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一首思乡诗。
“江水三千里”,写去家之远;“家书十五行”,写家书之短。古代的信笺一般每页八行,这封家书只写了两页不到。惟其去家有三千里之遥,而家书又仅有十五行之短,故这封家书的分量更显得非同凡响,诗人接信后也更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两句全用实字,对仗工整,对照强烈,简括凝练。 在远离亲人的京师得到盼望已久的家书,诗人的欣慰、喜悦之情是可以想见的,因此诗的后两句完全可以抒写诗人捧读家书时的激动心情,或写对故乡亲人的深切怀念。但诗人却匠心独具,将自己的感情意绪完全抛开不写,只从家书的内容落笔,写在这封仅有十五行的家书中,亲人没有别的话语,只叮嘱自己尽早还乡。
“行行”、“只道”突出了“早还乡”是家书中惟一的书写内容,因其“行行无别语”,更写出这是一种千叮咛、万嘱咐,一再反复诉说的话语,两句诗写出了亲人对自己思念及盼望的殷切和深沉,作为诗人感情的折光,诗人强烈的乡思和迫不及待的归情也就尽在不言中了。据《明史》卷二百八十六《文苑传》记载,袁凯元末曾为府吏,博学有才辩,议论飙发,往往屈座人。在文网森严的明初,士大夫人人自危,袁凯历仕二朝,忧谗畏讥,进退维谷,他的处境必然是十分险恶的。家书中亲人切切的叮嘱,固然有对远方亲人的深切思念,也包含着对身羁官场的诗人安危的担忧,而袁凯的乡情中包含对惶惶不可终日的仕宦生活的厌弃及对闲适的家居生活的向往。后来,袁凯就因触怒明太祖朱元璋,惊惧不已,徉狂免归。因此,这里的“早还乡”,是有更深层次的感情内容的。 这首诗紧扣家书展开叙述,信中只劝早早还乡,与诗人以病免归的情事完全吻合。唐人五绝往往自然真切,不假雕饰。这首诗围绕家书一事,纯用白描,情真意切,恰到好处,颇有唐人之风,在明代怀乡诗中实属难得。
首句“客心愁日暮”,起调平稳,而包笼颇大。诗人作客他乡,愁思满腹,虽归心似箭,然归期难卜,唯有在江边目断归舟,留连徘徊而已。时已黄昏,烟霭四起,在山间弥漫,将树色吞没。面对如此景象,使人不能不产生“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黄鹤楼》)的慨叹。是以“客心”一句,实使“山烟”一句不呼自来,所谓因情生景是也。但是,诗人眼前虽不得归,归期却未必无望,所以他的内心,也不尽是悲凉。“山烟”一句色调太暗沉,于是“江水映霞晖”,诗意又振起。黄昏的江面,放眼四顾,没有比那翻光倒影、绚烂多彩的晚霞,更引人注意了。这晚霞一及江面,一江流动着的,便似乎不是水,而是万匹锦绣。这一句色调明丽鲜亮,正是诗人心中希望的象征。“独鹤”二句的两两相对,机杼又与上二句相同。独鹤凌空,形单影只,则使人生一身飘泊之悲;双凫出浪,相亲相近,则使人生夫妇相聚、举家团圆的向往。不过,这二句与上二句对比手法虽同,但笔致一阔大、一灵动,其趣亦不相同,而分别可喜可玩。诗最后以离乡千里,天寒无衣,凄然作结,回应到首句,则全诗成一浑然整体矣。
这首诗,写景流丽,言情婉转,不作艳词丽句,能以本色见佳。尤其是其中间四句,对仗精切,音调谐婉,缀句连篇,宛如唐律,是全诗最胜之处。即此一斑,亦可知老杜“苦学阴何”之语,实非虚谈,若何逊之诗,真有可学之处。
白朴的《阳春曲·知几》一共有四首。这种把声调格律完全相同的曲词重复填写,在元散曲中称“重头小令”。曲题“知几”语出《易·系辞下》:“子曰:知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
第一首曲子表明了作者对世事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安于贫困,认为名士自风流。小令劈头一联对偶。“知荣知辱”出于老庄思想。作者说自己知道何者为荣,何者为辱,只是“牢缄口”,不愿说破而已。“谁是谁非暗点头”句意几同。“诗书丛里淹留”表现了白朴的主要生活内容。曲子中“闲袖手,贫煞也风流”两句化用苏轼、元好问等人词句,表现了作者的安贫乐命的思想。这种远官场而近贫民的生活态度和处世观念,在元代知识界有一定的代表性。
第二首曲子抒写了作者对人生短暂、生命不再的感叹,表现了以酒自娱、放浪形骸的人生态度。此曲句句抒情,对人生短暂的叹喟,对世事多变的愁伤交织在一起,创造出悲切哀怨的意境,具有感人的艺术力量。
第三首作者于曲中描写了自己的诗酒生涯,抒发了乐天知命的闲适情感。这支小令感情强烈,前两句沉郁中饱含旷达,后三句闲适、旷达中隐含沉郁。全曲隐含着对现实的不满以及不甘与浊世为伍的意蕴。
前三首极力描写了作者缄口免祸、纵情诗酒的生活态度,第四首可以说是回答为什么采取如此生活态度的缘由。
这首小令以议论入曲,上下千年,纵横古今,融深沉的历史经验与深刻的现实感受为一体,读来冷峻深邃,发人深省。当然,这种“全身”“远害”的处世哲学历来被评为消极情绪,但对于那些汲汲于功名利禄的奔竞者之辈却也是一副有效的清凉剂,人们不仅可以从中看到封建社会弊端之一斑,而且也可以窥见元代士人复杂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