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仅三十三字的小令词。这首词采用神话传说故事作题材，描写刘、阮和仙女离别时的依依不舍之情，表达了别后对佳人的深深思念之情。
“曾宴桃源深洞，一曲清歌舞凤。”曾宴，点明往事。桃源深洞，“舞凤”，即凤舞，为叶韵，乃倒用，言伊人如凤之舞。词中写刘晨、阮肇天台遇仙女故事，省去全部细节，只将初会和离别时最深的印象加以形象化的概括，高度精炼。清歌凤舞，风光何等旖旎！
“长记欲别时，和泪出门相送。”“长记”二字是关键，记忆中的情景是那么的美好，可这一切已如梦幻，永无再现之期。小词没有多少篇幅，不容铺叙，要求写得很精粹，所以“长记”以下几句对整个宴别的过程便撷取了送别这一高潮时的场面来写。“长记”二字，上接“曾宴”二字，“和泪出门相送”写送别之悲痛，这是实写，下面旋又转入虚写。
“如梦！如梦！残月落花烟重。”“如梦！如梦！”诗有诗眼，词亦有词眼，这四个字实为本词之眼。如梦者，昔年之事如一场无凭的春梦，昔年之景只能在梦里再现，昔年之倡除非在梦里相逢。叠用两个“如梦”，显得更为惆怅，更为感伤。残月乃夜阑之景，落花烟重乃暮春之景，伤心人别有怀抱，才会有凄凉的感觉，更显萧瑟的气氛，言尽而意不尽。
这首小令，抒情细腻，婉丽多姿，辞语美，意境更美。词人描绘了曾和佳人在理想的世外桃源之地相聚时的情景，此为虚写梦中之景的美好，成为感情之流回旋奔涌而下之处，回忆如梦，因而显得特别含蕴丰富；梦醒时分，侧重于对眼前情景的刻画，眼前的半轮残月和簌簌坠落的花瓣，如烟一样的月色，给全词笼上了迷蒙孤寂的气氛，在这凄清的夜里，对她的思念绵绵不断，如此深沉。虚实两端互相补充，形成“以闲淡之景，寓浓丽之情”的特色，更显意味深长。
史达祖在婉约词发展过程中，继承了周邦彦那种“缜密典丽”、“富艳精工”的创作风格，而又有发展，炼字锻句，竟秀争高，给后来重视写作技巧的人比较大影响。
起首两句描写初春的景物：漫步在谢桥边，吹拂着落梅的轻风，也吹满词人的双袖。沿岸春寒未褪，犹见残雪痕迹。“谢桥”，指谢娘家的桥，唐时有名妓谢秋娘，因常以指女子所居之地。两句从欧阳修《蝶恋花》词（一作冯延巳词）“独立小桥风满袖”化出。四、五句点明时节。灯市，指正月十五的元宵灯市，上冠以“匆匆”二字，略露作者的心情，可与姜夔《琵琶仙》词“奈愁里、匆匆换时节”参看。元宵过后，草已开始变绿，春天已是到来了，可是，词人却说“燕子春愁未醒”，燕子在春分前后才由南方飞回，而此时春社未到，燕子未归，故发出“误几处、芳音辽绝”的怨望之语。江淹《拟李都尉从军》诗有“袖中有短书，愿寄双飞燕”之句，《开元天宝遗事》也载有燕子传书之事，诗词家将之当作常典使用。“燕子”二语，与作者《双双燕》词“应自栖香正稳，便忘了天涯芳信”有异曲同工之妙。山川间阻，音信难通，只能把一襟幽怨，寄诸燕子，正见其用笔精妙处。题中“春思”之意，至此方出。“烟溪”二句，笔锋一转，从对面着想：那远方的情人啊，这时也许在轻烟迷漫的溪水边采摘绿草归来，她一定满怀心事，连花心深处都沁透着她的春愁。“采绿”，出自《诗小雅·采绿》：“终朝采绿，不盈一掏。”旧注认为这是妇人思念远行的丈夫。绿，是一种刍草的名。“采绿”，暗与上文“草根青发”照应。“愁沁花骨”四字甚炼，写出女子怀人的深情，句意并美。
下片“非干厚情易歇”，笔意俱换，词极朴直，却更见情深意厚，更表现作者无可奈何的心情。这一切，并不关两人深厚的感情有所改变，而是由于命运的安排：离别，使有情人再也不能相见了。“奈燕台句老，难道离别”，这真是痛心彻骨之语。“燕台”，用唐诗人李商隐事。李曾作《燕台》诗四首，哀感顽艳，被一位叫做柳枝的姑娘所深赏，并相约幽会。由于机缘的错失，两人未能欢好便离别了。这里借用而转换加强说，自己纵使有李商隐那样的风流文笔，但在此情此境，一切的语句都显得是那么陈旧和多余。“小径”四句，回首前尘，深情如揭。词人记得当年在故乡多少美好的情事，那幽深的小径，微风吹衣——那是与她旧游之地。在纷来沓至的追忆中，第一难忘的是：她，久久地悄立玉阶之下，夜色渐深，清凉的露水侵进她的罗袜，她还在等待着词人的到来。词中特标出“惊心”二字，表现了情人相会时心情激荡的情景。“小径吹衣”，又与首句“两袖梅风”相应，今昔对比，更是难以为怀了。结二句“如今但、柳发晞春，夜来和露梳月”，用春景中的景物写愁思，更见梅溪词心思之巧妙。由回忆跌回现实中。一切成为既往，此时剩下的只是：那柳树疏疏的长条，纷披在春日和煦的阳光中；晚上，又沾上清凉的露水，在月下来回拂动。两句表面上是写景，实际上是喻人。“柳发”，亦指自己稀疏的头发：“晞”，晞发，披发使干。《楚辞·九歌·少司命》有“晞女（汝）发兮阳之阿”之语。“夜来”句，写自己在凉露冷月之下，凄然抚鬓的情景。结二句炼字极工，或未免着迹。
史达祖的长调词，着意于布局，字锻句炼，极见功力。虽然前人批评他“用笔多深兴巧”（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但他对于技巧的细致运用也发展了婉约词。
本文论述了大臣应如何辅佐君主这一问题。通过桐叶封弟的典故，作者批评了君主随便的一句玩笑话，臣子也要绝对服从的荒唐现象，主张不要盲从统治者的言行，要看它的客观效果。在封建时代，发表这样的观点需要非同一般的胆识。
“桐叶封弟”是流传很久的一个典故。在“君权神授”的谬论横行的时代，君主具有无上的权威，君主的言行被绝对化了。“天子无戏言”、“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之类的口头禅就是绝好的说明。作者在本文中虽然批评的是周公，实际上是借题发挥，其主旨是说明对君主的一言一行要从实际效果上来观察，而不应盲从。这种观点无疑是进步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呼声。此文在写作上很有特色。作者首先扼要地介绍了“桐叶封弟”的史料。然后斩钉截铁地亮明了自己的态度：“吾意不然。”接着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封”或“不当封”，而不在于这是谁的意图。最后提出了周公应该用什么方式来辅佐成王。全文丝丝入扣，有破有立，立论明确，读后令人为之叹服。特别是结尾的“或曰”一句，使全文的论证留有余地，更是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