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晓谕刘备及各州郡讨伐曹操的檄文，文章采用了条述的方式，对曹操的“苛虐”，即政治及为人上的严厉残暴，一一道来，主要叙述了中平六年（189）董卓乱起至建安四年（199）曹操与公孙瓒暗通被发觉后退守敖仓这十余年间，曹操的所作所为来声讨曹操的。在列举曹操“苛虐”的同时，始终伴随着对袁绍“休明”即美好清明的颂扬。而十余年间，又以建安元年（196）曹操迎汉献帝都许为界，分两个部分叙述。
建安元年前，曹操从徒手起家到领兖州牧，曹操势力的不断壮大都得力于袁绍的提携与帮助，檄文主要述及了三件大事：其一，曹操乃宦官之后，祖上无德，自身也好乱乐祸，没有美德可言，但是袁绍在汉末扫除宦官之害与董卓之乱时，“收罗英雄，弃瑕取用”，任用曹操，授以奋武将军，希望曹操能为汉室效犬马之劳；其二，曹操愚昧轻佻，缺乏远谋，多次兵败丧师，在此情形之下，袁绍仍上表推荐曹操为东郡太守，后又让曹操领兖州牧，就是希望曹操能像春秋时秦将孟明那样，虽战败但能再立战功；其三，曹操领兖州牧后，飞扬跋扈，残害忠良，如杀九江太守边让，并纳其妻子，致使士林愤痛，民怨沸腾，故其身败徐州，又于濮阳被吕布击败，丧失兖州大部地域，只能游荡东阿，没有安身之处。而袁绍为了加强汉室力量、打击叛党，发兵征讨吕布，使曹操于濮阳败后不至于一蹶不振，并使曹操重领兖州牧。
而建安元年曹操迎汉献帝都许之后，挟天子以令诸侯，专制朝政。檄文中言袁绍因冀州北面公孙瓒进犯，派从事中郎徐勋让曹操至洛阳修缮宫庙，护卫献帝。而曹操借此放横专行，败法乱纪，专制朝政，赏罚由心。太尉杨彪忠心汉室，却遭毒刑；议郎赵彦忠言直谏，却被诛杀。曹操亲自带兵发掘梁孝王墓，开棺裸尸，毒施人鬼，可谓“历观载籍，无道之守，贪残酷烈，于操为甚”。袁绍因公孙瓒牵累，对曹操无暇整训，只好忍让包容，希望或可补救。而曹操包藏祸心，摧折栋梁，孤弱汉室。私下与公孙瓒来往，外助王师，内欲偷袭。会其阴谋发露，公孙瓒也被剿灭。曹师震慑，昼夜逃遁，屯据敖仓。欲凭黄河之险，抵挡大军。袁绍奉汉威灵，率师百万，战马千匹，并州、青州与荆州勇猛岀击，直捣曹操大本营，其势定可破操。而操军吏士，能力战的出自幽冀二州，其中有的原是袁绍部下，皆思乡心切。其余皆是兖州、豫州之民，或是吕布、张扬的降卒，被迫苟从，人怀怨愤。若大军南下，开启降路，定兵不血刃，使曹军土崩瓦解。可以看出，檄文在叙曹操“苛虐”的同时，始终伴随着述袁绍之“休明”，即对曹操的提携、重用、宽容与忍让。而现在之所以进行讨伐，实因“惧其篡逆之萌”。整篇檄文表现了从董卓之乱到官渡之战这十余年来，曹操的种种劣迹，而文中的袁绍与曹操截然相反，始终表现出以国家为重，申明大义，为汉室肝脑涂地的忠守义士的形象。整篇檄文将曹操的“苛虐”与袁绍的“休明”对比叙述，以引起共愤，达到声讨曹操的目的。
《文心雕龙·檄移》一篇中称：“凡檄之大体，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时，审人事，算强弱·角权势，标蓍龟于前验，悬聚鉴于己然，虽本国信，实参兵诈。谲诡以驰旨，炜晔以腾说·凡此众条，莫之或违者也·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檄文在内容上需要阐明我方优明主忠贤相、天时地利人和，同时揭示出对方的苛虐，君不明守不贤、众叛亲离，天理难容。同时要言辞激烈、气势磅礴、言中肯綮、振奋人心。陈琳之文在这些方面做的可谓典范，内容上．处处将袁绍与曹操对比着写，极力表现袁绍的仁德和勇武，先述及他以天下为己任，面对暴乱汇集天下英雄扫除奸佞，后又不断表现他对曹操的仁义宽容、弃嫌任用：同时对曹操的罪恶反复渲染，出身是“赘阉遗丑六“本无懿忆”，自小“犭票狡锋协”，“好乱乐祸”，作为统领战术上轻进易退，为人残虐无度，杀害忠良、毒戮生灵、无视君主、无视百姓，摆事实讲道理，发出“历观载籍，无道之守，贪残酷烈，于操为甚！”的呼喊。同时言辞通畅、层层推进，多用排偶句、四字句以使得节奏明快、气贯长虹，充分实现了檄文应具有效用，难怪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评其檄文为：“今之隽也。”
在文学的审美追求方面，虽然是一篇应制文，但是陈琳却在应制文的框架下巧妙地传达着自身独特的思想、真挚的情感、个性化的文风。
首先，传达了建功立业的政治理想。文章开头即说“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立非常之功。联系陈琳当时的经历，先于何进帐下作主簿，当时所作的《谏何进召外兵一文》已经可见他对政治颇有见解，何进死后与众人一起随董卓进京，后见董卓残害百姓、难成大器便转而到州追随袁绍，山此可知他自己内心正是希望能投靠明主以成就一番大事成为所谓非常之人。同时他又将袁绍塑造成为一个有勇有谋仁德为民的英雄形象，将曹操塑造成为残暴昏庸、贪赞酷烈的奸守形象，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他理想君主应具有和应摒弃的品质。
其次，展现了真实的情感倾向，虽然檄文中对曹操的贬抑难免有夸张浪染的地方，但展现的是他的真实情感。在何进手下的时候就已经显示出他对宦官专权的痛恨，积极为何进出谋划策以刺除宦官势力，曹操作为宦官之后成为陈琳厌恶他的一个理由。从檄文中对曹操从祖父开始骂起就可看出：投奔袁绍是陈琳的自主选择，他是在认可袁绍的处事方式的前提下才会选择投其军下，这样又必然使其抱有对袁绍的赞许心态，所以文中对袁绍的褒扬是出于肺腑也是可想而知的；再者，曹操在当时的所作所为，如出战不利、滥杀无辜、为人狡诈都是有史可查的，这种行为在位正直文人的眼中是十分不堪的，所以陈琳对其的痛斥也是出于内心的厌恶和痛恨。至于后来陈琳在袁绍死后又归曹实乃情势所迫，并不能说明陈琳对曹操的感情倾向。
再次，充分展现了个性化的文风。曹丕在《又与吴质书》中评价道：“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文心雕龙·檄移》称“陈琳之檄豫州，壮有骨鲠，虽奸阉携养，章密太甚，发丘摸金，诬过其虐；然抗辞书衅，皦然露骨矣”，二者均提及此文一个共同特点：文气刚健，有骨鲠之气。这不仅和上文所提及的陈琳在文中反映了真实情感倾向、展现出文人的正直有关，同时与陈琳自觉地在句式上多用整句、辞藻的严谨华关、善于化用典故有关。具体说来，整句读起来朗朗上口，一泻而下，据粗略统计，该文281句，排偶句68句，四字句185句，已经具有明显的骈体文的特征：典故的使用使得说理更具说服力，例如文章中多处引自《史记》：辞藻的严谨而华美，严谨处展现出春秋笔法的特色，大有一字定乾坤之妙，如称袁绍幕府，对曹操直呼其名，又称其为“鹰犬”“爪牙”“寇”等等，华美处能起到极强的渲染烘托作用，如对曹操恶行的贬斥，无一语有重复写袁绍之军威，从“尔乃大军过荡西山”直至“有何不灭者哉”，铺排渲染、气贯长虹：以上这些都是其气势刚健、痛快淋漓的文风的支撑。可以看出，陈琳作文是以气骋才，以才运气，气势刚健却又不流于拙朴，有骨鲠之气而又文采斐然。o
此首咏萤名作，以其赋物工致妥帖且深寄亡国之恨，颇为诸家笺评者称美。
词的上片，以“萤”起笔，写萤的初生情境与情状，暗蕴词人对身世的慨叹。古入以为萤为腐草所化，“初化池塘草”，既据此说，又不拘泥于旧意，换“腐草”为“池塘草”，状写萤之初生环境，使人顿生池塘生春草之感。“碧痕”似一弯春草，又似初生绿萤，既状初生之草，又写初化之萤，萤草两碧，意象新颖秀美。且“碧痕”二字，冠于篇首，突出其强烈的视角色相之美，辅之以池塘春草温馨情境的渲染，延用“化”字的神态之妙，复加“初”字，遂将腐草所化的凡俗之萤描画得鲜活动人。次句“荧荧野光相趁”，描摹初化后的成萤飘忽原野荧光闪烁的情态。潘岳《萤火赋》云：“熠熠荧荧，若丹英之照葩。”“荧荧”二字，词人借其意义，言萤光之美；且此处更着以“野光相趁”，以“野”写光，视界扩大，并为“相趁”作铺垫。“相趁”二字，以人写物，言萤飞行原野，相互追逐，嬉戏无忧，细节选取真切，笔意明快传神，将小小生灵出落得活泼娇媚，可近可亲。此起首两句，既擒住题旨，又以光色点染意象，时空烘托情境，二者相融相生，颇切合萤之物象特征，又深蕴词人对萤之怜惜情感。同时，其词情笔意，又为后文写人事悲慨作张本。
接下来数句，场景多而转换快，词意逐层加深，皆承“野光相趁”而来，前三句，就萤的飞行，展开想像，切入人的时空。“扇薄星流”，化用杜牧“轻罗小扇扑流萤”（《秋夕》）句意，言萤光随宫女的轻罗小扇如星光般流动翻飞。“盘明露滴”，借用汉武帝铸铜托盘承露的典故，以盘中滴滴露光喻萤光闪烁。骆宾王《萤火赋》中有“知战场之飞磷”之句，王充《论衡》又有“人之兵死也，世言其血为磷”之语，“秋原飞磷”即囊括其意，写飞萤如同磷光鬼火般幽幻明灭。经此三层刻画，流萤之形象更为丰富多彩。且此三句当中，随萤之飞行时空忽而天街，忽而宫苑，又忽而战场，其中人物亦随之忽而宫女扑萤嬉戏，忽而汉武帝老迈气露，忽而兵士战死沙场，不仅词境由月凉秋爽变为阴霾森森，意象也由轻柔优美转为凄苦惨烈。凡此种种，又以“零落”二字点染，字里行间，隐隐流淌着盛衰兴亡的深沉悲慨，从而也直接引发了下文词人自伤身世的感叹。
“练裳暗近”一句化用杜甫《见萤光》诗“巫山秋夜萤光飞，疏帘巧人坐入衣”及《萤火》诗“时能点客衣”之意，写萤暗自飞近读书之人。紧接着“记穿柳生凉，度荷分暝”二句，追忆飞萤暗夜飞行的具体情形。此二句描绘，对仗工稳，错综有致，笔含情韵，且于句前以“记”字领起，既追上文萤飞，又收束想像，直接切入词人自身，诸多美景，已成记忆，记得深刻只能徒增眼前之怅惘。“误我”二句是词人对自身现实境遇的无限哀叹。《晋书》载车胤好学，囊萤夜读，后成就功名。词人一改俗套，反用其事说明自己纵使如车胤苦读诗书，志高博学，而功业成就之梦亦无凭准，难以实现，只落得个自误而已。
下片笔归写宋亡之现实，深寄了词人亡国遗民之恨。“楼阴”三句叙写词人见萤生恨，人萤并写，情随境转。接下来“汉苑飘苔”三句深蕴着无限凄楚的“幽恨”。刘禹锡《秋萤引》诗云：“汉陵秦苑遥苍苍，陈根腐叶秋萤光。夜空寂寥金气净，千门九陌飞悠扬。”言说当年汉陵秦苑，已变为苍凉废墟，冷寂之夜，惟有几点萤光飞来荡去，令人顿生千古兴衰之叹。此词三句显然本于此诗，但又不尽同于其诗，它不是一般感叹兴衰无常的泛泛咏史，也不是寻常穷达际遇的习惯叹婉。词人面对的是更为惨痛的历史巨变，他亲眼目睹了异族入侵，血洗中原，临安陷落，崖山败亡，词中这“汉苑秦陵”，加之以飘苔坠叶、点点萤光与漫漫长夜，正是宋亡之景的真切写照。其间深蕴的家国仇民族恨，也正是其“幽恨”所在。国破家亡，让词人不由得发出“千古凄凉不尽”的无限悲慨。
行文至此，似乎已然明了“幽恨”者为何，也自然为词人心灵痛楚而深切感动。但这尚不是词人“幽恨”的全部内涵，随着词人“何人为省”的一声突发诘问，“但隔水馀辉，傍林残影”，使其“幽恨”再翻一层波澜。“何人为省”，一是因其遗民之独特痛楚，至厚至深，难以为人理解；再则因势利人生，仓皇乱世，无人关心词人之“幽恨”。对词人而言，所幸者竟有这小小萤火“隔水”，“傍林”时时伴随，并以其“余晖”、“残影”，烛照我心，于史于人作一见证；所不幸者亦只有此小小萤火为词人知己。这声声诘问，重重“幽恨”，大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无限感慨，“已觉萧疏，更堪秋夜永”二句，以秋萤备感萧疏不堪、秋夜漫长寒冷难以忍受煎熬，暗寓词人之艰难处境。国灭家亡，秋夜漫漫，不见光明，前路茫茫，乱梦无准。结拍二句，上句总束前文“凄凉”景象，下句极写眼前悲怆心境，翻转作结，推进一层。其词笔命意，衰飒沉郁，细细味之，催人泪下。
王沂孙此词，咏萤而不滞于萤，拟人写萤，借萤托意，将萤之声情意志同词人今昔殊变的生活情境紧密结合。又兼词人大量化用典事，如同水中着盐，典化人篇，情词并茂，自然浑厚。基于此，词人寓时事家国幽恨与身世哀感于其中，使物、我，家国三者融为一体，萤、景、情诸层浑化无迹。无怪乎戈载《七家词选》评王沂孙之词有语云：“运意高远，吐韵妍和。”以此观之，可谓知人知言。
此词用曲折多变的笔法描绘了清寂的山光水影，寄寓着词人落拓江湖的身世之感，构成一幅游子秋日行吟的连环画卷。词人在旅行途中言情，扩大了人物情感活动的空间，并且充实了言情的社会内容，将词的创作引向广阔的天地，在词史上乃是创举。
词的上片写景，点染出雨后夜泊的情状。起首两句描绘洲渚宿鸟，对偶工整，“落”字、“横”字使整个画面充满了灵动感；而“霜”字与“烟”字又使得这幅画面水雾弥漫，多了几分迷蒙之感，虽为景语，但其愁情，已隐然言外。“分明画出秋色”一语，不仅音节响亮，读来铿锵有力，更使读者有一种如置身画中之感。“暮雨”三句，以小舟晚泊江边作为背景来衬托词人出场。“夜泊”指出停舟的时间，“苇村山驿”点明投宿之处乃荒村驿店。暮雨无论绵密或者稀疏，皆可拟为离愁之情，而雨后秋月夜则以其凄清寥廓，显示出了词人的孤寂冷落。“何人”二句以设问提起，借笛声以抒旅怀。羌笛之声使词人思远之情油然而出，一泄无余。一个“起”字强调了声音突兀传来的响亮与气势，而“何人月下临风处”一语又带着一种遗世独立的孤傲与悲凉的味道。虽写愁，却写得画面清旷而气象高远，此境可谓婉约豪放，兼而有之，相辅相成，正如《乐府余论》所言：“柳词曲折委婉，而中具浑沦之气，虽多俚语，而高处足冠恒流。”“离愁万绪”四字点题，揭出词人内心活动。接着“闲岸草”一句，以“蛩吟似织”喻离愁之密集、深广，与迷离的雾气相应相衬，更可见愁情的难解与无奈。
词人这里借蟋蟀声托出怨情，触发起无限愁绪，由此引出下文。整个上片层层深入，细致入微地勾画了一种深邃幽远的意境。
“为忆”之句，触景而生情，抒写别后思念。“忆”字写思恋之情。以下再诉关山阻隔，鱼雁难通，从而反映出内心的焦虑。“想绣阁”三句，为对方设想，伊人深居闺房，怎能体会出行客漂流天涯，“为伊消得人憔悴”的苦处。这里委婉曲折，设想奇景比女子自诉衷肠更为感人。“楚峡”句用宋玉之典，暗指自己旧日的欢爱已散，接着转笔归到目前境遇，说明往昔“暮宴朝欢”都已烟消云散，而此时孤村独坐，惟有对月自伤。末尾两句，以景结情，遥望京华，杳不可见，但见远峰清苦，像是聚结着万千愁恨，“目断”与“立尽”都是加强语气，这幅秋景中注入强烈的感情色彩，相思之意，怅惘之情不绝如缕。
这首词上、下片一气贯通，浑然一体，感情起伏跌宕，把离情别苦渲染得淋漓尽致，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堪称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