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西江月》词八句,两句一组,分为四组意思。上下片前两句写自己,后两句及惠洪。写自己处前虚后实,写惠洪处前实后虚。每片两意过接处,纯以神行,不著痕迹。山谷为江西诗派始祖,此篇亦是以诗法为词。《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七引录其语云:“诗文不可凿空强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
每作一篇,先立大意;长篇须曲折三致意,乃可成章。“所谓”不凿空强作,待境而生“,就是有情事,有感受要写,才写。此首虽是和韵词,而有实事,有真情,绝非泛泛应酬之什。写法上虽短篇亦有层次,有曲折。上片由衡阳舟中的自己,转到长沙旅次的惠洪,用以连结的枢纽就是不久前的接席论诗,与此时的便道寄词。下片由南行途中的湘水流域匝月勾留,回溯导致此行的生平政治遭遇,瞻望还要走下去的千里程途。
首句“月仄金盆堕水”语本于杜甫《赠蜀僧闾丘师兄》诗:“夜阑接软语,落月如金盆”;又苏轼《铁沟行赠乔太博》诗:“山头落日侧金盆。”仄同侧,金盆山谷词中形容圆月,加以“堕水”二字,切合湘江夜宿舟中所见。次句“雁回醉墨书空”说出了春到衡阳这点意思。衡山有回雁峰,其峰势如雁之回转。
相传雁南下至衡阳而止,遇春而回飞向北。又雁飞时排成“一”字或“人”字,称雁字。首两句成工整对偶,以律诗锻炼之笔,写水天空阔之景,点出眼前时地,而逐客迁流,扁舟迫窄,种种感慨,已暗藏其中。
三四句转入酬答惠洪之意:“君诗秀绝雨园葱,想见衲衣寒拥。”因其词而及其人,因其人而称其诗,说诗兼代说人。作者称道他人之诗之美,常巧设比喻,此处赞惠洪之诗秀绝,如园里青葱,得雨更为鲜绿。惠洪是诗僧,有《石门文字禅》三十卷,大半为诗,其中颇多清隽之篇,作者此处所称,亦非虚誉。
至于园葱之喻,王梵志诗亦云“喻若园中韭,犹如得雨浇”,想同本于俗谚。“想见衲衣寒拥”是说惠洪苦吟时的情状。意似调侃,实见亲切。
“蚁穴梦魂人世,杨花踪迹风中”感慨生平,也是应答惠洪来词“往事回头笑处,此生弹指声中”句意。上句用唐李公佐《南柯太守传》事。作者曾供职秘书省,又为史官,京师十年,友朋文酒之乐,亦甚称意,而后一贬黔州,再谪宜州,后者且为黜降官最重的除名编管处分,所去又是南荒之地,前后比照,宜有“梦魂人世”之感。“杨花”句说自己转徙流离,有似柳絮随风飘荡,不由自主。但是作者处逆境已久,能够看得开。他对这次与惠洪的分别,各奔前程,说是“莫将社燕笑秋鸿,处处春山翠重”。燕、鸿皆候鸟,因时迁徙。燕,春社来,秋社去(春社为春分前后,秋社为秋分前后);《礼记。月令》:“季秋之月,鸿雁来宾。”彼此皆如社燕、秋鸿,各去所要去的地方,一例奔忙,莫以彼而笑此。心头诚然沉重,却以轻倩之语出之。“处处春山翠重”句,祝惠洪此行能履佳境,也有自为开解之意。南方草木,当也是美好的,只要心地宽阔,亦何妨处处皆春。
这首词极尽曲折吞吐之能事,巧用典故,表露旷达胸襟。全词有语尽而情未尽之妙。
这首《西江月》词八句,两句一组,分为四组意思。上下片前两句写自己,后两句及惠洪。写自己处前虚后实,写惠洪处前实后虚。每片两意过接处,纯以神行,不著痕迹。山谷为江西诗派始祖,此篇亦是以诗法为词。《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七引录其语云:“诗文不可凿空强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
每作一篇,先立大意;长篇须曲折三致意,乃可成章。“所谓”不凿空强作,待境而生“,就是有情事,有感受要写,才写。此首虽是和韵词,而有实事,有真情,绝非泛泛应酬之什。写法上虽短篇亦有层次,有曲折。上片由衡阳舟中的自己,转到长沙旅次的惠洪,用以连结的枢纽就是不久前的接席论诗,与此时的便道寄词。下片由南行途中的湘水流域匝月勾留,回溯导致此行的生平政治遭遇,瞻望还要走下去的千里程途。
首句“月仄金盆堕水”语本于杜甫《赠蜀僧闾丘师兄》诗:“夜阑接软语,落月如金盆”;又苏轼《铁沟行赠乔太博》诗:“山头落日侧金盆。”仄同侧,金盆山谷词中形容圆月,加以“堕水”二字,切合湘江夜宿舟中所见。次句“雁回醉墨书空”说出了春到衡阳这点意思。衡山有回雁峰,其峰势如雁之回转。
相传雁南下至衡阳而止,遇春而回飞向北。又雁飞时排成“一”字或“人”字,称雁字。首两句成工整对偶,以律诗锻炼之笔,写水天空阔之景,点出眼前时地,而逐客迁流,扁舟迫窄,种种感慨,已暗藏其中。
三四句转入酬答惠洪之意:“君诗秀绝雨园葱,想见衲衣寒拥。”因其词而及其人,因其人而称其诗,说诗兼代说人。作者称道他人之诗之美,常巧设比喻,此处赞惠洪之诗秀绝,如园里青葱,得雨更为鲜绿。惠洪是诗僧,有《石门文字禅》三十卷,大半为诗,其中颇多清隽之篇,作者此处所称,亦非虚誉。
至于园葱之喻,王梵志诗亦云“喻若园中韭,犹如得雨浇”,想同本于俗谚。“想见衲衣寒拥”是说惠洪苦吟时的情状。意似调侃,实见亲切。
“蚁穴梦魂人世,杨花踪迹风中”感慨生平,也是应答惠洪来词“往事回头笑处,此生弹指声中”句意。上句用唐李公佐《南柯太守传》事。作者曾供职秘书省,又为史官,京师十年,友朋文酒之乐,亦甚称意,而后一贬黔州,再谪宜州,后者且为黜降官最重的除名编管处分,所去又是南荒之地,前后比照,宜有“梦魂人世”之感。“杨花”句说自己转徙流离,有似柳絮随风飘荡,不由自主。但是作者处逆境已久,能够看得开。他对这次与惠洪的分别,各奔前程,说是“莫将社燕笑秋鸿,处处春山翠重”。燕、鸿皆候鸟,因时迁徙。燕,春社来,秋社去(春社为春分前后,秋社为秋分前后);《礼记。月令》:“季秋之月,鸿雁来宾。”彼此皆如社燕、秋鸿,各去所要去的地方,一例奔忙,莫以彼而笑此。心头诚然沉重,却以轻倩之语出之。“处处春山翠重”句,祝惠洪此行能履佳境,也有自为开解之意。南方草木,当也是美好的,只要心地宽阔,亦何妨处处皆春。
这首词极尽曲折吞吐之能事,巧用典故,表露旷达胸襟。全词有语尽而情未尽之妙。
《好事近》,又名《钓船笛》、《翠圆枝》。
嘉树清圆,绿暗红稀,已是暮春时节。花期已过,不必风吹,残花亦纷纷辞枝而去。且喜蝴蝶多情,未与春归,犹随熏风翩翩穿入池阁。
季节变更,大自然呈现的种种变化,触发了词人的愁情。金缕,即《金缕衣》,唐时人杜秋娘所作。其词云:“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这是一首热爱生命,珍惜青春之歌。此处曰“休歌”,正见伤春惜时之情一如病酒,已不能堪,何能再听此曲?
何以忘忧?词人一反“人静帘垂”的传统处理模式,卷帘独看晚春风色,一任杨花柳絮,蒙蒙飞尽。
词虽是写暮春,但上下阕两次跌宕,不使坠入伤春的窠臼。故俞陛云评为“气静神怡,令人意远”(《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刘禹锡《吊张曲江序》说张被贬之后,“有拘囚之思,托讽禽鸟,寄词草树,郁郁然与骚人同风。”这是知人之言。用这段话来评《归燕诗》同样是适合的,《归燕诗》就是“托讽禽鸟”之作。
诗从海燕“微眇”写起,隐寓诗人自己出身微贱,是从民间来的,不像李林甫那样出身华贵。“乘春亦暂来”句,表明自己在圣明的时代暂时来朝廷做官,如燕子春来秋去,是不会久留的。中间四句,以燕子不知“泥滓”之贱,只见“玉堂”开着,便一日数次出入其间,衔泥作窠,来隐寓自己在朝廷为相,日夜辛劳,惨淡经营。“绣户”、“华堂”和“玉堂”,都是隐喻朝廷。末句是告诫李林甫:我无心与你争权夺利,你不必猜忌、中伤我,我要退隐了。当时大权已经落在李林甫手中,张九龄自知不可能有所作为,他不得不退让,实则并非没有牢骚和感慨。
这首律诗对仗工整,语言朴素,风格清淡,如“轻缣素练”(张说评张九龄语)一般。它名为咏物,实乃抒怀,既写燕,又写人,句句不离燕子,却又是张九龄的自我写照。作者的艺术匠心,主要就表现在他选择了最能模写自己的形象的外物──燕子。句句诗不离燕子,但又不黏于燕子,达到不即不离的艺术境界。
从“荔枝诗”看东坡先生的岭南心境。
苏东坡于宋哲宗绍圣元年被人告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被贬岭南,“不得签书公事”。于是,东坡先生流连风景,体察风物,对岭南产生了深深的热爱之情,连在岭南地区极为平常的荔枝都爱得那样执着。
绍圣二年四月十一日,苏轼在惠州第一次吃荔枝,作有《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一诗,对荔枝极尽赞美之能事:“……垂黄缀紫烟雨里,特与荔枝为先驱。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自此以后,苏轼还多次在诗文中表现了他对荔枝的喜爱之情。例如,《新年五首》:“荔子几时熟,花头今已繁。”《赠昙秀》:“留师笋蕨不足道,怅望荔枝何时丹。”《〈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引》:“有父老年八十五,指(荔枝)以告余曰:‘及是可食,公能携酒来游乎?’意欣然许之。”《和陶归园田居》其五:“愿同荔枝社,长作鸡黍局。”《食荔枝二首》其二:“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其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二句最为脍炙人口,解诗者多以为东坡先生在此赞美岭南风物,从而抒发对岭南的留恋之情,其实这是东坡先生满腹苦水唱成了甜甜的赞歌。
不错,从一些现象上看起来,苏轼在岭南时的心情与初贬黄州时相比,确实显得更加平静,不见了“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失意与苦闷。《宋史》本传说苏轼在惠州“居三年,泊然无所蒂介,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贬为琼州别驾后,居在“非人所居”的地方,“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介绍: “东坡先生谪居儋耳,置家罗浮之下……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苏东坡在岭南时,除了关心自然风光和民情风俗以外,还与出家人交往频繁,诗文中就留有很多与僧人唱和的作品。这一定程度上确实表现了避世意识。
我们实在无法相信苏东坡这样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仁人志士会避世遁俗。有一件事实很能说明这个有趣的问题。
晚年的苏东坡似乎很喜欢陶渊明,不厌其烦地和陶渊明的诗,并把和陶的诗专门编为一集。苏东坡和陶渊明诗以居岭南时为最多。从绍圣二年正月在惠州贬所到元符三年八月迁舒州团练副使,徙永州安置,在短短的五年零八个月里,和陶诗凡四十四次一百余首。东坡先生还自述其和陶用意:“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见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这仿佛在告世人:苏东坡从此绝意仕途,欲效陶渊明归隐园田,长作岭南人了。
有意思的是,东坡先生那位心迹相通的老弟却对东坡自述的和陶诗用意提出了疑问,他在《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一文中说:“嗟乎,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儿。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清人纪昀也以为苏轼“敛才就陶,亦时时自露本色”。
苏辙不信其兄会真心归隐,几百年后纪昀的看法也一样。他们的看法可以在苏东坡和陶诗中可以得到印证。《和陶饮酒二十首》其十一曰:“诏书宽积欠,父老颜色好。再拜贺吾君,获此不贪宝。”其十八曰:“芜城阅兴废,雷塘几开塞。明年起华堂,置酒吊亡国。”其二十曰:“当时刘项罢,四海疮痍新。三杯洗战国,一斗消强秦。”《和陶咏三良》有:“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这都可以看出苏轼恬淡的外表掩饰不了牵挂国运民生的忧患情怀。
这种忧患情怀在《荔枝叹》一诗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他首先借汉唐故实抨击统治阶级只顾自己享乐而不关民生疾苦的丑恶本质:“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千年以后,我们尤可想见苏学士老泪纵横,祈求上苍:“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
苏东坡因仕途坎坷曾经想避世遁俗,又因恋恋不忘国运民生终于没能做到归隐山林。在岭南时,东坡先生的内心正处于这种出世与入世两难的心境之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正是这种两难心境的形象描述。
此诗前两联写塞北阴冷萧瑟之景,“黄沙碛里本无春”,“总有春来何处知?”惨惨阴风夹着黄沙吹打着弱柳,那是非常荒凉凄惨的。颔联和杜甫的“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正好相反,倒有“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味道。花上露水充满寒意,连蝴蝶都不愿飞来,虽有芳草碧连天,可草中藏着乌鸦,十分阴森恐怖。这就和“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兰”的江南春天形成强烈的对比,也把诗人思念故国的深情充分地表达了出来。
后两联抒情。“莫写”说的是自己的诗难以把浩荡的愁怀尽情抒写出来,可诗人不尝“诗穷”,“难将梦到家”则更是难堪,而酒也不尝“薄”,诗人想回故乡除非是在梦中;要做美梦只好喝酒,可酒薄无力;一场梦尚未到家,人却已经醒了。真是“酒无通夜力”,“梦短不到家”。最后以东风吹白了两鬓的黑发作结,其故国之思抒发得十分深沉。
此诗前两句用“山外山”、“树边树”的视觉形象引发国破家亡的愁怨和遗恨;后两句诗人紧承前语,针对元代统治者发出的反抗心声,揭示出诗人自己与元朝统治者“不共戴天”的主题。全诗以浅近通俗的语言,生动质朴的比喻,率直地表示亡国之恨,字字咬牙,句句切齿,有颠倒乾坤,截断众流之气魄。
第一、二句作者为了表现胸中的“愁和“恨”,不是采取怒发冲冠式的直接表露,而是借物寓怀,以一种环境衬托的比喻手法,巧妙地用“山外山”“树边树”的视觉形象引发国破家亡的愁怨和遗恨。这里的“山”“树”,不仅指自然的“山”“树”,更寓意元兵占领的一片浑浊世界。山、树本可使人赏心悦目,然而在亡国遗民眼中,只能勾起无限的愁和恨。
第三、四句紧承一、二句,诗人设想,如果眼前的山和树能够隔断秋月的光明,照我就不照他,照他就不照我,使我和他“不共一处”。这样以含蓄的手法,揭示出诗人自己与元朝统治者“不共戴天”的主题。诗人虽未明言同谁“不共一处”,不过,从诗人所写“无处堪挥泪”(《书文山卷后》),“我愁无地可耕渔”(见《宋遗民录》)等句,则可以清楚地看出,正是灭宋的元代统治者,使诗人陷入“无处”“无地”的厄运,所以诗人在月色如银的秋夜,迸发出的愁恨,不能仅仅看作是个人的恩怨。确切地说,全诗乃是针对元代统治者发出的反抗心声,誓欲隔断明亮的秋月,虽然想隔断秋月的光明,事实上却是不可能的,但诗人不愿与元代新贵们“共一处”,其态度之坚决,气节之坚贞,给读者以强烈的感受。
前人评谢翱诗曰:“所作歌诗,其称小,其指大,其辞隐,其意显,有风人之余,类唐人之卓卓者。”(《谢翱传》)此诗即可见诗人风格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