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公元1074年（宋神宗熙宁七年）秋，苏轼由杭州移守密州（今山东诸城）。次年八月，他命人修葺城北旧台，并由其弟苏辙题名“超然”，取《老子》“虽有荣观，燕处超然”之义。公元1076年（熙宁九年）暮春，苏轼登超然台，眺望春色烟雨，触动乡思，写下了此作。这首豪迈与婉约相兼的词，通过春日景象和作者感情、神态的复杂变化，表达了词人豁达超脱的襟怀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人生态度。词的上片写登台时所见暮春时节的郊外景色。

　　这首词为双调，比原来的单调的《望江南》增加了一叠。上片写登台时所见景象，包括三个层次。

　　“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这首词开头两句是说，登上超然台远眺，春色尚未褪尽，和风习习，吹起柳丝千条细。首先以春柳在春风中的姿态——“风细柳斜斜”，点明当时的季节特征：春意暮而未老。“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这一湾护城河水绕了半座城，满城内皆是春花灿烂。其次，三、四句直说，直说登临远眺，而“半壕春水一城花”，在句中设对，以春水、春花，将眼前图景铺排开来。“烟雨暗千家。”五句是说，迷迷蒙蒙的细雨飘散在城中。

　　三个层次显示有一个特写镜头导入，再是大场面的铺叙，最后，居高临下，说烟雨笼罩着千家万户。满城风光，尽收眼底。这是上片，写春景。

　　下片写情，乃触景生情，与上片所写之景，关系紧密。“寒食后，酒醒却咨嗟”，进一步将登临的时间点明。寒食，在清明前二日，相传为纪念介子推，从这一天起，禁火三天；寒食过后，重新点火，称为“新火”。此处点明“寒食后”，一是说，寒食过后，可以另起“新火”，二是说，寒食过后，正是清明节，应当返乡扫墓。但是，此时却欲归而归不得。以上两句，词情荡漾，曲折有致，寄寓了作者对故国、故人不绝如缕的思念之情。“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写作者为摆脱思乡之苦，借煮茶来作为对故国思念之情的自我排遣，既隐含着词人难以解脱的苦闷，又表达出词人解脱苦闷的自我心理调适。

　　“诗酒趁年华”，进一步申明：必须超然物外，忘却尘世间一切，而抓紧时机，借诗酒以自娱。“年华”，指好时光，与开头所说“春未老”相应合。全词所写，紧紧围绕着“超然”二字，至此，进入了“超然”的最高境界。这一境界，便是苏轼在密州时期心境与词境的具体体现。

　　这首词从“春未老”说起，既是针对时令，谓春风、春柳、春水、春花尚未老去，仍然充满春意，生机勃勃，同时也是针对自己老大无成而发的，所谓春未老而人空老，可见内心是不自在的。从这个意义上看，苏轼实际上并不真能超然，这种似是非是的境界，真是苏轼精神世界的真实体现。

　　这首词上片写景，下片抒情，是典型的借景抒情。上片之景，有“以乐景衬哀情”的成分，寄寓作者对有家难回、有志难酬的无奈与怅惘。更重要的是，整首词表达思乡的感情，作者以茶聊以慰藉尤其突出。

　　柳宗元的《雨晴至江渡》，只有短短的四句话，二十八个字。初读起来好像很容易理解，诗的前两句，写他在雨后初晴的一天傍晚，独自到江边散步。后两句写他在愚溪渡口旁，雨停水退后所见到的景像。

　　河里的洪水太大，大到连村旁的小路都被淹没了。而且，水中漂浮的木筏，也被冲散了，有的高挂在岸边的树枝上。说明这场雨下得太猛，下得太久，自己在屋里憋的时间太长了。久雨初晴，才迫不及待地要到江边来走一走，放松放松自己被压抑的心情。第二句中有一个“独”字，用得非常巧妙，不仅是写实，也是写虚。写实，是指他独自一人到江边来散步；写虚，是指当年一起参加“永贞革新”的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都被发配到偏远的州府，自己孤身一人来到永州，势单力薄，难以再成气候。第四句中有一个“在”字，用得鲜活。因为木筏所处的位置，应该漂浮“在水中”，此刻却被漫天洪水冲到岸边的树上，“在高树”三字，让人叹然思然，不胜感慨。真是几多凄凉，几许伤感。

　　永州，在湖南省的西南部，每年的春夏两季，雨水格外繁多。柳宗元曾经写过一篇《舜庙祈晴文》，其中有几句的大意是：“浓云密布，阴雨连绵，洪水泛滥，不仅河岸崩塌，而且冲断河堤，淹没了稻田和菜地，百姓遭灾，苦不堪言”。因此，祈盼舜帝体恤民情，赶快诛杀妖龙，驱散云雾，使阳光重新普照大地，不再让雨水危害百姓。结合这篇文章，再读《雨晴至江渡》，反复咀嚼，诗人久雨蛰居之苦、远谪漂泊之痛、同情百姓遭遇的忧患意识、感叹自己空有经国济世的抱负，却又无法施展的愤激心情，皆在不言之中，凸显出来。诗人采用了小中见大、平淡之中寓含深意的写作手法，从表面上看来，四句都是写景，其实字字皆在抒情，真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二十四诗品》）。

　　柳宗元这首作于永州溪居的七绝诗，在不同的版本中有不同的解析。如，有的注“槎”为“折、木筏子”，视该诗为一首闲散诗（《柳宗元诗文选注》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3 月版），有的注“槎”通“楂”即“水中浮木也”，视该诗为“渡口退潮之景”、“偶然景”（《柳宗元诗笺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 9 月版），有的不作任何注释只是笼统地视该诗为“抒写孤寂忧愤的心境”（《柳宗元在永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版）……诸多的解析给读者带来了诸多的疑窦：“槎”究竟是什么意思？诗的旨趣究竟何在？等等。笔者带着这些问题，怀揣有关资料，凭着世居愚溪之源和长期工作在永州的有利条件，一脚踏进柳宗元溪居遗址，目光投向千百年前，实地进行了连续几个暑假的细致考察，经过一番贴近生活的理性分析，似乎找到了一种全新而又真切的理解。

　　我们从柳子的《愚溪诗序》得知，柳子“永州溪居”是一座“八愚”（愚溪、愚丘、愚泉、愚沟、愚池、愚堂、愚亭、愚岛）园林群景。由于柳子诗文直到他死后两百多年才公之于世，所以这群景点对当时人来说就根本不晓得，因而也就没有认传下来。加之后代人们未看到其能表明的“八愚”群景位置的关键一景“愚亭”之所在，所以这座群景的位置究竟在哪里就成了一个谜。这了解开这个谜，永州学人做了大量的考寻工作。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有专家考证，发现柳子永州溪居“八愚”群景就在今天永州柳子街 120 号至 126 号之间的愚溪北畔注①，背山面水，座北朝南。笔者曾反复实地察看，看那“八愚”各景点方位与《愚溪诗序》所述吻合，唯一空缺的就是“愚亭”，但见得“愚亭”所在位置正处于愚溪北滨，其址是一座用青石方料铺筑起来的呈圆形（直径约 五米 ）的码头——但决不是什么码头。因为在“其流甚下……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连小舟也进不去的愚溪，当地老百姓不会也没有财力去砌这样一座规模甚大的码头闲置在那里或专作洗衣用。笔者认为，它是“愚亭”基址无疑。想必是筑在这个位置上的三面环水的“愚亭”被哪年的洪水冲毁罢了（注②）。

　　“愚亭”被哪年的洪水冲毁了呢？有没有被洪水冲毁的事呢？请看下面的分析。“愚池”正北约 十米 远的小山坡上（今天柳子街 120 号至 126 号街道靠北）建有一个当地人们世代相称的“十五亭”，据 张绪伯 先生考证就是柳子重建的“愚亭”（注③）。何以知之为柳子重建？从其命名以知之。因为柳子有“以数代名”的习惯。例如他称刘禹锡为刘二十八，称周韶州为周二十二，称娄图南为类二十四等。“愚”乃十三点画，怎么用“十五”称之？ 张绪伯 先生说，柳子写有《永字八法颂》（《外集补遗》）。同朝文人卢肇云：“永字八法，乃点画尔”；《翰林禁经》亦云：“八法者，永字八画也……古人用笔之术，多于永字取法。以其八法之势，可通一切字也”（注④）。由此可见唐代文人是把“愚”看作十五点画的。这样看来，“十五亭”即“愚亭”之别称无疑，既是柳子命名又是柳子所建也无疑。而柳子把当初建在“池之南”的“愚亭”迁建到“池之北”去的事，便无可辩驳地说明了：其亭的确被大水冲毁了，毁于哪年夏天，我们不得而知，但毁在柳子永州溪居期间无疑。

　　研究家们认为，《雨晴至江渡》诗大致写于元和六年的夏天，即是说，谁也无法知晓其诗的准确写作时间，但写在柳子永州溪居期间则是可靠的。那么，“池之南”的“愚亭”被洪水冲毁可能就成了《雨晴至江渡》诗的写作背景。

　　依据这样的情境，再来品读柳宗元这首七绝，我们就不难理解其内容了。“江南初晴思远步，日西独向愚溪渡。”你看，“江雨初晴”，诗人首先想到要出去走一趟；已经到了“日西”时分，诗人却还“独”自一人向愚溪渡口（愚溪入潇水处）走去。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大雨初停，时近黄昏）出去？一个“思”字，表现出作者心中有一桩难以割舍的心事。什么事？且看后面的诗句：“渡头水落村径成，撩乱浮槎在高树。”诗人踏着刚露出水面的泥泞小路，艰难地走到愚溪渡口一看，只见一些木料和稻草已经“撩乱”变成“浮槎”并挂在愚溪两岸的高树上！原来，诗人是寻找因下大雨涨大水而被冲毁的“愚亭”来了！愚溪“幽邃浅狭”，“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愚溪诗序》），小舟也不能进，无运放竹、木筏子事，自古至今皆然。所以，末句诗中的“槎”既不是“竹、木筏子”，也不是其他“水中浮木”，而是“愚亭”被大水冲毁后散落的那些“木头和草料”。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柳宗元这首七绝既非“闲散诗”，又非“偶然景”，更非“抒写孤寂忧愤之心境”，而是一首即事兴怀诗，它记叙了“愚亭”被大水冲毁瞬间瓦解的真实怀景，流露出一种对“愚亭”被毁的十分惋惜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实质上表现了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事物的怀念与追求。

　　柳宗元诗的总特色可概括为“冷峻”二字（前人有所谓“秾秾纤简淡、清峭森严”的说法），这是诗人谪居永州十年“恒惴栗”的主观心绪和那“南夷”“凄神寒骨、悄怆幽邃”的自然环境相互交织在诗中的必然反映，但这并不是说他的每一首诗都如此。在他的永州山水诗中，也有一些写得“冷”而不“峻”，“清”而不“峭”的，如古体诗《渔翁》和这首《雨晴至江渡》的七言绝句就是这样，它文笔简淡却描写传神，画面清幽而意境深远，给读者以广阔的空间想象美而绝无丝毫森严峻峭之感。

　　此诗中不仅刻画出北方农村的贫困萧条，也写出了北方农民热情好客、诚恳淳朴的性格，指责了蒙古统治者对汉族文化的摧残。此诗语言朴实，时近口语，直抒所见所感，不事雕琢，感情真挚而关怀深切。

　　“我行冀州路，想古帝都”， 诗歌起句，作者便点明题目——冀州道中。接着，“默想”两字，又把笔触伸向了广阔浩瀚、沧海桑田的历史长河，描写出冀州的古老和历史的悠久。这两句，作者由历史的沉思转入对今昔变化的猜测，为下面的见闻描写作了巧妙的过渡。

　　从“城郭类村坞”，到“仿佛似酒栌”十四句，是作者对自己冀州道中所见的描绘。 “城郭类村坞，雨雪苦载途”。以前， 曾是繁华都城的所在地，而今，城市却象山间的村庄一样凋弊；荒凉雨雪交加，充塞道路，害苦了行路的客人。这两句，作者用凋弊的城市和寒冷的雨雪展示出了冀州的荒芜和凄凉。

　　下面两句，“丛薄聚冻禽，狐狸啸枯株”。紧承上句，进一步渲染烘托出冀州的破败。草木丛生之处，挨冻的鸟几正瑟缩地聚集着，枯树之间，狐狸也发出凄婉的长声吼叫。冀州道中，鸟儿和狐狸是这般境况。接着，作者笔锋一转，由冻禽、狐狸写到了人。“寒风” 四句，诗人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了隆冬严寒的逼人。一个“著”字，形象地描写出了雨雪之大；一个“裂”字，又生动地突出了寒风之强猛；而“盱衡一吐气，冻凌满髭须”两句，则通过一个具体行为动作的描写又淋漓尽致地刻画出了天气的异常寒冷。狐啸、风吼、雨雪交加的旅途上，诗人是多么渴望能看见一星烟火，寻找到一点米、酒，以此来解除身上的寒冷，去掉腹中的饥饿。

　　然而，“程程望烟火，道旁少人居。小米无得买，浊醪无得酤。”这里，“程程” 两字用得非常巧妙，它既描绘出作者渴求的心理，又表现出诗人行走的路途之远，忍受的饥寒之深。他走了一站又一站，但始终看不到一丝烟火，看不到一粒米、一滴酒。这四句，作者又通过对人烟稀少的描写，更增添了路途的凄惨和悲凉。

　　“土房桑树根，仿佛似酒垆。”突然，前面弯曲而干枯的桑树断根旁，出现了一间低小的土房，看上去它好象是一个酒店。这两句，作者用“土房桑树根”非常形象地再现出北方农村特有的纯朴景色，“仿佛” 两字，则既写出土房的矮小，极不显眼，又描写出风雪弥漫，整个大地隐隐约约，不易看清。

　　以上，作者从城市凋敝、人烟稀少、粮食奇缺等方面，生动形象地向人们展示出了翼州的破败、荒芜和凄凉，深刻地揭露了元代统治者对此方城镇的洗劫，对农业经济的严重破坏。

　　“徘徊问野老”至“痛入骨髓余”，是作者对翼州道中所闻的描写。诗人着重描写出一个由世儒沦落为野老的人物形象，通过他的一言一行满含悲愤地控诉了战争对汉文化的破坏和摧残，情真意切，催人泪下。

　　“徘徊问野老，可否借我厨？”饥寒交迫的诗人终于找到了一户人家，但中途的所见又使他犹豫不决。惨不忍睹的浩劫使翼州变得一片荒凉，这劫后余生的野老，诗人不忍心再去打扰他。“徘徊”两字，非常真实地描写出诗人内心的矛盾。但野老却出乎诗人的预料，他欣然笑迎，上前挽起诗人的衣袖，宛如对待一位阔别重逢的朋友。

　　“野老欣笑迎”八句，作者用“笑”“挽”“温”“暖”“叮咛”以及“我知”，十分生动地描绘出了野老的纯朴善良和厚道，读罢，老人的形象仿佛呼之欲出。这样一位仁爱的老人，他居住的地方，他出生的家族。诗人恳切相问。“云是奕世儒”一句，解除了诗人心中的疑惑，这位老人原来出生于世代读书之家。“自从大朝来” 十二句，是老人的言语，他揭露了元代统治者对文化的轻视，鞭挞了战争的连绵。“纵有好儿孙， 无异犬与猪。”两句，作者借老人之口有力地揭示出元朝专制统治下人民的愚昧和无知。“论及祖父时，痛入骨髓余。”则又通过老人对过去时光的回忆，表现出诗人对国泰民安、文化发达礼仪昌盛社会的怀念和向往，也进一步突出了诗人对现实的悲愤和痛恨。

　　“我闻忽太息”以下，是作者的所感。“我闻忽太息，执手空踌蹰。”作者听过老人的讲述和议论，不由得发出深深地叹息，他十分同情这老人的遭遇，也痛恨这现实的黑暗和荒唐，他紧紧握住老人的手却止步不行。这里，作者连续描写了三个动作：“太息” “执手”“踌蹰”，每一个动作都强烈地突出了诗人内心的悲苦。“踌蹰向苍天， 何时更得甦。”诗人止步不前，抬头仰望，问茫茫苍天；这令人窒息统治结束和繁荣的时代恢复的时间。字里行间，流露出无限的悲痛。末尾两句，“饮泣不忍言，拂袖西南隅。”作者把自己的悲痛推向了高潮，他泪流及面，饮泣吞声，不忍再说出更令人悲痛的话语，只得独自拂袖向西南方走去。“拂袖西南隅”一句，在悲痛之余更含有一股愤怒之气。

　　这是一首叙事诗，看似平铺直叙，实际上感情充沛，又有严密的逻辑性。以时间先后为序，又各有侧重点，抓住重点充分描写，层层深人地揭示主题。先写北方的荒无人烟，再写文化被破坏的具体情况。由表及里，以诗人的悲愤为高潮，戛然而止。中间写老人的诚恳朴厚，使人看到传统文化教养的优良，加深对破坏的痛恨。

　　文章开头在点明韩愈以潮州刺史身分派遣下属致祭之后，第一段先回顾漫长的历史，拿先王和后王对比，以阐明鳄鱼得以长期肆虐的原因。古代的圣王统治天下，放火焚烧山野草泽，用绳网利刃来消除“虫蛇恶物为民害者”；但是后王德薄，不能统治远方，连江汉之间都放弃了，何况潮州处在五岭和南海之间，距离京师有万里之遥的地方。所以鳄鱼在这里潜伏、繁殖，自然也就是它活动的场所了。先王能为民除害，后王则不能。驱逐鳄鱼，追根穷源，先归咎于后王，这是很有胆识的。对安史之乱以来的唐王朝，韩愈虽不敢直斥，但寓意讽谏，确有空谷传音之妙。再从行文上来看，这是故意放宽一步，为下文蓄势，将合先开，欲擒故纵，这是古文家常用的笔法。

　　第二段陡然折笔回锋，展开堂堂之阵：以今非昔比晓喻之，以大唐天子、刺史、县令、天地、宗庙、百神震慑之。这就使鳄鱼完全丧失了得以肆虐的依据。“况禹迹所揖”以下，语意更进一步，字字跃动，蝉联如贯珠，显得雄辩有力。直到推出“鳄鱼其不可与刺史杂处此土也”，才揭出一篇之纲。譬如登泰山，攀“紧十八盘”，南天门始赫然在目，以前的“阶崇万级”，均为此铺垫。如果说在这以前是从天子的角度上昭告鳄鱼的话，那么在这以下就是从刺史的职责上阐发议论了：“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鳄鱼岂敢与刺史抗拒。刺史是受天子之命而来，抗拒刺史就是抗拒天子。对鳄鱼而言，抗拒刺史，将会带来什么严重后果，这是不言而喻的；就刺史而言，为民除害，是其职责。退一步说，即使刺史弩弱，也不肯屈服于鳄鱼，矫矫者岂能听之任之。故“其势不得不与鳄鱼辨”。反复晓喻，这就不是“不教而诛”了。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段文字里，韩愈顺便给那些在恶势力面前吓得魂不附体的人给予有力的讽刺，意在言外，耐人寻味。

　　在待之以礼、晓之以理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凌之以威、绳之以法了。第三段以“鳄鱼有知，其听刺史言”开头，正式堂而皇之地宣布了驱逐鳄鱼的命令。为鳄鱼指出去路，限定了时间，限期也是宽之又宽，做到仁至义尽。但是，如果七日内不能迁徙，文笔又陡起层叠而下：“夫傲天子之命吏，不听其言，不徙以避之，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皆可杀。”这段判决文字写得极为严正，十分果决、犀利。最后落到“杀”字上，使正义之力大大变强。更有甚者，不仅要杀，而且要斩尽杀绝。诛杀的方法，也写得明明白白，以示有绝对的把握。那些“为民物害者”，对此必会心惊胆战。结尾“其无悔”只有三字，戛然而止，尤见峭劲。韩愈有言“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从他这篇文章来看，确实表现了这一特点。

　　鳄鱼“冥顽不灵，刺史虽有言，不闻不知也”。这在韩愈的文章中是说得一清二楚的。既然鳄鱼无知，韩愈的写作目的有何，“好游戏”（清李光地《榕村语录》卷五）的韩愈，无非是在借题发挥而已。在指责鳄鱼的背后，有比鳄鱼更为凶残的丑类在。安史之乱以来那些拥兵割据的藩镇大帅，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更为祸国殃民。所以这篇貌似“游戏文字”的文章，显然寓有鲜明的主题，它因小见大；发人深思，有着严峻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