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小令用西湖的“昔日”与“今日”进行对比，写出的是“昔日”的“笙歌”“酒楼”“香风绮罗”，“今日’’ 的“干戈”“渔船”’ “落日沧波”，作品在最后还归结出了总的感受。此曲用事实说话，行文流畅，结构严谨，语言朴实，形象生动，“素描”增加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使“怀旧”的情绪跃然纸上。
“问西湖昔日如何？朝也笙歌，暮也笙歌。”三句用自问自答方式描述杭州昔日的繁华，令读者立即想起“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的诗句，当年的西湖确实如此繁华。“问西湖今日如何？朝也干戈，暮也干戈。”同样用自问自答的方式写现实中的杭州，十年战乱，民不聊生，尽在三句中。从宏观视野的角度，用对比的手法将西湖今昔盛衰的总体印象表现出来，效果极其强烈。
接着描写湖面和西湖周边的环境，继续用对比的手法。“昔日也，二十里沽酒楼，春风绮罗；今日个两三个打鱼船落日沧波。”“二十里沽酒楼”和“两三个打鱼船”简直不可想象的变化。“春风绮罗”和“落日沧波”，又是鲜明的对比。“光景蹉跎，人物消磨。”两句是对前文今日西湖的高度概括，一切美好的光景都随着战乱离去，众多人物，包括文臣武将和才子佳人也都成为历史。“昔日西湖，今日南柯”两句是结尾，对于作品成败是非常关键的。这两句收束有力而苍劲，大好的风景在战乱中消失，大好的城市在战乱中破碎，大好的生活被战乱毁弃，众多大好的生命被战乱夺取，使昔日繁华美好的西湖成为今天的梦境。战乱是这一-切结果的罪魁祸首。故本篇有反战的思想倾向，是很可贵的。
这首小令并没有直接表达观点，但西湖昔日之繁华安逸与今日之破败荒凉的鲜明对比，正是对战争无言的控诉。全曲语言朴实，纯用白描，情调低沉婉转，有如挽歌。
这首诗首联写出了当时极其艰难危险的处境，在远离京都七千里外，水流湍急的险恶的惶恐滩上，诗人仿佛像一叶小舟，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巧妙的数字，强烈的对比，给人以惊心动魄的感觉。诗人用“七千里外”和“十八滩头”、“二毛人”和“一叶身”形成强烈的对比，将诗人晚年被贬谪的凄凉孤苦，生动展示在读者面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文天祥这一名对大概是受苏轼这联诗的启发才写出来的，而两人的心情确有不少相似之处。但苏轼绝没有柳宗元“孤臣泪已尽，虚作断肠声”那么凄惨，毕竟还有家乡的“远梦”，这喜欢虽是淡淡的，却可抵销一些孤臣的惶恐。谐音双关修辞手法的运用，增添了许多机趣，一语双意，并蒂同枝，妙合无垠，令读者产生无穷的兴味。
颈联两句所写不只是行船的情境描写，又有象征的暗示，轻快旋律，恰好显示出诗人顺风行舟观赏美景的快意。诗上半篇的低沉凄凉一扫而空。“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行路难》的诗句浮上诗人的脑海，虽然此时他没有李白那么充满信心，却也不乏坦然自适，不乏达观豪放。
尾联苏轼充满自信地说：“我一生长途行船，经历多少大风大浪，岂止是知道几个渡口而已。”所以，诗人没有愁眉苦脸，却有诙谐和幽默，说自己可以为官家当“水手”，这官船要走的路早以娴熟在心，还要向谁去问津。蔑视与嘲笑到此融为一炉，真是嬉怒笑骂皆成诗。倘若苏轼能过像宋仁宗所希望的那样，早早就成为水手长──宰相，恐怕宋徽宗、宋钦宗也不至“坐井观天”于异域他乡。
这首诗前四句表现自己被政敌迫害、晚年被贬谪的凄凉情况，格调低沉。接下来的四句描写行船的情境，格调也有凄苦转为豪放，沉重转为轻快。因为，苏轼是一个性格坚韧、胸襟开阔的诗人和哲人，面对再次降临的人生劫难，他以顽强的意志和达观的态度去面对。
诗的首二句，交代启程游览的经过：刚刚从陆路停下车，连忙就划起桨开始游湖。从驱车，暗示诗人是长途跋涉而来；车一停就划船，又显示出诗人游兴甚浓，好山好水吸引着他，使他迫不及待。起句简炼清峭，于叙述中见情致。
中间四句写湖上风光，是全诗的主体。“涟漪繁波漾”，写湖水浩渺，清波荡漾；“参差层峰峙”，写湖上峰峦迭翠，错落有致；“萧疏野趣生”，写两岸烟村竹树时聚时散，朦胧疏淡；“逶迤白云起”，写远处白云出岫，徐徐升起，连绵缭绕。这四句，每句描写一个方面，又互相映衬、烘托。波光粼粼的湖水，重重叠叠的峰峦，疏疏落落的树木、村舍，冉冉出谷的白云，有动有静，有声有色，远近高低，组合成一幅萧疏清旷、野趣横生的山水画，令人有溪山无尽之思。这里是采取“大写意”的笔法，诗人抓住大自然赋予自己的独特的美的感受，选用“涟漪”、“参差”、“萧疏”、“逶迤”等富有动感等形容词，略加点染，用以显示客观景物内在的情韵。读这样的诗，使人如观米家山水画，从近处局部看，只有几个墨点，似乎用笔甚草草，但从远处整体看，则景物粲然，满纸云烟。
诗的后四句即写游览中的体验和感受，诗人徜徉于此佳山丽水之中，触景生情。“登陟苦跋涉”，此句与开头“轨息陆涂初，鼓枻川路始”呼应，极言游途的辛苦。“䁹盻乐心耳”，此句与上四句写景呼应，极言游览的快乐。这两句富有理趣，诗人以亲身感受启示人们：经过“跋涉”苦，方得“䁹盻”乐；乐从苦来。这一哲理使诗的思想内容得到升华。诗以“即玩玩有竭，在兴兴无已”煞尾，表达了诗人留连忘返的心情，给人“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感，令人寻思而萦回不已。
该诗写得很洗炼。短短五十个字，概括了丰富的内容。诗中不论是叙述、描景还是议论，都含蕴着诗人独特感受到的情趣和韵味，故耐人品赏，发人深思。诗的章法，起承转合井然有序，造句清秀俊逸，也增添了艺术光彩，使全诗显得玲珑剔透，清新可爱。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说明在宗庙上奏乐的主体是瞽；而“设业设虡”、安置乐器的则当是担任瞽的辅佐的眡瞭。乐器则列举了应、田、鞉、磬、柷、圉、箫管，与《周礼·春官》所载“瞽蒙掌播鼗、柷、敔、埙、箫管、弦歌”基本相符，其中柷为起乐、圉（敔）为止乐之器，以首尾涵盖，表示这次演奏动用了全套乐器而“八音克谐”（《尚书·舜典》），“喤喤厥声，肃雝和鸣”，其音乐自然十分美妙。
周颂三十一篇都是乐诗，但直接描写奏乐场面的诗作惟《周颂·执竞》与此篇《周颂·有瞽》。《周颂·执竞》一诗，“钟鼓喤喤，磬筦将将，降福穰穰，降福简简”，虽也写了作乐，但也落实于祭祀降福的具体内容。惟有《周颂·有瞽》几乎纯写作乐，最后三句写到“先祖”“我客”，也是点出其“听”与“观”，仍归结到乐的本身，可见这乐便是《周颂·有瞽》所要表达的全部，而这乐所包含的意义，在场的人（周王与客）、王室祖先神灵都很明了，无须再加任何文字说明。因此，《周颂·有瞽》所写的作乐当为一种定期举行的仪式。《礼记·月令》：“季春之月……是月之末，择吉日，大合乐，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往视之。”高亨《诗经今注》认为这即是《周颂·有瞽》所描写的作乐。从作乐的场面及其定期举行来看，大致两相符合，但也有不尽一致之处。其一，高氏说“大合乐于宗庙是把各种乐器会合一起奏给祖先听，为祖先开个盛大的音乐会”，而《礼记·月令》郑玄注则说“大合乐以助阳达物风化天下也，其礼亡，今天子以大射、郡国以乡射礼代之”，目的一空泛、一具体；其二，高氏说“周王和群臣也来听”，《礼记·月令》则言天子率群臣往视，音乐会的主办者便有所不同了。另外，高氏说“据《礼记·月令》，每年三月举行一次”，《月令》原文是“季春之月”，按周历建子，以十一月为岁首，“季春之月”便不是“三月”了。可见要确指《有瞽》作乐是哪一种仪式，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周颂·有瞽》这一纯写作乐过程的诗篇，不仅表现了周王朝音乐成就的辉煌，而且也显示了周人“乐由天作”因而可以之沟通入神的虔诚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