗的基调。这种凄苦之情，通过“灯残”、“诗尽”、“眼痛”、“暗坐”这些词语所展示的环境、氛围、色彩，已经渲染得十分浓烈了，对读者形成一种沉重的压力。到“眼痛灭灯犹暗坐”，压力简直大到了超过人所能忍受的程度。突然又传来一阵阵“逆风吹浪打船声”，像塞马悲鸣，胡笳呜咽，一起卷入读者的耳里、心中。这声音里，充满了悲愤不平的感情。读诗至此，自然要坐立不安，像韩愈听颖师鼓琴时那样：“推手遽止之，湿衣泪滂滂”了。诗的前三句蓄势，于叙事中抒情；后一句才哗然打开感情的闸门，让激浪涡流咆哮奔鸣而下，让乐曲终止在最强音上，收到了“四弦一声如裂帛”的最强烈的音乐效果。
这首小诗在音律上还有另一个特点。向来，诗家最忌“犯复”，即一诗中不宜用重复的字，小诗尤其如此。这首绝句，却一反故常，四句中三用“灯”字。但是，此诗读起来，丝毫不感重复，只觉得较之常作更为自然流泻。原来，诗人以这个灯字作为一根穿起一串明珠的彩线，在节律上形成一句紧连一句的效果，使感情层层加深：掌灯夜读，足见思念之切；读至灯残，说明思念之久；灭灯暗坐，表明思念之深之苦。音节蝉连，委婉曲折，如金蛇盘旋而下，加强了表达的力量。
此诗前七句叙述了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的功业，赞颂了他们开国拓疆的丰功伟绩，祈求他们保佑后代子孙福寿安康，永远昌盛。在祖先的神主面前，祭者不由追忆起武王创业开国的艰难，眼前浮现出几代祖先英武睿智的形象：击灭商纣，开邦立国的武王，东征西讨，开拓疆土的成王、康王。既有对祖先的缅怀、崇敬、赞美，也是吹捧祖先、炫耀门庭、沾沾自喜的一种心理反映。
接着此诗又以四件典型的乐器，采用虚实结合的手法，渲染、烘托了祭祀场所的环境氛围：钟声当当，鼓响咚咚，磬音嘹亮，管乐悠扬，一派其乐融融的升平景象。通过这四种乐器奏出的音乐，触发了人们丰富的联想：在平坦广阔的大地上，矗立着巍峨的祖庙群（天子九庙），像天上诸神的圣殿，高屋深墙，宫阙衔连；在祭祀的内堂，分列着各个祖先的神主，前面的供台上陈列着各种精心准备的祭品，或牛或羊或豕或粢盛或秬鬯，令人不禁肃然起敬。两旁直立着许多随祭的臣仆，屏神静气，主祭者周王一丝不苟地行着祭祀大礼。钟鼓齐鸣，乐声和谐，吟诵的祭辞，虽然平直简约，但是在祭祖这一特定的场所，抚今忆昔，浮想联翩，仍可体味出理性的文字后面掩藏的那一缕幽思。
此诗在文学技巧上运用了赋的艺术手法，“铺陈其事而直言之”（朱熹语），叙说简明，直道其事，以简古的语言为祖先歌功颂德，祈求福庇。诗意虽然略显浅易，但因是与古乐相合而诵，又在“穆清”“肃雍”的庙堂使用，有着超出单纯文字所表达的功能，即特定的环境氛围、特定的心理感受会产生特殊的欣赏效果。远古诗歌，研究者多以为是诗、乐、舞三者合一的，颂诗也是如此，不单是具有文学性一个方面，因此要全面、准确地把握其内涵、风神，就不能只局限于文字上的表面理解，而应以文字为契机，从庙堂文化这个大范围的角度进行整体的品味、把握，结合对音乐、舞蹈、建筑艺术特点的联想，作全方位的审美观照，才能领会包括此诗在内的颂诗那种庄严、高贵、古穆、雍容的艺术内涵。因为颂诗的功用在于“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毛诗序》），这一目的决定了它的形式、内容、语言风格的特点，也决定了它的使用范围仅仅是王公贵族，也就是说颂诗的审美趣味与它的使用价值是相互统一，互为因果的。
此诗是昭王时代的祭歌，比起早一些的颂诗，在用韵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对祭祀仪式隆重尤其是乐器齐奏进行了形象生动斩描述。“喤喤”“将将”“穰穰”“简简”“反反”等叠字词的连续使用，语气舒缓深长，庄严肃穆，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体现出庙堂文化深厚的底蕴。
颂诗的实用性、针对性较强，现代研究者对它的文学价值多有贬斥。固然颂诗是仅供统治阶级玩赏的庙堂文学，缺乏文学意味；但它那种古穆肃雍的艺术风格对后世仪式化的官方文学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作诗嘲弄人并非完全以直接的方式，还有可能借题发挥，就事论人。李休烈《咏毁天枢》：天门街上倒天枢，火急先须卸火珠。计合一条麻线挽，何劳两县索人夫。题注：“长寿三年，则天征天下铜五十余万斤，铁一百三十余万斤，于定鼎门内铸八棱铜柱。……纪革命之功。……金彩荧煌，光侔日月。”
据《新唐书·本纪第四》：“延载元年腊月甲戌，突厥默啜寇灵州，右鹰扬卫大将军李多祚败之。二月……己卯，武威道大总管王孝杰及吐蕃战于冷泉，败之。五月甲午，加号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大赦，改元，赐韫七日。”
可知武后耗费如此大的代价造这一座天枢，于她本人是十分有意义的。但由于政治风云的变化，“（开元二年）毁天枢，发匠熔其铜铁，历月不尽。先是，韦后亦于天街作石台，高数丈，以颂功德，至是并毁之。”（《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七》卷二百一十一）统治者的朝令夕改，实质就是劳民伤财，这也才是诗人要真正批驳的。
诗的后半章戏谑性地用“一条麻线”与“两县人夫”作对比，把对统治者的怒骂宣泄得酣畅淋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