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所写的主人公是一位年轻女子。水精,就是水晶。颇黎,就是玻璃。门窗上挂着水晶制成或者晶莹透明赛似水晶的帘子,床上放着玻璃制成或滑润细腻如玻璃般的枕头。第一句虽仅举出两件器物,但女子房中其他陈设的精致讲究由此便可想见。更重要的是,房主人情操的高雅美洁,也就可以借此窥见端倪。此刻,女主人公正恬然入睡于她那绣有鸳鸯图案的锦被之中,做着一个个旖旎的梦。《古诗十九首·客从远方来》:“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文采双鸳鸯,裁为合欢被。”被子用香炉熏过,既暖且香,故能“惹梦”——带有温柔绮丽色彩的春梦。开篇两句,仅十四个字,并列地写了水精帘、颇黎枕、鸳鸯锦三件器物,却并不给人平板呆滞之感,因为其中着意点染了轻轻浮动于室内的香气和主人公幽远飘缈的梦思,就使这本来静止的画面变得有了生气,甚至充满了幻想的意味。
“江上柳如烟,雁飞残鸳天”,紧承“暖香惹梦”而来,因此清人张惠言认为这两句写的就是女主人公的梦境(见张惠言《词选》对此词的评注)。这自然不无道理。可是,尽管日常生活中的梦有许多确是不可思议、无从解释的,在文学作品中所写的梦却大抵能找到某种现实的原因或契机。因此,即使“江上”两句写的是梦境,这梦境也必然与女主人公的生活实境有些关系。根据温庭筠的另一首词《望江南·梳洗罢》可以想象,这位梦见“江上柳如烟”的女子,或许也是住在临江的楼阁里,每日对着江水在思念着心上人。她的梦,很可能便是她平日习见景致的幻化表现在梦境里。江岸边的柳树迷蒙似烟,晕成朦胧的一片。侵晓时分,鸳亮残了。在熹微的晨光中,大雁已经开始一天的旅程,它们正结队飞回北方。寂静的天空中,也许还偶尔传来它们的长唳。这是一幅十分凄清迷离又有声有色的画面。而这幅春江晓雁图的意义是在画面之外:冬天过去了,春天已经归来,因避寒而飞往南方的大雁,此时正连夜飞返家乡,唯独楼上那女子所思念的人却仍然没有音耗。眼前的景致既是她平时倚楼眺望所常见,也就难免化作她这时在鸳鸯锦被里所做之梦。另外,锦被上绣鸳鸯也是作者有意的安排。成双成对的鸳鸯,恰恰反衬了女主人公的孤单寂寞。
上阕的妙处全在借景物作烘托,以极其含蓄委婉的笔法暗示女主人公的生活情状和心理活动。“水精帘里”二句是近景,“江上柳如烟”二句则是远景,不管近景远景,都紧紧围绕着女主人公的生活和情绪落笔。在前二与后二句看似松散的结构中,实际上一贯穿着内在的有机联系。
词的后半正面刻划这位女主人公,同样有着含蓄深婉之妙。“藕丝秋色浅”写衣着。藕成熟于秋季,故将淡紫近白的藕合色称作“秋色”,又转而用这色彩来代指藕合色丝绸做成的衣裳,这是中国古代诗文常用的一种修辞手法。
“人胜参差剪”。人胜又叫花胜、春胜,是用彩纸或金箔剪刻而成的一种饰品,可以贴在屏风上,也可以戴在发鬓上。唐时风俗在正鸳七日(又称人日)这一天,要剪戴花胜以迎接春天到来,尤以妇女喜爱此项活动。从这句看,女主人公参参差差地剪出花胜准备佩戴,似乎兴致不浅。
“双鬓隔香红”。以描写气味和颜色的“香红”代指好的面容,正如以“藕丝秋色浅”代指衣裳,手法相同。这里的“隔”字用得颇讲究,因为双鬓正是隔开在脸庞两边,形象鲜明如见,而且仿佛“双鬓”有了某种主动性,还似有若无地流露出一丝遗憾不足的意味。
“玉钗头上风”,承上双鬓连写女主人公的头饰。她头上插着的玉钗在春风中轻轻摇曳摆动。“风”在这里是名词作动词用,形容女子的头饰在微微颤动的样子。
这四句刻划人物用的也是借物衬托之法。写女子的衣着、头饰,写她剪制春胜的活动,并没有一句直接写她的形貌,却使人可以想见她的外形与心灵之美好可爱。最奇妙的是整个下阕根本不提她的满腹心事,只是一味渲染她的美丽和她剪春胜的动作,而这就使她的孤单处境和悠悠梦思更加令人觉得可叹。词人对她的同情,也就尽在不言之中。
温庭筠是唐代诗人中较早致力于词的创作的一个,是花间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词多写女子日常生活,当是受到南朝宫体诗的一定影响。但温词常着重表现人物心理活动,而且是借助写景写物等手法来表现,因此在艺术境界上又与宫体诗有所不问。这些从这首《菩萨蛮》词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是一首轻快活泼的短歌。起句以悠扬的歌声,抓住读者的听觉,先声夺人,引出明丽的画面:斜日半江红。斜日正是落日,落日的晚霞洒在江面上,碧绿的江水出现了“半江瑟瑟半江红”(白居易诗)的瑰丽画面。接着词人又以“柔绿的竹篙”和“黄梅细雨”点缀画面,夕阳之下,细雨,江水新涨,着一“添”字,使人似乎看到竹篙吃水加深,使撑船之人更需奋力,情绪渐渐高涨,推出词中的主人公:穿着淡黄衣衫撑篙的舟子。他那随藕丝般微风飘动的黄色衣衫,不仅给画面增添了新的色彩,也给画面增添了生气。“藕丝风”三字把无形之风写得富有质感,“藕”字透出柔和粉嫩的色彩,造成优美的视觉效果。最后,以“家在五湖东”收尾。这是舟子的家乡,也是词人的家乡太仓的所在地,轻描淡写的陈述句式,却有十分丰富的意蕴,首先是说明家乡之所在,其次点《忆江南》之题,洋溢着舟子,也是词人对家乡的热爱。
全词写景如画,色彩和谐,折射出词人心灵的平静。境界的开阔和景物的明丽,又透露了他强烈的思乡之情。摹景抒情,诗中有画,表现了诗与画的同步造诣和审美情趣,达到了唐代诗人“诗中画趣”的优美境界。
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国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国)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国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
上片一开头,上片起句的描述即烘托了悲感的气氛,似乎从李后主《捣练子》“深院静,小庭空,断续寒砧断续风,无奈夜长人不寐,数声和月到帘栊”中脱化出来。词人卧病枕上,夜夜倾听五更钟声,今病起晨望,则见晓色中风卷落红,扫地以尽。春天在词人卧病时悄悄地过去了,这对“病起”的词人来说,不啻于一种无法弥补的遗憾。这里的“病”字,不仅指体内的病痛,而且更是词人心灵创痛的真切流露。接着的“晓云空,卷残红”是非凡想象的描写,写的是晓云散后,空无所有,残红,残余花朵,片片被东风卷起,春色情地抛却人间而长逝,以春色无情衬托出词人对故国的多情。福王亡,唐王败逃,词人一切努力都化作流水,复国之梦日趋遥远。感念及此,多病的词人不免再添上几行清泪去挽留“春天”,无奈的挽留并不奏效,看似一股的伤春之辞,实寓国破家亡之痛。“苦”,是极甚之辞,包涵了词人从希望到失望、痛苦难言的情感。
下片笔锋一转,词人的笔触便落在了“楚宫吴苑”上。遥想当年,“楚宫吴苑”也曾有过春天,那里也有茂密的青草,繁盛的鲜花,以及绕飞的游蜂。如今已是花落春去,杂草丛生,如李白《登金陵凤凰台》“吴宫花草埋幽径”一句所描绘的一番惨景。“恋芳丛”二句所写游蜂对芳丛的留恋,“游蜂”包含忠于南明的志士仁人、爱国遗民在内,一个“绕”字则说明了他们对故国的依恋和对复国的无限希望。“料得来年,相见画屏中”,正流露出词人对复国充满了信念,虽然目睹楚宫吴苑的景象不禁为之伤心,然而对于胜利的向往,又使词人从心中发出了“花自笑”的遐想。花落还会重开,这“自笑”之花是来年重开之花,“自笑”之时是来年重开之日,隐喻来年便可以恢复故国河山。肯定的语气,体现了词人胜利的信心,乐观的精神。“人自伤心”顶“楚宫吴苑”句,也顶上片;“花自笑"顶“恋芳丛”四句,深寓了忧国的情怀。最后两句借用崔护《题都城南庄》诗意:故君不知何处,而桃花依旧含笑。这仍然是对胜利的乐观。东风是卷去残红、送走了春天的无情之物,因此要叫燕子去咒骂它。这里借用北魏拓跋焘南侵刘宋的典故,以表达词人对清军的南侵屠杀所抱有刻骨的仇恨。
此词上片比兴,亡国之恨隐藏于春尽之恨之中,下片从实赋其事写入,全词描绘了一幅春光消逝、景色惨淡的画面,字里行间流露出词人对故国的怀念以及对复国的向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