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套曲以写景开始，既交代了女主人公冬夜等候丈夫回家的背景，又借杜甫“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佳人》）的意境暗示了她的“佳人”形象。接着让她吐出幽怨和心声，便使读者对她在下文又恨又爱的表现有了充分的理解。
〔幺篇〕中“不信今宵又”语淡意深。一个“又”字回应首曲“又早黄昏后”的“又”，显示出男子的“狂游”晚归已是屡见不鲜。但女子的态度依然是“不信”，这就见出了她的一往情深。“不信”并非不承认现实，而是因为女子有着执著的理念：“大抵为人图甚么，彼此青春年幼。”女子对丈夫别无所图，唯一希冀的就是永远拥有着青春的美好理想。唐玄宗李隆基《好时光》：“莫倚倾国貌，嫁取个有情郎。彼此当年少，莫负好时光。”代表了古人对少年夫妻及时行乐的祝福和理解。曲中女子也是抱着这样的信念，于是她才会一边等待，又一边怨恨。这种自白只有在曲中才能毫不费力地直诉无余，在诗词等韵体中是不易达到此等效果的。
以下的情节曲折多致而富于生活真实。在经过度日如年的等待之后，丈夫终于回到了家，却露出了“乔公事”的蛛丝马迹。妻子追问，忍不住从嗔骂到动手扭住耳朵，然而最后要求丈夫的仅只是把“爱惜前程”的月下盟誓再复述一遍。她不愿让自己相信丈夫在外拈花惹草的事实，心中还忘不了当初“指定梅梢月儿咒”的恋情，这就再度显示出她的善良和痴情。全篇以女子的口吻娓娓诉出，融写景、叙事、抒情于一体，注重情节的戏剧性，无疑同接受民间说唱文学的影响有关。而散曲套数在逼肖声气、描摹心情、表现生活内容等等方面，确实于韵体中占有特别的优势。
除诗歌与论说文外刘禹锡的辞赋创作在唐代辞赋史中，乃至整个辞赋史中也是重要的不可忽视的环节，其存赋十一篇，与唐代各家所存辞赋数目相较，也不算少了。马积高在其著作《赋史》中评价中唐时期的辞赋家，列柳宗元为首位，韩愈、刘禹锡并列其次，又将柳宗元之辞赋同屈原相提并论，即可见一斑。而实际上，刘禹锡本人也是对自己的文章水平颇有自信的，在其《子刘子自传》中他说：“天与所长，不使施兮。”这里的“所长”指的即是自己的长于文词，而在这“文词”之中当然也包括辞赋在内。在刘禹锡的十一篇辞赋作品当中以《秋声赋》最受后人推崇。
由于刘禹锡的辞赋多数创作于贬谪时期，因此逐臣之悲与怀才不遇便成了其辞赋创作的重要主题，骚怨情怀是其主要的情感寄托，同时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也贯穿始终。此外，除了反映贬谪愁思的作品，其辞赋还有应试科举所作的律赋——《平权衡赋》，怀古伤今的《山阳城赋》，悼亡的《伤往赋》，描写景物风俗的《楚望赋》。作为唐代重要的文学家与哲学家，刘禹锡的诗歌成就较高，是唐诗研究的重要领域，而诗文又为当时的文学主流，故刘禹锡的辞赋创作必然要受到其诗歌创作影响的。例如刘禹锡诗歌的主题便影响着他辞赋的主题，许多在其诗歌中描绘的场景画面、表达的情感内容，同样也出现在他的辞赋作品中，因此研究其诗文与辞赋的互动关系是其辞赋研究的有利环节。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城南、郭北，互文见义，是说城南城北，到处都在进行战争，到处都有流血和死亡。抒写一场激烈的战事，起句刚叙及“战”，便径接以“死”，而对士卒杀敌的悲壮场景，不作一语描述。战争过后，大地上横七竖八，躺满了尸体，成群的乌鸦，“呀呀”地叫着，争啄着这些无人掩埋的战士。面对这样的惨状，谁都不能不惊心动魄。
“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这可以理解为是诗人请求乌鸦在啄食之前，先为这些惨死的战士大声恸哭；也可以理解为死去的战士为自己请求乌鸦在啄食之前，先为他们悲鸣几声。
“水深激激，蒲苇冥冥”两句，通过景物描写，进一步渲染战场荒凉悲惨的气氛。清凉的河水流淌着，茫茫的蒲苇瑟瑟着，似乎在向人们哭诉着战争的灾难。“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突然，一声战马的长嘶，引起了诗人的注意：它身受重伤，已经不中用了，但仍然徘徊在死去的勇士身旁，悲鸣着不肯离去。表面上，是对战场上的景物作客观叙写，但这些景物，却是经过诗人严格挑选了的典型画面，无一不寄托着诗人深沉的感情在内。
“梁筑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这里，不只是对眼前战场的情景进行描述，而是把眼光移向了整个社会：战争不仅驻把无数的兵士推向了死亡的深渊，而且破坏了整个社会生产，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最后四句，诗人抒发了对死难士卒的哀悼之情。“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子”和“良臣”在这里是同位语，指那些牺牲了的战士。诗人饱含感情，用一个“诚”字，倾吐了自己内心的悲痛。“朝行出攻，暮不夜归。”感叹战士一去不复返，语句极其沉痛，引起人莫大的悲哀。结尾两句同开头勇士战死遥相呼应，使全诗充满了浓重的悲剧气氛。
这是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但诗中运用了浪漫主义表现手法。歌辞中死人居然说话了，这就是浪漫主义表现手法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