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酬王二十舍人雪中见寄》不见于《柳河东集》。宋人蔡正孙《诗林广记》中选柳诗五首,其三即此诗,今人考证为柳宗元所作。
柳宗元初贬永州无以为居,寓居在潇岸四无邻舍的龙兴寺内,公元810年(元和五年)迁居愚溪侧畔,筑室茨草,与农户为邻。他在《田家》诗中描写了周围的环境:“古道绕蒺藜,萦回古城曲。蓼花被堤岸,陂水寒更渌。……行人迷去住,野鸟竟栖宿。”永州地处楚南、五岭北麓,偏僻荒凉。而他居住的愚溪一带更是杂草从生,蓼花披岸,溪水清寒,道无行人。
诗的前两句写景,描写柳居孤寂清冷的环境:柴门多日紧闭不开、石阶上铺满了皑皑白雪,分不清高底,没有人来访。这两句虽然写的是雪后柳居前的清冷荒凉之景,实际透露出来的却是他人生境遇的寂寞。
柳宗元是“永贞革新”的重要人物,曾在长安叱咤风云。革新失败后,被贬谪到南蛮之地,昔日政治上的挚友相继被贬,天各一方,不通音讯。来永州不久,与之相依为命的母亲卢氏病故,而朝廷连发四次诏命,规定“八司马”不在宽赦之列,早日复用的希望破灭了。政治上的迫害,人世间的诸多失意,给他难以承受的打击。他这时的心境正如他在《南涧中题》所述:“去国魂以游,怀人泪空垂。孤生易为感,失路少所宜。寂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柴门多日紧闭不开是他内心寂寞的独白,而石阶上铺满的皑皑白雪便是人世间清冷的抒写。
诗的后两句叙事抒情。诗人说:为何要把琼玉般的白雪踏碎?是因为有朋友从京城给我寄了诗来。欣喜之情跃然诗间。柳宗元自公元805年(永贞元年)被贬永州至公元808年(元和三年),未有故旧大臣给他写信,后虽有些书信来往但也不多。除随行的表弟卢遵、堂弟柳宗直外,几乎没有朋友与之交往。空寂孤寂,怀人泪垂。就在这时,接到了早年朋友王涯寄来的诗,他无比高兴。这一“蹈”字,极传神地描绘出他的欣喜之情。
前人评价柳宗元诗歌的特点在于语言峻洁,气体明净,善于从幽峭掩抑的意境中表现沉着真挚的感情。此诗的后两句似乎是感情外露了些,其实子厚在这里“以乐景写哀事”,以反衬的手法极含蓄地表现了长期潜伏于内心而永难排遣的寂寞与痛苦,让读者在岭外荒远凄寒的景象中,看到了一位手举故乡远方寄来的诗笺,足蹈琼瑶,双泪空垂的凄美形象;听到了一千几百年前的回荡在他心胸间的悲凉凄楚、愤愤不平的感慨。
花间词词风秾艳,辞藻华丽,多为闺阁香艳之词。张泌现存的九首《浣溪沙》亦多写深闺绣闱,怜香惜玉,散发着脂粉气,但这首《浣溪沙》却别富情调,生动活泼。
这首词写一募小小喜剧,鲁迅在一篇杂文中曾戏谓为“唐朝(应为“五代”)的钉梢”。封建时代男女防闲甚严,而在车马杂沓,上女如云,男女界限有所混淆的游春场合,就难免有一见钟情式的恋爱、即兴的追求、一厢情愿苦恼发生,难免有“钉梢”一类风流韵事的出现,作为对封建禁锢的积极或消极的反应。
首句直入情节:在游春人众归去的时候。从郊外进城的道路上一辆华丽的香.车迤俪而行,一个骑马的翩翩少年尾随其后。显然,这还只足一种单方面毫无把握的追求。也许那香车再拐儿个弯儿,彼此就要永远分手。只留下一片空虚和失望——要是没有后来那阵好风的话,“东风”之来是偶然的。而成功往往不可忽略这种偶然的机缘。当那少年正苦于彼此隔着一层难以逾越的帷幕时、这风恰巧像是有意为他揭开了那青色的绣帘。虽是“斜揭”,揭开不多,却也够意思了:他终于得以着见他早想见到的帘后的那人。果然是一双美丽的“娇眼”,而意想不到的是她竟然“慢回娇眼笑盈盈”。这样眼风,虽则是“慢回”,却已表明她在帘后也窥探多时。这嫣然一笑。是下意识的勾引,是对“钉梢”不动声色的响应,两情相逢,生这场即兴的迫求势必要继续下去了。
这盈盈一笑本是一个“消息”,使那少年搔首踟蹰,心醉神迷,但没有得到语言上可靠的印证,心中小踏实,故仍觉“消息未通”。而进城之后,更不能肆无忌惮。“消息未通何计是”的问句,就写少年的心理活动,颇能传焦急与思索之神。情急生智——“便须佯醉且随行”。醉是假的,紧随不舍才是真的。这套“误随车“的把戏,许能掩人耳目,但瞒不过车中那人。于是:“依稀闻道太狂生!”
香车驶入长安了,正当男的左右为难,要不要继续跟踪下去之时,东风来帮忙,它掀起马车的布帘,里面露出了少女的容颜,女主角正在笑嘻嘻地看着他呢,原来流水也有情,男主角燃起了希望,但少女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呢?没有交谈,男主角无法明确,只好继续跟着马车行走。可是在城里面,这样明目张胆地跟踪女性车驾太嚣张了。爱情是智慧的催化剂,灵机一动,男主角假装喝醉了,跌跌撞撞地跟着马车行走。这种小算盘可逃不过少女的心思,少男模糊地听到少女在车里笑骂:这个男的啊,太轻狂了。剧情到此戛然而止,留给读者的则是丰富的想象。少女对少男的心意怎样,是佯怒实喜呢,还是其他?两人之间会不会演出红拂夜奔或待月西厢的剧情呢,则更让人期待了。这突来的一骂富有生活的情趣。鲁迅说:“上海的摩登少爷要勾搭摩登小姐,首先第一步,是追随不舍”,“第二步便是‘扳谈’:即使骂,也就大有希望:因为一骂便可有语语来往。所以也就是‘扳谈’的开头。”(《二心集·唐朝的钉梢》)这里的一骂虽然不一定会马上引起扳谈,但它是那盈盈一笑的继续,是打情骂俏的骂,是“大有希望”的“消息”。将词意推进了一步。
词到此为止,前后片分两步写来,每次都写了男女双边的活动。在郊外,一个放胆追逐,一个则秋波暗送;入城来,一个佯醉随行,一个则佯骂轻狂。前后表现的不同根据在于环境的改变。作者揭示出男女双方内心与表面的不一致甚至矛后。戮穿了这一套由特定社会生活导演的恋爱的“把戏”。自然产生出浓郁的喜剧效果。此词不涉比兴,亦不务为含蓄,只用白描抒写,它开篇便入情节。结尾只到闻骂为止,结构紧凑、简洁。所写情事,逼肖生活。
这首诗写战国时期贤士郭隗有幸受到燕昭王的礼遇,体现了作者对开明盛世的向往、对先贤丰功伟绩的追慕、对自己生不逢时的感慨,反映了古今仁人志士的普遍遭际。全诗运用借古讽今的手法,语言质朴,情感深沉。
全诗的主旨落在开头两句:“逢时独为贵,历代非无才。”这两句抒发了自己生不逢时、壮志未酬的感慨,表明诗人的不得志,非己无才,实乃生不逢时。这包含着诗人的无限悲愤和辛酸,概括了封建时代许多有才智之士的共同悲剧。因为生不逢时,所以更加渴望明主,更加仰慕前贤。据《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燕昭王想招揽天下贤士报齐国之仇,首先为郭隗改建了宫馆,并且像对待老师那样地尊敬他。因此诗中说:“隗君亦何幸,遂起黄金台。”这两句体现了诗人对盛世的向往,对古代贤人丰功伟绩的追慕。
这首诗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充满着对社会政治、人生命运等一系列问题的观点和思考。此诗之所以能对后来的中国读者产生强烈的美学吸引力,靠的是文学历史的背景。它借古讽今,情感深沉,被看成令人信服的朴质风格,是中国诗歌中最重要的摹拟格式之一,即不是模仿行动和外界,而是模仿内在的情感状态。历史的联想使得这些情感成为正统的、极其严肃的情感,而不是纯个人关注的细微情感。此诗的创作可以说是诗人提倡的“兴寄”“风骨”理论的一次重要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