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处处将严光与光武帝并列，写光武帝“以礼下之”，礼贤下士，实际上写出了严光鄙视显贵，为人高洁的气节。文章隐隐地批评了当时社会钻营官场、追求名利，贪污腐化的恶习；赞颂了严光不图名利，视官爵如泥土的高尚品德；也赞扬了光武帝能以礼待人的优良作风。文章结构精巧，虚实结合，以虚衬实，相得益彰。
文章开端即连用了两个“天下孰加焉”发问，前者极言光武“握《赤符》，乘六以”，君临天下的威仪，后者则尽写严子陵“动星象，归江湖”的傲岸不群的风姿。遥想当初，汉光武践帝位之时，念及旧日与严子陵“相尚以道”的布衣之交，召他人朝任谏议大夫，而严子陵却始终不为所动，守冰雪之节操，还耕钓于富春江畔。他能够在至尊延请之时置若罔闻，处之泰然，绝非一般俗人、假隐士所能比拟。古来隐士颇多，然而志趣迥异，其中不少人是做着将来一旦为官的美梦才去隐居的，那是以退为进的干禄之徒所为。严光之隐，则纯乎为保持自己清高安贫的气节，故而得到世人景仰，这也正是为什么范仲淹称他“以节高之”的原因了。
范仲淹没有仅仅停留于对严先生的赞颂，因为这也并不是他写作此文的全部初衷。他期待着仁者能够欣逢盛世,明主能够体恤良臣，非如此则不能“大有功于名教”。文中以光武映衬严光，并非有贬抑光武之意。相反，他同时也是想借严光之隐反衬出当时世道的清明，寄寓自己未遇明主的淡淡惆怅。他想见当年严光与光武“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而光武竟不以为意。严光的威武不屈、富贵不淫，固然可钦可敬，光武的宽容大度令人追慕景仰呢。联系自己颇不平坦的艰辛仕途，几番直言进谏，触犯以颜，忤逆权贵，徒然招来党争之祸；世逢内忧外患，自己报国无门，自然追思光武帝这样的一代圣明君主。
范仲淹是治《易》大儒，深通卦爻之术。他把《易卦引人文中，立意既新，又自然贴切，不致使人产生艰涩难懂的感觉，足见其易学功力之深。以《蛊》卦比严光，赞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之风；以《屯》卦比光武，颂其“以贵下贱，大得民也”之德，力图说明：虽则严光至为圣贤，但如若遭逢乱世，则唯有微子之逃、比千之戮的下场，即使一心要去归隐，恐怕也难遂其愿了。所以要紧的还在于光武帝“以贵下贱”的得民之举，故而范仲淹慨然作叹道：“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其心中不平之意，不言自明。
很显然，范仲淹是以一种复杂微妙的心态来写作此文的：一方面，他满怀激情，赞扬严光，全篇以光武与严光对举相始终，一气贯通，有发挥，有咏叹，最后以歌作结，以新安秀丽的山水颂扬先生之风，笔力确乎非同凡响。而另一方面，他又是在无限憧憬地追念光武之德政，进而提出“有功名教”的政治主张，认为贤人的出现与明君在位不无关系。可见他之所以祀先生，不特颂扬先生之风，而更在于期待有圣明之世的出现，使得“贪者廉，懦者立”，天下的仁人得以一展其雄才大略。全文笔力雄健，结构精严，其中结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足以概括出严先生的高风亮节。
上片写琵琶歌女的外貌和弹琵琶的美妙效果。“罗带双垂画不成”，正面描写琵琶歌女的服饰。“殢人娇态最轻盈”，正面描写琵琶歌女的容貌。“酥胸斜抱天边月”，侧面描写佳人斜抱琵琶的形象。“玉手轻弹水面冰”，侧面描写琵琶歌女的琵琶声，圆润清脆而悦耳，颇有“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滩”（唐代白居易《琵琶行》）的韵味。前三句是从视角着笔的，后一句是从听觉着笔的，感觉挪移，一幅亭亭玉立、窈窕淑静的琵琶歌女，活生生地呈现在人的面前。
下片写琵琶歌女的幽独愁苦情态。“无限事，许多情”，概述了琵琶歌女所面临的“事”“情”的缠绕。“无限”言“事”之多，“许多”言“情”之泛。“四弦丝竹苦丁宁”，回答上面的泛问，“事”“情”之“苦，全反映在“四弦丝竹”的“丁宁”声中。有“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唐代白居易《琵琶行》“别离四弦声，相思双笛引。”（南朝梁简文帝《生别离》）之意，一个“苦”字将琵琶歌女的愁态生动地刻画出来了。“饶君拨尽相思调，待听梧桐落叶声”，为点题之笔。苏轼以此衬托出琵琶歌女的幽独愁苦的情态。
全词，苏轼运用描写与烘托的笔法，写了一位相思愁苦的琵琶歌女。“酥胸斜抱天边月，玉手轻弹水面冰”这一联句特别美，特写了琵琶歌女的侧面倩影，特写了琵琶歌女弹拨琵琶所发出的“水面冰”声。平仄得当，对仗工整，颇富现代蒙太奇表现的韵律美。最后的“梧桐落叶声”与“缺月挂疏桐”（《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似乎为巧合的文笔。前者以声写人，后者以形写人，都是为了刻画“幽人独往来，缥渺孤鸿影”歌女形象的，有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