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共分三段。从开始至“鱼龙奔走安得宁”为第一段,叙述安禄山攻占东都洛阳,劫掠中原的暴行及诗人眼见河山破碎,社稷危亡,生灵涂炭,忧心如焚的思想感情。诗中将安禄山叛军比做吃人的猛虎。对安史叛乱,大唐帝国危在旦夕的局势,诗人十分焦虑。他肠断泪下,不是因为古乐府歌辞“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的忧伤曲调勾起了他的故乡之思;也并非因为听了像战国时的音乐家雍门子周那样的高手所弹的凄楚动人的琴声而触动了他个人的伤心之事。而是为国家的安危,人民的灾难痛哭。以下八句写胡兵掳掠洛阳,时局混乱,国衰民亡的惨状,亦即诗人伤心的原因。“非旗缤纷两河道,战鼓惊山欲倾倒。”安禄山叛乱时,河北道、河南道相继陷落,被胡人所占领。安禄山攻破洛阳后,朝廷派大将高仙芝率兵至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抵抗,被安史乱军所败,成了安禄山的俘虏,因为他的部下多是关中人(即秦人),禄山的军队多是燕人,因此说“ 秦人半为燕地囚”; 东都陷落,胡骑遍于市郊,故而说“胡马翻衔洛阳草” 。
“ 一输一失关下兵” ,是指高仙芝因兵败于安禄山(故云“一输”),明皇闻此大怒,命宦官边令诚斩高仙芝于军中。高仙芝不战而退,退守潼关,乃出于保卫长安的战略考虑,而唐明皇听信宦官谗言,草率杀掉干城大将,是极失策的(故云“一失”)。“关下兵”,指退守潼关的军队。至德元年(756年)十二月,常山太守颜杲卿起兵讨贼,河北十七郡皆归朝廷,等到颜杲卿被安史乱军攻陷,河北诸郡又复归贼手,故云“朝降夕叛”。“幽蓟城”指唐河北道的幽州、蓟州(均在今河北、辽宁地区)等地的城池。安史乱军如海中的巨鳌,搅得海水翻滚,以致海中的鱼龙(指唐朝的军民百姓)奔走不宁,此所谓:“巨鳌未斩海水动,鱼龙奔走安得宁?”第一段将洛阳沦陷后敌焰猖狂,天下罹乱的情景及诗人忧心如焚的心情,生动形象地刻画出来。
从“颇似楚汉时”至“绕床三匝呼一掷”为第二段。此段借张良、韩信未遇的故事,抒发诗人身遭乱世,不为昏庸的统治者任用,虽胸怀“王霸大略”、匡世济民之术,也无处施展,无奈随逃难的人群“窜身南国”的感慨。安史乱军来势凶猛,东都洛阳很快沦陷,战争的局势颇似楚汉相争时,呈拉锯状态。这使李白联想起历史上决定汉朝命运的杰出的谋臣和大将——张良和韩信来。他们在未遭君臣际遇之时,境况也与自己目前的状况差不多。张良在博浪沙椎击秦始皇,误中副车,被秦追捕,他只能更名改姓,亡命下邳(今江苏邳县),在下邳圮上遇黄石公,授他《太公兵法》。韩信最初在淮阴(今江苏淮阴)市曾受市井无赖的胯下之辱,无以为生,钓于城下。受漂絮的老妇的饭食充饥。后来韩信投汉,汉高祖一开始也未重用他,他月夜逃亡,演了一出“萧何月下追韩信”。
像张良和韩信这样的贤才智士,尚且有困顿不遇之时,像汉高祖那样的明君,还有不明之时,“今时亦弃青云士”就不足为怪了。李白在安史之乱未发前,就曾单身匹马闯幽州,探安禄山虚实。公元754年(天宝十三年)曾三入长安,欲向朝廷报告安禄山欲反叛的情状,无奈唐玄宗十分昏聩,凡是告安禄山欲反的人,都被送给安禄山发落。李白因此“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了。传说龙的颈下有逆鳞径尺,若触动他的逆鳞,则必怒而伤人,这里以此喻皇帝喜怒无常,不喜听批评意见,暗示唐玄宗、肃宗决非是汉高祖那样的贤君明主。愤慨之馀,诗人只好“宝书玉剑挂高阁,金鞍骏马散故人”。表面上看起来是很旷达,其实所表达的是对朝廷不用贤才的深切愤懑。诗人无事可做,只好在诸侯门里做客。刚刚在宣城太守家里做筵上客,此时又在溧阳府上当座上宾。自己的满腔豪情和壮志无处抒发,唯有在赌博场中吆五喝六,搏髀大呼,以快壮心,一吐愤懑。
从“楚人每道张旭奇”至诗末为第三段。前六句盛赞大书法家张旭的才能和为人,后六句写在溧阳酒楼和众宾客及张旭饮宴的情景,最后两句写自己欲钓鳌东海的胸襟和抱负,表达自己壮志未已,仍旧伺机报国立功的思想。张旭是李白的好友,在长安时,他们曾与贺知章、崔宗之等人有过“饮中八仙”之游。
张旭不但因善书被尊为“草圣”,而且胸怀大志,“心藏风云世莫知。”“三吴邦伯皆顾盼,四海雄侠两追随”是写他不但深得吴郡的地方长官的赏识,而且甚为海内雄侠所钦佩。因张旭做过常熟县尉,因此诗中将他与曾做过沛中吏的汉初大臣萧何、曹参相比,称他将来也会有风云际会“攀龙附凤”之时,干出一番事业来。这几句话虽是祝愿张旭的,其中也有诗人自期的意味。后几句点明和张旭等人宴别的时间和地点,及席上轻歌曼舞、挝鼓欢饮的热闹场面。最后向张旭等人赠别,表示自己要像《庄子》中的神人任公子一样去钓鳌东海,施展自己安社稷、济苍生的宏伟抱负。
《庄子·外物篇》中所说的任公子所钓的“大鱼”“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就是指此诗开始所说的使得海水震动的“巨鳌”,或诗中屡提起的“长鲸”。“巨鳌”和“长鲸”在李白诗中很多地方都是指安史叛军的。因此,东海钓鳌,当喻指寻找平叛报国机会。
此诗是借对山居气候景物的描写,反映诗人恬澹自适的心境,而以早秋为一篇着色重点。
秋天刚到,山家便觉爽气袭人。报晴的霜讯,也从每天凌晨得知,这就是“城市尚余三伏热,秋光先到野人家”的山居气候特征。首联以早寒和霜晴写山居早秋的生活感觉,有空中作画之妙。颔联拈出“树凋窗有日,池满水无声”人们常见的景物,写成妙手偶得的佳句,可见诗人静观事物,善于摄取的艺术本领。即歌德所说:“诗人的本领,在于他有足够的智慧,能从惯见的事物中看出引人入胜的侧面。”(《歌德对话录》)前半两联是对山居早秋特有的气候和景物作了客观描写,为下面两联的主观反应作铺衬。交代了气候和景物的变迁,颈联便就眼前户外闻见的动物行动作出主观的判断。“果落”、“ 叶干”都是秋天山中的实景,而从果落可推见到猿过,叶干闻知鹿行,可见这儿山深人少,猿鹿才会从容大胆地昼夜出来觅食,山居环境的寥落寂静,便可了然。用的正是前人“鸟鸣山更幽”的以动衬静的写作手法。由此引发居静自乐的闲适心情。尾联抒写在如此幽静绝尘的山林里,诗人手弄素琴,随着琴曲的旋律,满怀的私心杂念完全平静下来,这时透明的心境,伴随户外夜泉的清音,进入一种纯净空明的理想境界,深深领略到早秋山居清心旷怀的恬泊情趣。主观情志和客观自然融为一体,不但净化了诗人的心灵,同时也使读者接受一次山水自然的陶冶。
词的上片写作者思念宋徽宗、钦宗被虏北方,叹息自己还不能复仇雪耻,下片表达自己为国救民的抱负和抗敌必胜的信心。词中借典故抒情,表现了作者强烈的爱国精神和豪迈的英雄气概。
上片写对二帝的怀念和报国无成的忧愁。“塞上风高,渔阳秋早。”因北国秋来,作者对囚居北国的宋徽宗、宋钦宗倍加怀念。渔阳本唐时蓟州,此处泛指北地。他所惆怅的是“翠华音杏”。自从二帝北行后,至今“翠华一去寂无踪”。(鹿虔扆《临江仙·金锁重门荒苑静》)“驿使空驰,征鸿归尽,不寄双龙消耗”。不论“驿使”,还是“征鸿”,都没有带来任何关于二帝的消息。这说明一位忠于君国的忠臣对北宋被金人灭亡这一惨痛的历史事件是刻骨铭心的。
“念白衣、金殿除恩;归黄阁,未成图报”。高宗起用李纲为相,李纲向高宗建议:“外御强敌,内销盗贼,修军政,变士风,裕邦财,宽民力,改弊法,省冗官……政事已修,然后可以问罪金人……使朝廷永无北顾之忧。”(《宋史·李纲传》)由于高宗外受金兵强大压力,内受投降派的怂恿,无力振作,决心南逃。李纲被罢官,他想到自己出身平民,深沐皇恩,“未成图报”,实在是无由图报,情有可原,只留下满怀遗憾,一腔悲愤。
下片由上片的“未成图报”过渡,继续抒发自己救国救民,抗敌雪耻的宏伟志愿。首先作者深有感慨地说,谁相信他有一片献给主上的耿耿丹心呢?朝政多变,情况复杂,和战不定,忠奸不辨,使他感伤。空叹自己“未作救民方召”。周宣王时,淮夷不服,召虎奉命讨平之。方、召都为周宣王时中兴功臣。李纲虽想效法方、召建立中兴之业,无奈高宗非中兴之主,不能信任他,他虽欲救国救民,不可得也。虽为自责之辞,亦不免含有对朝廷怨怼之意,只是怨而不怒而已。
“调鼎为霖,登坛作将,燕然即须平扫。”“调鼎为霖”出自《尚书·说命》。商王武丁举傅说于版筑之间,任他为相,将他治国的才能和作用比作鼎中调味。《韩诗外传》:“伊尹负鼎俎调五味而为相。”后来因以调鼎比喻宰相治理天下。武丁又说:“若岁大旱,用汝(傅说)作霖雨。”李纲感到古代贤君对宰相如此倚重,对比自己虽曾一度为相,仅月馀即被罢免。他认为个人的进退出处,无足轻重。而一念及天下安危,国家存亡,则愤懑之情,溢于言表。就他的文韬武略而言,如果登坛作将、领兵出征,他可以横扫燕然。此处泛指金国境内土地。李纲感到自己虽有出将入相之才,却无用武之地。
如果让他继续为相、为将,他将领十万精兵,横行沙漠,“奉迎天表”。李纲不是夸口,他的将才是杰出。据《大金国志》载:“靖康元年,斡离不围宋京师,宋李纲督将士拒之。又攻陈桥、封邱、卫州门,纲登城督战,杀数千人,乃退”。在被敌人包围的被动情况下,李纲尚能建立如此战功,如果真能让他“拥精兵十万”,则“横行沙漠”并非不可能。可惜他生不遇明君,又遭奸臣排挤,致使英雄无用武之地,他的壮志只能是梦想而已。皇帝被敌人俘虏,这是国家的奇耻大辱。迎归二帝,虽不可能重新君临天下,但这是报国仇、雪国耻,这也是包括李纲在内的南宋许多爱国志士的奋斗目标,李纲虽屡遭挫折,但愈挫愈奋,从不灰心,始终雄心勃勃,力图“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这是一首七言古诗。同《淮海词》相比,秦观诗中的爱情题材显得太少,百不二三。此诗是其中重要的一首。也许诗人仍信守诗词严分畛域的观点,因此将爱情题材写入词中,而用诗来表现其他的内容。即使在诗中写到爱情,也是格调高雅,风格清新。
一二句实写畅道姑的美貌。她眼波清澈,身段窈窕,容貌清俊,这三者能显示一个青年女性的美,却没有表现出多少特色;而当诗人为她配置上一幅青布道巾,畅道姑顿时显得别具风韵。“乌纱”是道姑特有的装束,于是其道姑身份就不言自明。而且由“乌纱”“寒玉”这类形象构成的冷色调的意境,表现出这位女道士既和一般粉白黛绿的美女不同,也和韩愈《华山女》所写的“洗妆拭面著冠帔,白咽红颊长眉青”的风流女道士有异。刻画人物能写出这种不可移易的特点,表现了艺术家的匠心。
“飘然自有姑射姿”,其意思颇近于白居易《长恨歌》描写杨贵妃时所说的“天生丽质”,但不说“丽质”而说“姑射姿”,又着以“飘然”二字;所表现的意境便大不相同:一凡俗,而一有仙气。此处为读者展开一片虚无缥缈的神仙世界,正切合此女子的道姑身份。这样,畅道姑就不再立身人间,而是超然立于神仙之境了。惟其如此,下句的“回裹”就是来自神仙世界的对整个人间的扫视;而所见人间粉黛,是“皆尘俗”的。一个“皆”字表明毫无例外,同时也显示出,只有畅道姑的美,才达到了超凡脱俗的境地。诗到这里,她的美貌、她的仙气,栩栩如生,作者无须再赞以他词了。
下半首转向人物精神世界的刻画。“雾阁云窗人莫窥”,其实只是说她居于深院,别人轻易裹不见她,但出之以暗喻,既借此造成一种迷离惝恍的意境,又显得含蓄有味。这一句是从客观环境表现人物不与红尘相接的一面。“门前”句则从其心境超脱上进一步写,她即使身近红尘,亦可心游其外。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其五说:“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秦观化用其意。说“门前”,可见距离之近;说“东西”,可见往返之频。“门前车马”,“东西”往返,其中有许多游春的公子。而这些,恰恰是畅道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至于她的反应,诗中的回答是:“任东西。”“任”字下得有力。喧者自喧,寂者自寂,畅道姑不为所动。这正是“心远地自偏”。
畅道姑既如此真心诚意地忘情尘俗,潜心奉道,诗人就按照这一逻辑,点出她“礼晓坛”的细节;但不再展开,而是着一“罢”字,跳了过去,然后集中笔墨描写畅道姑活动的背景——“春日静”。这是别具深意的。
这是一个宁静的春日。落红满地,啼鸟鸣啭。而畅道姑不为所动,任其自落自啼,人物与景物的这种关系是很值得寻味的。秦观《千秋岁·水边沙外》说:“花影乱,莺声碎。……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花落鸟啼的暮春景色总易触发流光易逝的悲慨,尤其是青年女子,更易产生青春虚度的痛苦和叹息。但畅道姑却别具一种情怀。她真诚奉道,从未因韶华的凋零而产生过惆怅之情,她坦然,宁静,所以花落鸟啼在她眼里不过是寻常景色,引不起感情的波澜。她照常全神贯注地焚香祭祷。暮春尚且如此,其他季节更不言而喻了。“落红满地乳鸦啼”,以景结情,隽永有味。《桐江诗话》以此道姑为神仙中人,殆不虚也。
唐代以九月九日重阳节登高为题材的好诗不少,并且各有特点。岑参的这首五绝,表现的不是一般的节日思乡,而是对国事的忧虑和对战乱中人民疾苦的关切。表面看来写得平直朴素,实际构思精巧,情韵无限,是一首言简意深、耐人寻味的抒情佳作。
首句“登高”二字就紧扣题目中的“九日”,点明了诗文写作的时间。劈头一个“强”字,是不愿为之而又不得不为之的心态体现,表现了诗人在战乱中的凄清景况。“登高去”,还见出逢场作戏的味道,而前面冠以“强欲”二字,其含意便深刻得多了,表现出强烈的无可奈何的情绪。重阳节大家都喜欢登高,而诗人却说勉强想去登高,透着些凄凉之意,不知这是为何。结合题目“思长安故园”来看,诗人是流露出浓郁的思乡情绪。岑参是南阳人,但久居长安,故称长安为“故园”。但长安不仅是故园,更是国家的都城,而它竟被安、史乱军所占领。在这种特定情境之下,诗人就很难有心思去过重阳节,去登高胜赏了。典型的环境,使诗人登高时的心情愈趋复杂:既思故园,更思帝都,既伤心,更感慨,两种感情交汇撞击着他的心房。
“无人送酒来”句化用陶渊明的典故。既是“登高”,诗人自然联想到饮酒、赏菊。据《南史·隐逸传》记载:陶渊明有一次过重阳节,没有酒喝,就在宅边的菊花丛中独自闷坐了很久。后来正好王弘送酒来了,才醉饮而归。此句承前句而来,衔接自然,写得明白如话,虽然巧用典故,却无矫揉造作之感,使人不觉是用典,达到了前人提出的“用事”的最高要求:“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邢邵语),所以能引起读者的联想和猜测:不知造成“无人送酒来”的原因是什么。其实这里反用其意,是说自己虽然也想勉强地按照习俗去登高饮酒,可是在战乱中,没有像王弘那样的人来送酒助兴,共度佳节。所以,“无人送酒来”句,实际上是在写旅况的凄凉萧瑟,无酒可饮,更无菊可赏,暗寓着题中“行军”的特定环境。
“遥怜故园菊”句开头一个“遥”字,是渲染自己和故园长安相隔之远,而更见思乡之切。作者写思乡,没有泛泛地笼统地写,而是特别强调思念、怜惜长安故园的菊花。这样写,不仅以个别代表一般,以“故园菊”代表整个故园长安,显得形象鲜明,具体可感;而且这是由登高饮酒的叙写自然发展而来的,是由上述陶渊明因无酒而闷坐菊花丛中的典故引出的联想,具有重阳节的节日特色,仍贴题目中的“九日”,又点出“长安故园”,可以说是切时切地,紧扣诗题。
诗写到这里为止,还显得比较平淡,然而这样写,却是为了逼出关键的最后一句。这句承接前句,是一种想象之辞。本来,对故园菊花,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想象,诗人别的不写,只是设想它“应傍战场开”,这样的想象扣住诗题中的“行军”二字,结合安史之乱和长安被陷的时代特点,写得新巧自然,真实形象,使读者仿佛看到了一幅鲜明的战乱图:长安城中战火纷飞,血染天街,断墙残壁间,一丛丛菊花依然寂寞地开放着。此处的想象之辞已经突破了单纯的惜花和思乡,而寄托着诗人对饱经战争忧患的人民的同情,对早日平定安史之乱的渴望。这一结句用的是叙述语言,朴实无华,但是寓巧于朴,余意深长,耐人咀嚼,顿使全诗的思想和艺术境界出现了一个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