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首五言古诗共一十二句，四句一段，可分三段。诗中，藉个人升沉，体察世态炎凉，且以感物感时为体己的诗人李贺，特别以“铜驼悲”为塑造、为象征，来咏人物之衰、盛世盛时不在，以为世人处世处事之警策也。

　　诗中第一段四句所记，乃诗人以落魄者的身份与心情即为悲剧主角亦为精神主观，一方面企图藉赴洛阳牡丹花会赏花送春以为伤痛不平之聊慰，另一方面再藉“悲铜驼”为感时思物，并拟人体己作《铜驼悲》以为郁闷心情之排遣，合而旨在可藉相应符号个涵历史意蕴地形象展示来收达观人生、达观自然、达观历史、超越自我之效也。姚文燮注曰：“落魄寻花，无聊情绪，作曲送春，时去不复，致来铜驼之悲也。”是说不免有曲解诗人所怀的“悲剧情结”，及其相应的“感伤主义”，在艺术审美上所深层具有积极性的精神本质，其实绝不可能出于“无聊心情”之嫌。或者换言之，诗人届时所以特别能以汉铸铜驼为艺术观照与塑造对象，但藉“悲铜驼”再作《铜驼悲》，好拿自己的主观精神来把本来无生命、无感情、无精神的古物铜驼，当做时代更迭之鉴证，一并拟人赋予它之形象与符号以相应的意义。

　　诗中第二段四句，诗人禀其独有的人生苦短之感与历史苍凉之慨，先拿桥南紫陌骅骝骄骋繁华之地，与北邙前贤亡灵归葬陵墓蒿荒之地为对照，复拿四会道街之畔贵客正豪饮高会，与所立铜驼因阅历已作而不胜变迁之感为景致观照，以作承转，共同来射人生生与死之短暂，并射历史繁荣与衰败之轮回，好发人为之深思深醒也。

　　诗中第三段四句，合而来说人生在世，生命的脆弱无助，命运的作踹作难，诚然一如烛光临风，随时有可能或因灯油熬尽而自行熄灭，或因风而被猛然吹灭，但是人生自我设计、自我奋斗、自我实现的要义，却总是应在要以“生世莫徒劳”为志向，但为认识真理与坚持真理，一并引坚韧不拔、百折不回的道德修养为不离。离此者，必不能真正体验个涵在“厌见桃株笑，铜驼夜来哭”这一不失“悲观主义”精神色彩之诗句中，自被大理想、大失望、大破灭、大悲哀、大寂寞所嚼烂了的诗心，及其悲剧人生的积极精神意义。

　　此诗起首二句就幻化出一个仙女下山的浪漫飘渺的图像。神话传说中舜帝的两名妃子娥皇与女英正依傍了清风在飘飘降临。而九嶷山正是葬舜之处。这二行诗也自然让人想到《楚辞》里屈原的《九歌·湘夫人》中的二行诗句：“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二位仙子又从青山白云之间乘风而下了，她们为何而来？为情而来，为美丽的霞姑而来。

　　接着的二句写仙女的音容面貌，其中也植入了杨开慧烈士，诗人早年的妻子的美丽身影，天上人间神人合一，难以区分。斑竹上凝结了万千晶亮的泪珠，而红霞片片是仙女的衣裙，也象征及比喻为杨开慧的英灵。如唐代刘禹锡《潇湘神》一诗的“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一样，诗人毛泽东也在诗中借“斑竹一枝千滴泪”寄托他对杨开慧的绵绵哀思。这是一种多么深沉的永恒的相思啊！诗人对年轻时的爱侣刻骨铭心的相思，正形象地通过斑竹露珠般的泪花渐渐浸透出来。但英烈的牺牲是美好的，是绚丽的，她已幻化为万千红霞飘荡在祖国万里河山之上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从中固然可以看到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矛盾，但它却也表现了毛泽东对家乡人民克服困难的殷般期待，以及毛泽东藐视困难欲战而胜之的坚强意志。古代湖南盛产木芙蓉，五代谭用之《秋宿湘江遇雨》中有“秋风万里芙蓉国”之句，一般人认为这是毛泽东诗中“芙蓉国”的出典。但中有一首诗是：“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我以为，娴于中国古典诗词的毛泽东不会不想到它。

　　因此，“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两句诗，既寄寓了他的怀乡念旧之情，也表达了他对于家乡乃至整个中国的明天的展望。如前所述，这首诗是对古典诗歌中友情诗传统的创造性发展。正是因为古人写友情时视野毕竟有限，格局有的比较狭窄，常常限于个人的天地之间，如明代邢昉的“胸前千斛泪如澜，为不逢君未可弹。何日尽情拼一哭，两人相对却成欢”（《寄吴见未》），如明代顾起元的“与君相见倍相亲，忽漫分携更怆神。此夜高歌在燕市，不知肝胆向何人”（《送顾考敷南还》）等等，均是如此。而毛泽东的《答友人》与它们比较起来，不仅可见新旧之别，古今之异，而且可见毛泽东作品境界之高远。

　　毛泽东这首诗，在艺术上是巨细映衬、点面相形的典范之作。意笔与工笔，概括和精巧，粗犷与细腻，是艺术形象造型的两种不同的手法，在诗歌创作中尤其如此。擅长于思想辩证法的毛泽东，同样讲究艺术的辩证法。毛泽东的诗词包括这首七律，其艺术的总体风貌是继承宋代以苏、辛为代表的豪放派风格而作创造性的发展，诗的境界雄浑壮阔，往往神驰寰宇而目空今古。但是，从诗艺而言，一味豪壮，常常就会空无依傍，大而无当，等而下之的就会堕入凌厉叫嚣之途；一味工细，则容易流于琐屑平庸，天地狭窄，等而下之的就会流于晦涩苍白之境。只有大中取小、以小见大，才会大而不空，小而不仄，大小互补，相得益彰。因此，毛泽东既常以其如椽的健笔，挥洒出大的境界（大景），也注意以较为精细的笔墨点染出小的境界（小景）。唯其如此大小结合、巨细映衬，才能创造出豪气干云而情味绵邈的艺术整体。

　　这首即事议论之诗，借宋玉以写自己，含蓄深刻而措辞委婉。

　　诗的前两句是说，并非宋玉特别喜爱隐舍不露的言辞托讽，正是因为襄王沉迷艳梦，迟迟不醒，这就暗示自己确有微辞托讽之作，而且是事出有因，不得不然。后两句是说，自从《高唐赋》问世以后，凡是描写男女情爱的作品便都值得怀疑为别有托讽了。这就暗示说，诗人自己另一部分写男女情爱的诗作并不一定另有寄托，但人们因为受了微辞托讽的《高唐赋》式作品的影响，便都怀疑它们有所寄托了。李商隐用“尽堪疑”的词语，是想表明这种“疑”事出有因，同时又是想表明这种笼统的疑并不符合实际。

　　李商隐与宋玉，都属于多情才子、沦落文人一类。由于遭际相似，李商隐的偏爱宋玉，更多表现为自叹与自伤。李商隐在当时境遇之中，常常是“无悰托诗遣，吟罢更无悰”（《乐游原》）。深曲浓重的愁思，沉缅绵邈的情感，产生了“楚天云雨俱有托”的艺术表达和追求。诗人的拳拳之心应当得到后人的理解。然而诗人非但没有得到时人的理解，更被置之于无端的猜测和粗暴的责难之中。后二句“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既是辩说其诗并非篇篇寄寓世事，也是讥诮世人无知，徒然疑忌，其中更有“才命两相妨”、“多情岂自由”的伤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