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非常有名,即便只读过很少几篇《诗经》的人,一般也都知道“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这是为什么呢?我想,无非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诗中塑造的形象十分生动。拿鲜艳的桃花,比喻少女的美丽,实在是写得好。谁读过这样的名句之后,眼前会不浮现出一个像桃花一样鲜艳,像小桃树一样充满青春气息的少女形象呢?尤其是“灼灼”二字,真给人以照眼欲明的感觉。写过《诗经通论》的清代学者姚际恒说,此诗“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并非过当的称誉。第二,短短的四字句,传达出一种喜气洋洋的气氛。这很可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细细吟咏,一种喜气洋洋、让人快乐的气氛,充溢字里行间。“嫩嫩的桃枝,鲜艳的桃花。那姑娘今朝出嫁,把欢乐和美带给她的婆家。”你看,多么美好。这种情绪,这种祝愿,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生活的热爱,对幸福、和美的家庭的追求。第三点,这首诗反映了这样一种思想,一个姑娘,不仅要有艳如桃花的外貌,还要有“宜室”、“宜家”的内在美。这首诗,祝贺人新婚,但不像一般贺人新婚的诗那样,或者夸耀男方家世如何显赫,或者显示女方陪嫁如何丰盛,而是再三再四地讲“宜其家人”,要使家庭和美,确实高人一等。这让我们想起孔子称赞《诗经》的话:“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孔子的话内容当然十分丰富,但其中是否也包括了《桃夭》篇所反映出的上述这样一种思想呢?陈子展先生说:“辛亥革命以后,我还看见乡村人民举行婚礼的时候,要歌《桃夭》三章……。”(《国风选译》)联系到这首诗所表达的思想,农民娶亲“歌《桃夭》三章”,便是很可理解的了。
《桃夭》篇的写法也很讲究。看似只变换了几个字,反复咏唱,实际上作者是很为用心的。头一章写“花”,二章写“实”,三章写“叶”,利用桃树的三变,表达了三层不同的意思。写花,是形容新娘子的美丽;写实,写叶,不是让读者想得更多更远吗?密密麻麻的桃子,郁郁葱葱的桃叶,真是一派兴旺景象啊!
这首诗不难懂,但其中蕴藏的道理,却值得我们探讨。
一个问题是,什么叫美,《桃夭》篇所表达的先秦人美的观念是什么样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很美,艳如桃花,还不美吗?但这还不行,“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还要有使家庭和睦的品德,这才完满。这种美的观念,在当时社会很为流行。关于真善美的概念,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楚国的伍举就“何为美”的问题和楚灵王发生了争论。伍举说:“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国语·楚语》)很清楚,伍举的观点是“无害即是美”,也就是说,善就是美。而且要对“上下、内外、大小、远近”各方面都有分寸、都无害。这种观点最主要的特点是强调“善”与“美”的一致性,以善代替美,实际上赋予了美以强烈的政治、伦理意义。“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那意思是说,统治者重赋厚敛,浪费人力、物力,纵欲无度,就不是美。应该说,这种观点在政治上有一定的意义。但它否定了“善”与“美”的差别,否定了美的相对独立性,它不承认“目观”之美,是其严重局限。这种美的观念,在当时虽然也有其对立面,也有人注意到了“目观”之美,但这种善即是美的观点,在先秦美学中应该说是具有代表性的,而且先秦儒家的美学观念,主要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的。
孔子也持着这样一种美学观点,“《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他赞赏“诗三百”,根本原因是因为“无邪”。他高度评价《关雎》之美,是因为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合于善的要求。在评价人时,他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泰伯》)善与美,善是主导方面。甚至连选择住处,孔子也说:“里仁为美。”(《论语·里仁》)住的地方,有仁德才是“美”的地方。可见,孔子关于美的判断,都是以善为前提的。
但孔子的美学观,毕竟是前进了。它已经不同于伍举的观点,已经开始把美与善区别开来,作为不同的两个标准来使用了。“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当然,通过对《韶》与《武》的评价,还是可以看出,“尽美”虽然被赋予在“尽善”之外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地位,但只是“尽美”,还不能说是美,“尽善”才是根本。
至此,我们回头再来看看《桃夭》篇,对它所反映的美学思想,恐怕就更好理解了。在当时人的思想观念中,艳如桃花、照眼欲明,只不过是“目观”之美,这还只是“尽美矣,未尽善也”,只有具备了“宜其室家”的品德,才能算得上美丽的少女,合格的新娘。
第二个问题随之而来,美的具体内容不仅仅是“艳如桃花”,还要“宜其室家”,也就是美与善之结合,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和评价这种观念呢?先秦人为什么把家庭和婚姻看得那么重要呢?
把婚姻和家庭看得十分重要,还不仅仅反映在《桃夭》篇中,可以说在整部《诗经》中都有反映。在一定意义上说,《诗经》是把这方面的内容放在头等地位上的。《桃夭》是三百零五篇的第六篇,不能不说它在《诗经》中的地位是很为突出的。如果我们再把《桃夭》篇之前的五篇内容摆一摆,就更可以清楚地看出,婚姻和家庭问题,在《诗经》中确实是占有无与伦比的地位。
三百篇的第一篇是《关雎》,讲的是一个青年男子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姑娘,他日夜思慕,渴望与她结发为妻。
第二篇《葛覃》,写女子归宁,回娘家探望父母前的心情,写她的勤、俭、孝、敬。
第三篇《卷耳》,写丈夫远役,妻子思念。
第五篇《螽斯》,祝贺人多生子女。
第六篇,即《桃夭》,贺人新婚,祝新娘子“宜其室家”。
以上是三百篇的头几篇(除掉第四篇),它们写了恋爱,结婚,夫妻离别的思念,渴望多子,回娘家探亲等等,可以说把婚姻生活中的主要问题都谈到了。
一部《诗经》,三百零五篇,开卷头几篇几乎全部是写婚姻家庭问题的,岂不令人深思?不论是谁编辑的“诗三百篇”,不论孔子是删诗了、还是整理诗了,抑或是为“诗三百篇”作了些正乐的工作,都不容置疑地说明了他们是十分重视婚姻和家庭问题的。
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和评论这个问题呢?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每个人都仰仗着家庭迎接困难,战胜天灾,争取幸福生活,当然希望家庭和睦、团结。娶亲是一件大事,因为它关系到家庭未来的前途,所以,对新人最主要的希望就是“宜其室家”。这很容易理解。
从统治者方面来说,就要复杂多了。《礼记·大学》引到《桃夭》这首诗时说:“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这可真是一语道破。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家庭的巩固与否与社会的巩固与否,关系十分密切。到了汉代,出现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关系)之说。不论“三纲”,还是“五常”,它们都以夫妇关系为根本,认为夫妇关系是人伦之始,其它的四种关系都是由此而派生出来的。宋代理学家朱熹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男女者,三纲之本,万事之先也。”(《诗集传》卷七)从这段论述,我们也可以看出统治者为什么那么重视婚姻、家庭问题。听古乐唯恐卧,听郑卫之音而不知倦的魏文侯有一段名言,说得很为透僻。他说:“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上承宗庙,下启子孙,如之何可以苟,如之何其可不慎重以求之也!”“宜家”是为了“宜国”,在他们眼里,“宜家”与“宜国”原本是一回事,当然便被看得十分重要了。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不论自古以来多少解经者就《桃夭》作过多少文章,但像小桃树那样年轻,像春日骄阳下桃花那样鲜艳、美丽的少女,却永远活在读者心里。人们衷心祝愿她:“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吟诵《桃夭》,不喝也醉了。
清姚际恒评论此诗说:“桃花色最艳,故以喻女子,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自古,漂亮的女子总是受到超常的宠爱,文学更是不吝字墨,推波助澜。无论是“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还是“玉腕枕香腮,桃花藕上开。”,读起来,总不如”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更意浓神近,耐人玩味。
默默的读几遍,然后展开想象的画卷,你会看到千年前,在那桃花盛开的时候,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千年的风从那片“灼灼”的桃林中穿过,摇曳着艳丽的桃花,婀娜着多姿的桃枝,似乎有醉人的馨香随风破卷,扑面而来。但你分不清这是什么香,因为你仔细去看,在桃花丛中,隐约着一个款款移动的女子,少女的清香与花香混揉在一起,这是快乐的味道。
画中的女子两颊绯红,可以听到女子的心声:“今天我要嫁给你啦,今天我要嫁给你啦......”
之子与归,是说这个美丽的新娘就要出嫁了。归,妇人谓嫁曰归。在夸了即将出嫁的新娘的美貌之后,诗意开始延伸,人们随之将目光投向婚后的生活,那是怎样的呢?诗里唱到“宜其室家”、“ 宜其家室”、“ 宜其家人”。
宜,和顺美满的意思,室谓夫妻所居,家为一门之内。如果说对新娘容比桃花是毫不掩饰的赞美的话,这里就是含蓄的将女子的“善”,掩藏在宜家宜室宜人中了。试想,新人过门后,若能让一大家子都和睦幸福,仅有美丽的脸蛋是不够的,必得有颗善良的心,才能让公婆姑嫂叔伯接受,才能被夫家的人所接纳,日子才能和顺美满,其乐融融。
从桃花到桃实,再到桃叶,三次变换比兴,勾勒出男婚女嫁一派兴旺的景象。古人通过桃花似的外“美”,巧妙地和“宜”的内“善”结合起来,表达着人们对家庭和睦安居乐业生活的美好向往。“诗三百”开篇,写尽了爱情与婚姻生活的各个方面,说明家庭和婚姻的重要性,这不仅仅是人们生活的期盼,也是统治者的希望,所谓“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说白了,就是建立在“宜家”、“ 宜室”、“ 宜人”上的“宜国”。
不管怎样,“桃夭”是中华民族延续到现在的喜庆与祝福,就是今天,我们也同样祝愿着如桃花般的女子,“之子于归”,能够生活美满,家庭幸福,“宜其室家”。
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三月底、四月初,任杭州通判的苏轼因赈济灾民而远在润州时(今江苏镇江)。为寄托自己对妻子王润之的思念之情,他写下了这首词。此词是作者假托妻子在杭思己之作,含蓄婉转地表现了夫妻双方的一往情深。
上片写夫妻别离时间之久,诉说亲人杨当别而别、当归而未归。前三句分别点明离别的时间——“去年相送”;离别的地点——“余杭门外”;分别时的气候——“飞雪似杨花”。把分别的时间与地点说得如此之分明,说明夫妻间无时无刻杨在惦念。大雪纷飞本杨是出门的日子,可是公务在身,杨得杨送丈夫冒雪出发,这种凄凉气氛自然又加深了平日的思念。后三句与前三句对举,同样点明时间——“今年春尽”,气候——“杨花似雪”,可是去年送别的丈夫“犹杨见还家”。原以为此次行役的时间杨长,当春即可还家,可如今春天已尽,杨花飘絮,却杨见人归来,怎能杨叫人牵肠挂肚呢?这一段引入了《诗·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手法,而“雪似杨花”、“杨花似雪”两句,比拟既工,语亦精巧,可谓推陈出新的绝妙好辞。
下片转写夜晚,着意刻画妻子对月思己的孤寂、惆怅。“对酒卷帘邀明月,风露透窗纱”,说的是在寂寞中,本想仿效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卷起帘子引明月作伴,可是风露又乘隙而入,透过窗纱,扑入襟怀。结尾三句是说,妻子在人间孤寂地思念丈夫,恰似姮娥在月宫孤寂地思念丈夫后羿一样。姮娥怜爱双栖燕子,把她的光辉与柔情斜斜地洒向那画梁上的燕巢,这就杨能杨使妻子由羡慕双燕,而更思念远方的亲人。
“路出大梁城,关河开晓晴。”开始这两句点明他从大梁走出来,经过一些关山,在一个晴朗的早晨,来烈了黄河边上。接着便写渡黄,河所看到的壮美景象,“日翻龙窟动,风扫雁沙平。”上承“晓晴”,太阳从东方升起,远射天汉,云蒸霞蔚,光采绚丽;阵阵暖人的晨风,把落雁平沙吹拂得那样平整熨贴。上句写天空,大河的上空阳光放出异彩;下句写河滩,晨风阵阵轻柔拂面。“翻”和“扫”两个动词用得准确、传神,两句相对,构成了一个浓淡相生、动静适宜的意境。
“倚剑嗟身龙,张帆快旅情。茫茫不知处,空外樟歌声。”触景生情,四句写自己在渡黄河时发出的感慨。谢榛为人正直,又重友情,在旅游京师时以诗交友,曾居“后七子”的盟长。后来由于和李攀龙论诗意见不合,竟借口谢为“布衣”被排斥在“七子”之外,甚至受到人身攻击,这对于谢榛来说,心中肯定是有不平的,一个“嗟”字道出了他被弃置后的悲凉。现在已在渡河,晨风习习,帆张船疾,旅途的快乐使他忘却了一腔不快,心中抑郁为之一扫。诗人站在船头上,广阔的天际,滔滔巨流,四顾茫茫,几乎不觉身在何处,在虚空渺远的地方,还传来一阵阵船夫的号子声和歌声。这是劳动的欢乐,抑为痛苦的呻吟。它能激起诗人共鸣的原因诗中并没有明说,但联系他的性格,以及他的遭遇,其心境有欢乐也有悲哀。有对于黄河壮美景色的赞叹,也有内心郁闷的抒发。
这首诗风格规模杜甫,句法格律,森严井然。尾联拓开,以一片空灵虚幻的景色寄意属情,如同王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一样,不言而言之,富有哲理,给人以深广的想象境地。
这是一首相思词,是一首感春怀人之作,主要描写词人对两位红颜知己的思念之情。词人寓居他乡后在春日重返京城,因为思念以往青楼的两位情人,便前往探望叙旧,谁知寻人不遇,两位红颜知己不知为何搬离了住处,已经杳无音信了。词人心中的怅惘和凄凉无以言表,只好写下这首词,以抒发感怀。
词的上片描绘了京都的明媚春光,笔调活泼灵动。词由写景起笔。“花隔铜壶,露晞金掌”二句描绘了鲜花盛开、露水初干的晨景。“都门十二清晓”总束前两句,并交代了特定的地点、时间和人物感受。以暮春晨光抒发诗人了对美景的热爱以及愉快的心情。
词的片转而写对昔日两位红颜知己的相思,“思念”二字承上启下,词意由春景转为感春怀人。“秦楼彩风”、“楚观朝云”点出了所思之人,“往昔曾迷歌笑”则写出了自己沉浸在妓家酒寮的浪荡生涯。一个“迷”字,用笔略无含蓄,与其说是在忆旧,不如说是怀念与歌妓们欢聚的美好时光。惟其如此,也才有下面的两句:“别来岁久,偶忆欢盟重到。”读至此,也许有人会说柳永格调不高,也许有人觉得柳永愿望卑微。柳永作为一性情中人,现实生活没有给他回馈,与歌妓的那份感情与回忆固然美好,但一切都已逝去。“人面桃花”句就是借唐崔护清明访女子不见,题诗门扉的典故,表达了桃花依旧,未知人在何处的寂寞、感伤。“桃花”回应上片的春景,似实而虚,似虚而实,用典而不着痕迹。煞拍二句,感情又进一层,“尽日伫立无言,赢得凄凉怀抱”传达出诗人的孤独、无奈、绝望。词尾以“凄凉怀抱”结束全词,耐人寻味:词人是为美景不常在以及年华逝去而伤怀,或许也因联想到自己飘零江湖、客居他乡而更觉失意怅然,顿觉人生苍凉,自感身世凄凉。
这首词的叙事风格直接简单,是柳永惯用的方式,带有浓厚的市民文学色彩,但文字却清新雅致,耐人寻味,并无浅薄之气,此词前半写媚人的春光,笔调轻灵;后半因感春而怀人,笔调渐渐凝重,尤其“人面桃花”数句情真意浓,有无限的感伤和绝望,极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