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两句言世间盛衰变化本甚迅捷,而我半生沦落;今隐于丘园行将四年,于仕途甚感渺茫。三、四两句言丘园中虽不乏花晨月夕,然家贫无酒可以消忧,又无知己可以相慰藉。三年在京守丧,四年杨弁平后移家永乐,仍为秘省正字,官职没有升迁,况且遇到丁忧,故云“年年定”也。五、六对仗衬贴,“青袍似草”、“白发如丝”,不惟设色相映,更叹官卑秩微而头颅渐大;草青、丝白,兼具衰飒之象;“年年定”,一年盼过一年,无丝毫升迁之迹象;“日日新”,日子倏忽消逝,鬓发日日改白。一“定”一“新”,动感相映,所谓仕进无路,汲引无门也,所以最后感叹“未知何路到龙津”。
全诗纯以对比之法结撰成章。首联领起人事花事二题, “荣落”指人指花都可。诗人首先将“世间”与“我”对比,然后写自己因守丧而困守家园的寂寞生活,颔联写景同时也流露出无聊之状,起承了五痕迹。唐代八、九品官着青色服,诗人由眼前之春草萋萋而联想到自己的九品青袍,本系即景巧喻,而“青袍”与“白发”又形成对比。“年年定”是说久居下僚,“年年”与“日日”的叠字更进一步补足了对比之意。第五句感伤岁月流逝。“龙津”即龙门,尾联是说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又慨叹无人引进。抒发的是诗人对未来的希望。
这首春日诗失之于轻靡,或者说是百无聊赖,有的也有寄托,不过比较直露。李商隐这首诗,从主题上说这首诗没什么新意,但在艺术手法情景浑溶,低徊唱叹,富艳而多气,不多用典故而音节嘹亮,颇有杜诗境界。但在梗概多气上还是不如杜诗同类之作。
“潮满冶城渚,日斜征虏亭。”首联写的是晨景和晚景。诗人为寻访东吴当年冶铸之地——冶城的遗迹来到江边,正逢早潮上涨,水天空阔,满川风涛。冶城这一以冶制吴刀、吴钩著名的古迹在何处,诗人徘徊寻觅,却四顾茫然。只有那江涛的拍岸声和江边一片荒凉的景象。它仿佛告诉人们:冶城和吴国的雄图霸业一样,早已在时间的长河中消逝得无影无踪了。傍晚时分,征虏亭寂寞地矗立在斜晖之中,伴随着它的不过是投在地上的长长的黑影而已,那东晋王谢贵族之家曾在这里饯行送别的热闹排场,也早已销声匿迹。尽管亭子与夕阳依旧,但人事却已全非。诗在开头两句巧妙地把盛衰对比从景语中道出,使诗歌一落笔就紧扣题意,自然流露出吊古伤今之情。
“蔡洲新草绿,幕府旧烟青。”颔联两句虽然仍是写景,但此处写的景,则不仅是对历史陈迹的凭吊,而且以雄伟美丽的山川为见证以抒怀,借以形象地表达出诗人对某一历史问题的识见。诗人说:看哪,时序虽在春寒料峭之中,那江心不沉的战船——蔡洲却已长出一片嫩绿的新草;那向称金陵门户的幕府山正雄视大江,山顶上升起袅袅青烟,光景依然如旧。面对着滔滔江流,诗人想起了东晋军阀苏峻曾一度袭破金陵,企图凭借险阻,建立霸业。不久陶侃、温峤起兵在此伐叛,舟师四万次于蔡洲。一时舳舻相望,旌旗蔽空,激战累日,终于击败苏峻,使晋室转危为安。他还想起幕府山正是洲于丞相王导曾在此建立幕府屯兵驻守而得名。但曾几何时,东晋仍然被刘宋所代替,衡阳王刘义季出任南兖州刺史,此山从此又成为刘宋新贵们祖饯之处。山川风物在变幻的历史长河中并没有变异,诗人看到的仍是:春草年年绿,旧烟岁岁青。这一联熔古今事与眼前景为一体,“新草绿”、“旧烟青”六字下得醒豁鲜明,情景交融,并为下文的感慨作铺垫。
“兴废洲人事,山川空地形。”颈联承上两联转入议论。诗人以极其精炼的语言揭示了六朝兴亡的秘密,并示警当世:六朝的繁华哪里去了?当时的权贵而今安在?险要的山川形势并没有为他们的长治久安提供保障;国家兴亡,原当取决于人事!在这一联里,诗人思接千里,自铸伟词,提出了社稷之存“在德不在险”的卓越见解。后来王安石《金陵怀古四首》其二:“天兵南下此桥江,敌国当时指顾降。山水雄豪空复在,君王神武自无双。”即洲此化出。足见议论之高,识见之卓。
尾联“《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听”。六朝帝王凭恃天险、纵情享乐而国亡,历史的教训并没有被后世记取。诗人以《玉树后庭花》尚在流行暗示当今唐代的统治者依托关中百二山河之险,沉溺在声色享乐之中,正步着六朝的后尘,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玉树后庭花》是公认的亡国之音。诗含蓄地把鉴戒亡国之意寄寓于一种音乐现象之中,可谓意味深长。晚唐诗人杜牧的《泊秦淮》:“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便是脱胎于此。
《贞一斋诗说》说:“咏史诗不必凿凿指事实,看古人名作可见。”刘禹锡这首诗就是这样,首联从题前摇曳而来,尾联从题后迤逦而去。前两联只点出与六朝有关的金陵名胜古迹,以暗示千古兴亡之所洲,而不是为了追怀一朝、一帝、一事、一物。至后两联则通过议论和感慨借古讽今,揭示出全诗主旨。这种手法,用在咏史诗、怀古诗中是颇为高明的。
南宋丞相文天祥抗元失败被杀后八年,即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谢翱与其友人登西台祭之,并作此文以记其事。文章以唐代忠烈之臣颜真卿隐喻文天祥,以张巡、颜杲卿在安史之乱中奋力守卫睢阳常山城陷而惨遭杀害隐喻文天祥的英勇就义,通过对文天祥殉国的祭奠哭悼,展现了文天祥义无反顾的爱国之志,表达了作者对民族英雄殉难的悲恸之情。全文寄意幽深,托辞婉曲,为避元朝统治者的文网,用语多隐蔽,但悲哀沉痛、泣血吞声之情,不能自掩。
这是一篇缅怀抗元英雄、高扬民族正气的记叙性散文。文章是文天祥就义多年之后所写,作者情感因长期积淀,历久弥深;加之在元人的高压统治之下,有许多话不敢明言,内心极度压抑,一旦形诸文字,愈觉悲壮动人。在文中,作者通过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三哭”,来展示这种情感:始哭于姑苏夫差之台,是因为文天祥曾在苏州开府执事,他的临难死节,也在始哭的这一年;继哭于会稽越王之台,因为当年文天祥奉命使元,经过越王台,曾为勾践兴越灭吴事迹而赋诗述志;又哭于子陵之台,表明文天祥对严子陵这位古人高风亮节的无比景仰之情。
谢翱的拜祭是对殉国英雄的哭悼,而且是在元人统治下的元朝哭悼一个反元的宋国将士,这既需要一定的勇气,而且还冒着杀头的危险。哭殉国英雄, 其实质是在哭已亡的故国。所以,谢翱的哭悼,自有他的为时为地为环境所限的特色。谢翱的恸哭基本上是无法出声,是尽量避免让外人听到,是自己的心灵在独自泣血。元朝建立后,统治大网铺天盖地,统治者对民众防范甚严,以防故国人民起反抗之心。就在谢翱在西台对文天祥进行哭悼时,“适有逻舟之过也”,可见形势之险恶。险象环生的环境决定了文章行文上的扑朔迷离,出语时的欲说还休。被奠者为谁,并不明示,而托名为唐宰相鲁国公颜真卿,通篇以无特指的“公”指代,绝不提文天祥的名字;同往西台者为谁,也不明示,而只是以甲、乙、丙代替。愈是扑朔迷离,愈能表现出情感的深切绵长。所以,谢翱的拜祭基本上是对形式竭尽完备之能事,而且对整个拜祭过程述说得极为细致,如哭悼分祭前、祭中、祭后三个层次,祭前又可分邀约和探路两个小层次。
“先是一日”,即与友人邀约,不是暂时凑和,以表悼祭专诚;当天在风雨凄厉中先行探路,以备不测,在“毁垣枯甃,如入墟墓”中确证无元兵出入,“还,与榜人治祭具”,一个“还”字充分体现了拜祭者的心机缜密细致。然后进入正式的哭祭过程的描写,文词简略而又情浓意切。号恸再三, 跪拜有二,极备祭礼之程序。念及故人,念及自己,念及故国,“眷焉若失”、“泣拜不止”, 感情达到了悲怆的地步。而此时,就感到“有云从南方来”,仿佛阴云有意,万物同悼,越发让人感觉到情之深、意之浓。而“以竹如意击石”,作“楚歌”招魂,则是悲怆到了欲绝的地步。竹石都碎了,殉国英雄也玉石俱焚,现实让人无可奈何,绝望到了无所希望。“榜人”的惊问和“移榜中流”的建议,构现出险象环生的环境。两次风雪描述,渲染了氛围,景中传情,表现了作者凄冷的悲心。薄暮舟中赋诗,夜复赋诗,又凡两次,则以诗情添浓了文情。奠后四人相别交代一笔不苟,但“与丙独归”,具体归处,又显得吞吐迷茫。行文之迷茫则折射出时局之险恶。“甲”渡江疑有神助的感觉是心灵的幻觉,反转来透现出哭悼之情的精诚深挚。别后的“甲”书引起作者的悲慨:“呜呼!阮步兵死,空山无哭声且千年矣。”这次西台恸哭正是承响于阮籍。阮籍于晋代魏的险局中,佯狂烂饮,“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迷狂的行为方式包含着悲恸深沉的意识。谢翱正是引阮籍为同调,于千载之前找到自己的知音,表达了一腔愤激情绪。对于“神之助”,作者居于可信可疑之问,但视“兹游亦良伟”,因为这次哭奠祭悼的是民族英灵,作者及其友人又情尽意满地表达了自己的感受。作者试图摹仿司马迁著《季汉月表》,撰《季宋月表》,以示宋亡,正统已绝,再次表现了他强烈的民族立场。尽管血沃中原,腥风四起中,“今人不有知余心”,怀着深深的寂寞感,但放眼未来,“后之人必有知余者”,情绪复归于坚定昂扬。作者对未来仍充满期待。
对文天祥铭心刻骨的悼念和对元统治血腥专制环境的怵惕,这一对巨大矛盾,规定了这篇文章艺术上独特的表现形式,欲言又止,欲吐还休,隐晦曲折。这种“春秋笔法”更有助于表现作者悲恸情绪和民族精神。承题旨之“哭”,数反其言,使人悲不自胜。托名汉唐,隐姓匿名,不书元之年号,唯以甲子称之,等等,都表现了作者的难言隐衷和决不臣服元朝的鲜明立场。行文风格堪称沉郁顿挫,一字三叹,痛泪激溅满纸,铁钩银勒,成就了这篇声泪交并的泣血之作。
上片先写景后叙情。抒发故地景色风光,就景抒怀,不无留恋之意。
“稚柳苏晴,故溪歇雨,川迥未觉春赊。”写法宛转老到。“故溪”对“稚柳”,“歇雨”承“苏晴”。“稚柳苏晴”词序倒置,反觉精警,是周词常用的手法之一。与《琐窗寒》“暗柳啼鸦”相似。雨后大自然清新无比,词人也心神清爽。诗情画意的客观描写,毫无词人的主观色彩。
“驼褐寒侵,正怜初日,轻阴抵死须遮。”全系景语,但心情却充满抑郁之情。词人因气候变化而引发的生理上心情感受变化,影响及于心灵深处萌生的迟暮。上句的“未觉”,这里的“正怜”、“抵死”,与词人被压抑的情绪紧密相连,一点也不轻松。语本宋·欧阳修“轻寒漠漠侵驼褐”诗句。
“叹事逐孤鸿去尽,身与塘蒲共晚,争知向此征途,迢递伫立尘沙。”中“孤鸿”、“塘蒲”、“尘沙”所具有的动静景象仍然充满压抑。领字一“叹”,直到上片结赘一“嗟”字,一气贯注,便锁定了沉闷的基调:慨叹四十馀年所走过的坎凛历程,嗟嘘翩翩年少曾游旧地的万千思绪,前后呼应,今昔之感慨无不蕴蓄其中,抑郁感叹之情力透纸背。“事逐”句化用唐·杜牧《题安州浮云寺楼》“恨如春草多,事逐孤鸿去”诗意,四十馀年情事一带而过,情景交衬,转折自然。“身与塘蒲共晚”,亦用典。唐·李贺《还自会稽歌》序有“庾肩吾于梁时尝作《宫体谣引》,以应和皇子。及国事沦败,肩吾先潜难会稽,后始还家。”歌中云:“吴霜点归鬓,身与塘蒲晚。脉脉辞金鱼,羁臣守迪贱。”王琦注谓指庾肩吾“发白身老,不堪再仕,当永辞荣禄,守贫贱以终身”(上引上海辞书出版社《唐宋词鉴赏辞典·唐五代北宋卷[西平乐]》)。周邦彦同庾肩吾均夙擅文辞,是时年老失官避兵乱间道还南京亦同。所以用“身与塘蒲晚”一句,“借以自况”。周邦彦套用前人成句,仅添以一“尽”、一“共”两字,即衬足“悲”意,且“语省意丰”,精炼准确,此处词人用典之妙、造语之工、化用之奇。“事逐孤鸿去尽,身与塘蒲共晚”,正是词人对自己一生悲苦的总结。“事”,感事、叹事,则是本传所载献赋万馀言、读于迩英殿、召赴政事堂,自太学诸生一命为正。身,本身。是晚年衰朽萧瑟。即柳永《八声甘州》词“争知我、倚阑干处,正恁凝愁?”“争知”二句承上,进而写凄凉境况。
“追念朱颜翠发,曾到处、故地使人嗟。”中“追念”是在上述同一时空画面之上,叹老哀衰,而感慨不已。因情布景,景为情设,乃词人精心之构思。以“叹”、“嗟”领结七句,足见感叹、嗟伤之深。“故地使人嗟”的“嗟”字恰与“叹事逐孤鸿尽去”的“叹”字一首字一尾字,前后照应,把这大段的感慨囊括其中。极似词作者的精心安排。
下片抒尽倦游思归之感,充满叹惋感慨之情。过片四句十六言,写眼前景物依旧。
“道连三楚,天低四野,乔木依前,临路敲斜。”交代了上片词人伫立沉思之处。承上片结处,故地仍然“道连三楚”。五代之际,马殷据长沙,周行逢据武陵,高季兴据江陵,都在古楚地,分为东楚、南楚、西楚,故称。亦指今湘鄂一带(见《三楚新录》)。词人对四十馀年的景色记忆犹新,写景仍然气象辽阔、雄浑。此时,词人从郑地(郑驿)向湘鄂。“天低四野,乔木依前”,就连“临路敲斜”写不平坦的道路的“敲”、“斜”二字,都含孕着词人心底的抑郁不平意蕴。这几句合时间、地点、人物、景物,上下片过渡自然、衔接紧密。
“重慕想、东陵晦迹,彭泽归来,左右琴书自乐,松菊相依,何况风流鬓未华。”这五句写词人心境不平静的具体内容和表现。以“重慕想”领起,故地重游,进一步由景色忆及高人隐士弃官归隐。词人用召平、陶潜之典,写自己完全可以像他们一样,归隐不仕。同时表白了自己对出仕的后悔。词人从“道连三楚”一直写到“何况风流鬓未华”,完全是续写序中所说“天长道中”所见所闻、所感所悟。既有两度经过物我变化的嗟叹,又有飘泊流徙宦海浮沉的悔恨。“何况”二字一转折,似有所悟,于是从想象又回归现实。
“多谢故人,亲驰郑驿,时倒融尊,劝此淹流,共过芳时,翻令倦客思家。”词笔又一转折。慢词写至此处,似连珠、如波涛,滚滚而来、倾泻而下。然而煞尾跳出一句“翻令倦客思家”,势如野马脱缰,快似决堤激流。虽有“风流鬓未华”、身体尚健,但内心疲惫,似乎人生已到尽头,突然煞住。“时倒融尊”词中指友人请饮酒。结句也是词人一生词作的绝笔。词人卒于异乡,再也未能返回故里。结尾六句一韵,写天长故人热情好客,比得上郑当时、孔北海。而且一再挽留长住,共度春天。尽管感激不已,然而反觉倍加感伤。
这首词作为长调以写景为主,旨在言志,求得情景交融。全词入目而来的景物,或稚柳,或塘蒲,或驼褐、孤鸿,或尘沙、天低,无穷阴冷昏暗。这首词写在词人心力交瘁、年老体衰、谢世绝命那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