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原意是用它来说明养生之道的，借此揭示了做人做事都要顺应自然规律的道理。全文可分四段。第一段写庖丁解牛的熟练动作和美妙音响；第二段紧接着写文惠君的夸赞，从侧面烘托庖丁技艺的精湛；第三段是庖丁对文惠君的解答，庖丁主要讲述了自己达于“道”境的三个阶段；第四段写文惠君听后领悟了养生的道理。此文在写作上采用多种手法，结构严密，语言生动简练，体现了庄子文章汪洋恣肆的特点。
第一段惟妙惟肖的“解牛”描写。作者以浓重的笔墨，文采斐然地表现出庖丁解牛时神情之悠闲，动作之和谐。全身手、肩、足、膝并用，触、倚、踩、抵相互配合，一切都显得那么协调潇洒。“砉然响然，奏刀騞然”，声形逼真。牛的骨肉分离的声音，砍牛骨的声音，轻重有致，起伏相间，声声入耳。
第二段紧接着又用文惠君之叹：“善哉！技盖至此乎！”进一步点出庖丁解牛之“神”，这就为下文由叙转入论做好铺垫。
第三段妙在庖丁的回答并不囿于“技”，而是将“技至此”的原因归之于“道”。“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并由此讲述了一番求于“道”而精于“技”的道理。此段论说，为全文精华所在。为了说明“道”如何高于“技”，文章先后用了两种反差鲜明的对比：一为庖丁解牛之初与三年之后的对比，一为庖丁与普通厨工的对比。庖丁解牛之初，所看见的是浑然一牛；三年之后，就未尝见全牛了，而是对牛生理上的天然结构、筋骨相连的间隙、骨节之间的窍穴皆了如指掌。普通厨工不了解牛的内在组织，盲目用刀砍骨头；好的厨工虽可避开骨头，却免不了用刀去割筋肉，而庖丁则不然，他不是靠感官去感觉牛，而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凭内在精神去体验牛体，顺应自然，择隙而进，劈开筋肉间隙，导向骨节空处，按照牛的自然结构进行。
顺应自然，物我合一，本是道家的追求，庖丁以此为解牛之方，才使他由“技”进于“道”，达到炉火纯青、技艺超群的地步。“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这十二字是对庖丁解牛效果的描绘，方法对头，不仅牛解得快，刀子也不受损害。十九年来，解牛数千头，竟未换过一把刀，刀刃还是锋利如初。这当然是每月换一把刀的低级厨工所不可思议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求于“技”，而庖丁志于“道”。
在“技”与“道”的关系上。庄子学派认为“技”与“道”通。“道”高于“技”，“技”从属于“道”；只有“技”合乎“道”，技艺才可以纯精。“道”的本质在于自然无为，“技”的至善亦在于自然无为。只有“以天合天”（《庄子·达生》），以人的内在自然去合外在自然，才可达到“技”的最高境界。庖丁深味个中三昧，所以才能成为解牛中的佼佼者。反过来，“技”中又有“道”，从“技”中可以观“道”。“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庄子·天地》）。文惠君正是通过庖丁之“技”，悟得养生之“道”。养生，其根本方法乃是顺应自然。显然，庖丁解牛，乃是庄子对养生之法的形象喻示。
不过庄子所说的“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客观上又揭示了人在实践中如何达于自由的问题。文中所说的“天理”、“固然”，若引申开来看，亦可理解为人们面临的外界客观事物。它虽然会给企望达于自由的人们带来这种那种限制或妨碍，但睿智的人们又不是在它面前显得束手无策，只要认识它，顺应它，就能够如庖丁那样自由洒脱。对此，庄子曾作过一番极为精妙的分析：“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节”固然不可逾越，但毕竟有间隙，这就为人们“游刃”提供了天地，只要善于在这一天地里施展本领，是同样可以自由自在的。“游刃”二字，活现出解牛者合于自然而又超于自然的神化境界。当然，对于“固然”的认识并非一劳永逸，即使庖丁那样技艺高超者，每逢筋骨盘结处，总是谨慎从事，“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来不得半点麻痹大意，只有孜孜不倦地追求，毫不懈怠才是。
此则寓言立意在于阐明“养生”，实则还阐述了一个深刻的美学命题，即艺术创造是一种自由的创造。庄子认为“技”中有“艺”。庖丁解牛的动作，就颇具艺术的观赏性。他的表演，犹如一场优美绝伦的音乐舞蹈，其舞步合于《桑林》舞曲，其韵律合于辉煌的《咸池》乐章。作为一种具有美的意味的创造活动，是令观赏者心醉神迷的。而庖丁解牛后“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的神情，又使人们看到创造者在作品完成后内心满足的喜悦。
庄子正是通过庖丁其言其艺，揭示美是一种自由的创造。这种美的创造必须实现合规律（“因其固然”）与合目的（“切中肯綮”）的统一，以达到自由自在（“游刃有余”）的境界。“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则是创作必备的心境，强调要排除一切感官纷扰，全神贯注，这与《庄子·达生》篇中梓庆削鐻时所说的“斋以静心”，“忘吾有四枝形体”，是一致的。此种“心斋”、“坐忘”境界，与近现代西方美学注重的“静观”、“观照”殊途而同归，不过却早于叔本华、尼采两千一百多年。
庄子散文善于运用形象化说理的手段。这则寓言采用夸张、对比、映衬、描摹等多种手法，表现庖丁解牛技巧的纯熟，神态的悠然，动作的优美，节奏的和谐，身心的潇洒。具体说来，此文在写作方面的主要特点是：
一、结构严密。全文分两大部分，先讲述故事（第一、二段），再点明寓意（第三段）。就故事说，又分两层，即由写“技”到说“道”。先描述庖丁解牛的高超技艺，再由庖丁阐述他的解牛之道。写庖丁的技，先是直接描写，再通过文惠君的赞叹加以小结，并转入庖丁的谈道。对道的阐述又分为三个方面：首先，从纵的方面介绍掌握道的三个阶段，突出掌握道以后的特点；其次，从横的方面将庖丁与良庖、族庖进行比较，以说明得道与否的异同；第三，说明成功地解决了难以处理的“族”的问题。这是从一般写到特殊。这三个方面都紧紧扣住“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之“道”进行阐述。庖丁答文惠君的第一句话，将写技与谈道两方面自然地联系起来。文惠君所说由庖丁之言获得养生之道的话，又起到统摄全文、揭示主题的作用。全文围绕解牛的事件，阐述一个“道”字，由具体到抽象，条分缕析，环环相扣，将道理说得晓畅透彻。
二、语言生动简练。如写庖丁解牛时手、肩、足、膝的动作，只用触、倚、履、踌四字，便反映出各自的特色。用“嘻！善哉！技盖至此乎？”这么八个字（实词、虚词各半）三句话，就将文惠君看到庖丁高超的解牛技术而产生的惊异、赞叹与疑惑不解的思想感情真实地反映出来。“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几句，将庖丁解决特殊困难时那种专心致志、小心谨慎而又充满信心的内心活动、目光和动作特点，刻画得淋漓尽致，又与后面写庖丁因困难获得解决而悠然自得的动作、神态形成鲜明对照。
有人将《芙蓉曲》解释为婉言进谏的政治隐喻诗，也有人认为此诗暗含感伤身世、知音未遇等意义。对于现代的读者来说，只将这首诗视为一首丽情乐府，分析和领略它的意境和艺术风格，也无不可。自古以来，尤其是南北朝乐府里，有诸多作品描写江南采莲这一风俗，以及由此而衍发的采莲人的各种情思。萨都剌这首《芙蓉曲》继承前人乐府诗之风，以芙蓉起兴，描写水乡女子触景生情，哀伤青春易逝。
诗的首联描写了秋日江上的芙蓉和江上荡舟的女子。江上芙蓉盛开的美景，与女子的断肠愁思相对举，两相映衬。
颔联两句进而描写秋江女儿的生活：温暖的春日里，她穿着一袭红衣，看护着满江的荷叶；秋日暮色里，她的翠色长袖和荷叶一起迎着凉风翻飞飘扬。“绛袍”和“翠袖”都是秋江女儿的穿着，这两种颜色又分别是芙蓉花和叶的颜色，暗示着人与花的关联，人如花，花似人。“春浅”、“日暮”相对，意为秋江女儿与芙蓉从春到秋、从晨至暮始终相依相伴。“翠袖日暮迎风凉”，很容易联想到杜甫《佳人》诗的最末两句“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佳人》描写的是一位居住在空谷中躲避战乱的女子，亲人已死，夫婿又抛弃她娶了新人。“但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是旧时女子最凄惨的爱情悲剧。这就隐隐透露出秋江女儿愁思的根源了。
颈联描写了江波，落叶等寒秋之景。从屈原“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九歌·湘夫人》）开始，洞庭秋叶萧萧飘坠成为寒秋初至的鲜明标志。萨都剌化用这一典故，点出江上季节的变化。树木凋零，令人触景生情：木已如此，那比树木还娇嫩的莲花又该如何抵挡季节的摧残。
尾联说秋江女儿面对满江盛开的莲花，因为爱惜这娇艳的花朵，不忍心划桨荡舟，唯恐碰伤了芬芳美丽的鲜花，更不愿意采折。这一片爱花惜花之心，也回答了诗的开篇提出的悬念：秋江女儿对着正盛开的芙蓉“将断肠”呢，原来是因为看到芙蓉盛放，正是最美的时候，但秋季也已来临，花朵马上就要凋落；娇艳只是短暂的，美丽并不能持久，这就是爱惜芙蓉的秋江女儿的哀叹。芙蓉尚有秋江女儿来爱护，秋江女儿却无人来怜惜。由花及人，秋江女儿对着满江云霞般的芙蓉，自然愁思无限。整首诗情感的展示非常细腻曲折。
这首诗是萨都剌乐府诗的代表作。与萨都剌交情颇好的元代诗人杨维桢曾这样评价好友：“天锡诗风流俊爽，修本朝家范。宫词及《芙蓉曲》，虽王建、张籍无以过矣。”把这首《芙蓉曲》的成就与王建、张籍等人的诗歌相提并论，是一个很高的评价。
诗的风格清丽婉转，以芙蓉起兴，曲折反复地表达了秋江女儿的心曲，她面对盛放的芙蓉以及萧萧落木，触景生情，产生了花木凋零、红颜易老、青春美丽无法永驻的愁思。在这里，花即是人，人亦是花，秋江女儿与秋江芙蓉两种意象是重叠在一起的。在女子发出的对花的哀叹和惋惜中，揭示了最盛之时即是衰败之始的道理。这首诗风格绮丽，但不俗艳；善于化用前人的诗句意境，但不生硬，具有较高的艺术技巧和艺术感染力。作者用清丽的文笔，捕捉少女若有若无的心思：由伤花之凋零，到哀伤自己青春的易逝；由没有惜花之人，到自己没有知己的自怜自惜。似哀怨，又似期待，余韵悠然，耐人寻味。
在“绍兴和议”之前这场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深刻的政治斗争中，胡铨站在民族和人民的立场上，真理在握，义正辞严；但作为一个奏本，为了使赵构比较容易接受，又必须讲究斗争艺术。义正辞严和讲究策略的高度统一，构成了此文的基本特色。
这首先体现为以弹劾奸臣为线索，以反对和议为灵魂的总体构思。胡铨上书的根本目的是反对和议，因而鼓吹和议的秦桧之流理所当然地成为弹劾的对象。如果弹劾成功，反对和议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再者，主张和议的总后台是赵构，作者不便道明，就把矛头指向佞臣奸相，驳斥他们主张议和的谬论，揭露其险恶用心。这样，批判起来就可以痛快淋漓，无所顾忌，实际上起到指着和尚骂贼秃的效果，使赵构不便发作，也为赵构接受抗金派的意见准备了一个台阶。加上在弹劾奸臣时，不断暗讽明谏，时时提醒赵构不要听信奸臣误了国家大事。在开始弹劾王伦时，作者以刘豫为例，揭穿金国的狼子野心。奏本说：“商鉴不远，而伦又欲陛下效之。”并非陛下欲效之，而是伦欲陛下效之，陛下可不能上当，这是暗谏。接着，又以童子作比，三尺童子虽无知之至，仍不肯下拜仇敌，“而陛下忍为之耶”？这是婉谏。在批驳王伦谬论时，作者先指出，主和议的人都是这样“说啖陛下”，然而卒无一验，应该清醒了，“而陛下尚不觉悟”，即令敌决可和，尽如王伦所说，“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这已是明谏了。在弹劾秦桧时也是这样，“陛下有尧舜之资，桧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导陛下如石晋”。胡铨弹劾奸臣不忘进谏皇上，直言极谏而又注意分寸，始终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上。
在弹劾奸臣时，胡铨先弹劾王伦，后弹劾秦桧、孙近，而且在弹劾王伦时花了大量的篇幅，把批主和派的主要内容，都放在弹劾王伦这一部分。这也是服从于文章的总体构思的。王伦是一个狎邪小人，市井无赖，只是主和派的一名走卒而已，而且数犯法，有前科，臭名昭著。胡铨弹劾他，人人称快，赵构也容易接受。因而胡铨把要批主和派的话都放在这儿说，放纵笔墨，大加挞伐，厉言正色，毫不留情，“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但是，胡铨弹劾的主要对象是秦桧，这也是显而易见的。秦桧是当朝宰相，是赵构的心腹，胡铨需要讲究一些策略。他在弹劾王伦时，开头就说“顷缘宰相无识”，“无识”二字看起来责之不重，实际上已把王伦的罪过，一古脑都转到秦桧名下。弹劾王伦结束后，又写道：“虽然，伦不足道也，秦桧以心腹大臣而亦为之。”看似一个过渡句，但在全文分量很重。说王伦不值一提，言下之意，秦桧才是真正的元凶。一个“虽然”，就把秦桧垫上去了。心腹大臣本应忠贞不二，“而亦为之”，一个“而”，一个“亦”，把秦桧从心腹大臣的地位推到王伦的行列之中，又从王伦那儿提出来，属于更不能容忍之列。王伦已立斩犹迟，秦桧就更不在话下了。
理由充分，证据确凿，是原则性与策略性统一的一个表现。秦桧位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势显赫，孙近、王伦也是宠臣，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要弹劾他们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策略的。作者弹劾王伦列举骗官、卖国、欺君之罪，并提出王伦典型的卖国言论加以批判；弹劾秦桧则先指出他是王伦的后台，随后引出曾开与秦桧之争为证。曾开针对秦桧向金人求和，对秦桧说：“公当强兵富国，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又引用一些古语责备他，秦桧大怒说：“侍郎知故事，我独不知！”依然我行我素。文章直接征引了秦桧原话。从字面看，是要证明秦桧坚持错误，一意孤行，实际上是抓住了秦桧卖国的又一个证据。作者弹劾孙近，主要抓住他处处附和秦桧，同时引出自己与孙近的一段应答为证，论证他完全是取悦上级，空占官位。王伦的卖国言论，秦桧对曾开的责斥，孙近敷衍作者的答辞，这些都是无可争议的事实，都是奸臣卖国、误国的铁证。作者以此为据弹劾他们，理直气壮，不容辩驳。文章反复论述不能与金和议，用亡国之仇不可忘、祖宗天下不可让的基本道理，劝赵构不要轻信奸臣妄说。从敌人无厌之求的本质和变诈百出的伎俩，从刘豫降敌而父子为虏的可悲下场，推论与金和议决没有好的结果。从国势、人心、士气、最近战事胜负的形势，推论对金用兵未必为金所败。前提正确，推论科学，具有不可置疑的逻辑力量。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一一都为胡铨所言中。绍兴九年，秦桧接受和议，但金言而无信，仅一年时间，又大举南下。岳家军在人民的支持下，节节胜利，打出了一派大好形势，如果岳飞不被害死，金兵决不能轻易得手。
原则性和策略性的统一，还体现在语言上，特别是排比句和反问句的运用上。全文大量运用排比句，并且经常间用表示决断的感叹句，气势磅礴，一往无前，节调铿锵，咄咄逼人，表现了作者一身正气，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英勇气概。驳斥王伦谬论一段，义正辞严，表现得尤其突出。文中反问句使用频率也很高。反问句多少带有测度的语气、商量的口吻，却又决不可作否定的解释。如“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为之耶？”“自变故以来，主和议者，谁不以此说啖陛下哉？”“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倘不得已而遂至于用兵，则我岂遽出虏人下哉？”几个发问都给赵构留下了认真思考的余地，引导赵构自己作出正确的决策。这就既坚持了原则立场，又考虑到斗争的策略。
胡铨说：“凡文皆生于不得已。”（《灞陵文集序》）《戊午上高宗封事》正是一个富有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的有识之士，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危亡的关头，不得已拍案而起所作的战斗檄文，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人民的呼声，尽管没有被赵构采纳，但是它鼓舞了抗金军民的斗志，使“勇者服，怯者奋”（周必大《胡忠简公神道碑》），打击了投降派的气焰，“当日奸谀皆胆落”（王庭珪《送胡邦衡之新州贬所》），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首联以曲折的笔墨写昨夜的欢聚。“昨夜星辰昨夜风”是时间：夜幕低垂，星光闪烁，凉风习习。一个春风沉醉的夜晚，萦绕着宁静浪漫的温馨气息。句中两个“昨夜”自对，回环往复，语气舒缓，有回肠荡气之概。“画楼西畔桂堂东”是地点：精美画楼的西畔，桂木厅堂的东边。诗人甚至没有写出明确的地点，仅以周围的环境来烘托。在这样美妙的时刻、旖旎的环境中发生了什么故事，诗人只是独自在心中回味，我们则不由自主为诗中展示的风情打动了。
颔联写今日的相思。诗人已与意中人分处两拨儿，“身无彩凤双飞翼”写怀想之切、相思之苦：恨自己身上没有五彩凤凰一样的双翅，可以飞到爱人身边。“心有灵犀一点通”写相知之深：彼此的心意却像灵异的犀牛角一样，息息相通。“身无”与“心有”，一外一内，一悲一喜，矛盾而奇妙地统一在一体，痛苦中有甜蜜，寂寞中有期待，相思的苦恼与心心相印的欣慰融合在一起，将那种深深相爱而又不能长相厮守的恋人的复杂微妙的心态刻画得细致入微、惟妙惟肖。此联两句成为千古名句。
颈联“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是写宴会上的热闹。这应该是诗人与佳人都参加过的一个聚会。宴席上，人们玩着隔座送钩、分组射覆的游戏，觥筹交错，灯红酒暖，其乐融融。昨日的欢声笑语还在耳畔回响，今日的宴席或许还在继续，但已经没有了佳人的身影。宴席的热烈衬托出诗人的寂寥，颇有“热闹是他们的，而我什么也没有”的凄凉。
尾联“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写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无奈：可叹我听到更鼓报晓之声就要去当差，在秘书省进进出出，好像蓬草随风飘舞。这句话应是解释离开佳人的原因，同时流露出对所任差事的厌倦，暗含身世飘零的感慨。
全诗以心理活动为出发点，诗人的感受细腻而真切，将一段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感描绘得扑朔迷离而又入木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