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八章，每章八句。首章以呼天自诉总起，先言“我独于罹”的忧伤和悲痛。作者以“弁彼鸒斯，归飞提提”的景象为反衬，以“民莫不谷，我独于罹”为对比，以“心之忧矣，云如之何”为感叹，充分揭示他内心沉重的忧怨之情。他无罪被逐，只有对天呼喊：“何辜于天？我罪伊何？”第二章就他放逐在外的所见景象，抒发自己内心的伤感。平坦大道上生满了杂乱的茂草，象征他平静的生活突然产生了祸端。他愤怼悲伤，“惄焉如捣”，卧不能寐，“疢如疾首”，并容颜早衰，诗句形象地展示出他忧怨交织的心情。第三章叙述他孝敬父母而反被父母放逐的悲哀。他虽然面对父母所栽的桑梓“必恭敬止”，对父母怀有恭敬孝顺之心，但和父母的关系是“不属于毛，不罹于里”，所以只有无奈地归咎于上天：“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语言极其沉痛。第四、五两章又以在外所见，叙述自己苦无归依、心灰意懒的痛苦心情。“菀彼柳斯，鸣蜩嘒嘒；有漼者渊，萑苇淠淠”，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而自己却“譬彼舟流，不知所届”；“鹿斯之奔，维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多么欢畅而富有生机，而自己却“譬彼坏木，疾用无枝”。他孤苦一身，漂荡无依，其内心的痛苦忧伤，别人是无法理解的，更见逐子失亲的悲痛。第六章埋怨父亲残忍，不念亲子之情。他说，野兔投网还有人放走它，人死于道路还有人埋葬他，而父亲忍心放逐自己，只有使自己“涕既陨之”了。第七章指责父亲，揭示出了被逐的原因。他指出，“君子信谗”，不仅“不舒究之”，反而“如或酬之”，结果颠倒了是非、曲直，“舍彼有罪，予之佗矣”。于是，诗人的内心也由“忧”进而“怨”了起来。最后一章，进一步叙述自己被逐后的谨慎、小心而警戒的心情。他感到他的灾祸背景就像山泉那样高深难测，因而警惕自己“无易由言”。因为“耳属于垣”，会随时让坏人抓住把柄、进谗陷害。但这四句，又有些痛定思痛的意味，既求告人们不要再去触犯他，又心灰意懒地感到后事难卜、前途渺茫。这四句亦见于《邶风·谷风》，可能是当时习用之辞，是自己特殊境遇中复杂心情的比拟说法。由此可见，这首诗以“忧怨”为基调，对自己被逐后的悲痛心情，反覆倾吐，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表述和揭示，感情沉重，言词恳切，致使忧怨哀伤之情充满纸上，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作者在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时，采取了多样的艺术手法，或正面描述，或反面衬托，或即眼前之景以兴内心之情，或以客观事物的状态以比喻自己的处境。赋、比、兴交互使用，泣诉、忧思结合，内容丰富，感情深厚，给人以具体、形象的感受。
古代诗歌中，向有“游仙”一体，常借描述神仙境界，以寄托作者的思想感情。亦有借以表现男妇爱情或政治生活的。远自晋 郭璞的《游仙诗》，近到龚自珍的《小游仙词》，都是此体的代表作品。南朝梁钟嵘《诗品》评郭璞云：“《游仙》之作，词多慷慨，乖远玄宗。……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后人也都以为其确系“有托而言”。至于龚的《小游仙词》，论者更以为是“既谈掌故（即有关清朝军机处的遗闻轶事），也抒感慨（即龚氏几次考军机章京均告落选的愤懑之情）”（参见近人刘逸生《龚自珍诗选》）。洪亮吉这首词，虽然未标“游仙”之题，但从内容看，也属此体，而且也是借天宫生活，仙人举止来表达某种政治寄托。
这首词收在《更生斋诗余·冰天雪窖词》中。词集自序云：“岁戊午（清嘉庆三年，1782）自京邸乞假回，东箱无事，辄填至数十阙。及自塞外回里，亦时时作之。遂满一卷，名曰《冰天雪窖》”，从其后言之也。从集中的编次看，此词排在“时欲乞假南回”的几首词之间，可以推断，它作于洪氏写出“力陈内外弊政”的奏疏前不久。当时，词人五十三岁，已任翰林院编修，又出任贵州学政，期满返京，充咸安宫总裁，在上书房行走。此时他似乎颇为春风得意，但又屡有归志。据恽敬《前翰林院编修洪君遗事述》：“君初第时，大臣掌翰林院者网罗人才以倾动声誉。君知其无成，欲早自异，遂于御试《征邪教疏》内力陈中外弊政，发其所忌。”这也许只是个表面现象，而关键在于洪亮吉是个有见识、有抱负、有责任感、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目击当时官僚制度的腐败、经济的危机以及苗民、白莲教民的起义，不肯默尔而息，当“立仗马”，所以早就酝酿着要冒风险出来说话，宁可丢官回老家。应考作疏，不过是适逢其全罢了。因其疏中慷慨陈辞，无所忌讳，被“抑置三等”。这就是此词的创作背景，或者说是“本事”。
现在我们具体来谈词的正文。“玉皇宫殿”分明是指当时朝廷；“无极”者，“天高皇帝远”也。“东龙西虎”，狰狞可怕。这是皇帝左右的权贵、亲信；“更番值”，无疑是把持朝政、轮流坐镇了。“天上事偏多”二句点出了朝中矛盾重重，危机四伏，连逍遥自在的“仙人”也要愁白了头发。“仙人”指谁？可以是泛指朝中的有识之士，也不妨看作词人的自喻。他供职翰林院，属于“词臣”和“闲官”，仿佛是天上的“散仙”。他虽无言事之责，决策之权，但由于忧国伤时，不禁愁思满怀，大有“区区之心，不能自已”（见洪我以后所作的《极言时政启》）之慨。上片全写天上情事，颇有点戏剧性和幽默感。
下片由前面泛说的“仙人”具体到了“麻姑”。她是有名的仙女，曾多次看到沧海桑田的变化，她的手指纤细似鸟爪，有人想让她来搔背痒，结果吃了苦头。这里说她粲然一笑，轻舒长爪，掐破碧桃花，让美艳的花光照遍千家万户。假如我们对上片的理解可以成立的话，那么这里应是表明作者不能再保持沉默，无所作为了。他将傲然一笑，无所顾忌地去揭一揭时弊，捅一捅“马蜂窝”。事情未必有成，所以用个“空”字；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所以用个“偶”字。但不管怎样，总能引起点轰动，冲破“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所以结拍以乐观自豪的调子唱出“掐破碧桃花，花光照万家”。下片集中写麻姑，设想甚奇，可称“神来之笔”。
由于此词采用的是游仙诗的形式，因此词中的情事都比较朦胧，在理解上不宜过分落实。但结合其创作背景看，说词中有作者自己在，有一定“本事”在，该不是牵强附会。从艺术角度说，它形象生动，构想神奇，充满浪漫主义的情调，堪称古代游仙诗词中的佳作。
全诗四章，其中第三章最重要也最精采，其他各章如众星之拱月，绿叶之衬花。第三章实写丰收，前二章起铺垫作用，末章是祭祀套话式的余波。
农业丰收不是从天而降神赐的。诗首章追叙了对春耕的高度重视与精心准备。起句“大田多稼”虽是平淡的直赋其事，然而画面雄阔，涵盖了下文春耕夏耘秋收种种繁复场景，为之提供了纵情挥写的大舞台，气势不凡。由此可窥见当时绝非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而是井田制下的原始大生产耕作。第二句“既种既戒”，实是抓住了农业生产的“牛鼻子”，即选择良种与修缮农具。有了良种，播种的“百谷”才能“既庭且硕”；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农奴以“覃耜”去犁田，才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覃耜”只是“既戒”工作的举隅，其它可以想见。除了选种与修具外，还需有其他一系列次要的准备工作，诗用“既备乃事”一笔带过，笔墨精简，疏而不漏。用三个“既”字表示准备工作完成，干脆利落，要言不烦。末句冒出“曾孙是若”，好像很突兀，其实有非常紧密的内在联系。“曾孙”是当时政治、经济舞台的主角，也是此篇的核心人物，农奴一切卖力的活动都是为了顺应“曾孙”的欢心。春耕开局不错，最愉悦的人，当然是主角“曾孙”。这句客观上明确无误地展示了当时社会的主奴关系。从全篇看，第四章曾孙将出场巡视和主祭，这里先提一句作伏笔，也起到了贯通全篇血脉的作用，所谓着一子而满盘皆活。
次章追叙夏耘，即田间管理，主要写除杂草与去虫害。播种后倘让作物自生自灭，那秋收就很渺茫，因此必须加强管理，而且要贯穿百谷成长的全过程。“既方既皁，既坚既好。”四个“既”像电影中的慢镜头特写，将作物阶段性生长的典型画面作了逐步推进的忠实记录，很有农业科学性，不谙农事的人是很难如此简练精确表述的。而“不稂不莠”却是关键句，即除尽了稂莠，才使粮食长势旺盛，这是略去了种种艰辛劳动过程而提炼出来的重要经验。另一条经验是灭虫。百谷有螟螣蟊贼以及蝗虫等许多天敌，如果不加清除，“田稚”难保，也许会导致粮食颗粒无收。除虫的办法，主要用火攻。让害虫在“炎火”中葬生。由于虫害在一定程度上不像除草那样可以完全由人工加以控制，所以先民又搬出了被称作“田祖”的农神，祈求田祖的神灵将虫害去尽。虽然带有迷信色彩，反映了当时生产力的低下，但也表现了农夫们的迫切愿望。《诗经》中此处提到的除虫方法，后世继续奉行沿用，典型例子是唐代姚崇驱蝗。开元四年（716年），山东蝗虫大起，姚崇奏道：“《毛诗》云：‘秉彼蟊贼，以付炎火。’……蝗既解飞，夜必赴火。夜中设火，火边掘坑，且焚且瘗，除之可尽。”（《旧唐书·姚崇传》）于是遣使分道杀蝗，终于扑灭虫害，保住庄稼。这明显是受了《小雅·大田》诗的启发。
如果说上二章写的是尽人事，那么天时对于农业也至关重要，所以第三章前四句就写了风调雨顺情况。阴云弥漫，细雨绵绵，真是好雨知时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公田、私田都有充沛雨水。外界景观与内心感受打成一片，农夫的喜悦在这四句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从“公田”、“私田”的先后关系中，展现了社会矛盾缓和时期农夫们的忠悃厚道心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那是非常真率自然的。
三章其余五句写丰产丰收。若从正面写，谷穗金黄一片，农夫挥汗如雨干得热火朝天，肩挑车载沉甸甸，大囤小囤满满装，也可以写得沸沸扬扬，动人心目，但那毕竟是寻常蹊径，易于雷同俗套。此诗之妙在于侧写，在于烘托，在于细节描写，不写收，而写不收，从不收中反映丰收，构思之妙，令人拍案叫绝。你看，有长得欠壮实故意不割的，有割了来不及捆束的，有已捆束而来不及装载的，还有许多飘洒散落在各处的谷穗。这些镜头读者闭目想像一下，是丰收还是歉收，不言而喻。至于怎么个丰收法，那就由读者各自去驰骋想像。该实的地方却留下一片空白，让人自行补充，这才是炉火纯青的艺术妙谛。对于此点，历代论者均赞赏不已。
三章的末句“伊寡妇之利”，又使诗的意境得到升华。如果没有这末句，人们或会有疑问：大田里散落漏收那么多粮食，是不是农夫们偷懒和不珍惜呢？也或会作如是想。有了脱颖而出的此句，人们才恍然意识到农夫们故意不收割殆尽是有良苦用心的。为了让鳏寡孤独无依无靠者糊口活命，又免于他们沿街挨户乞讨的窘辱，农人有意留下一小部分丰收果实让他们自行去采拾，那种细腻熨贴，那种宅心仁厚，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古有拯溺帮困的恻隐之心，那是一种宽广胸怀和崇高美德，至今读来仍令人感动不已。此诗中的“寡妇”，比之唐代杜荀鹤诗中写到兵荒马乱时世的“山中寡妇”那“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的境况来，真是幸运多多。关于此句，还引发过一场怎样理解此诗主旨的论辩。《毛诗序》谓此诗“剌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而朱熹《诗序辨说》则驳道：“此序专以‘寡妇之利’一句生说。”至于两者优劣，应当说，寡妇之拾穗，也确实反映了贫民生活的无保障，从侧面反映了社会的黑暗不公，说诗有“刺”的含意也并不太离谱。但从诗的整体意向而言，是“美”的成分居多，即赞美农夫通过辛勤劳动而喜得丰收。《毛序》以偏概全，朱子所驳也属平允。
田间劳动大军正在收割捆载，忙得不亦乐乎，田头有农官“田畯”在第一线指挥督察，后方有妇女孩子提筐来送饭食，整个画面一片繁忙热闹景象。这时最高统治者“曾孙”来了，其热气腾腾场面顿时达于沸点，至少从田畯的“至喜”表情上能让人领悟到这一点。第四章实写曾孙省敛，与首章春耕时“曾孙是若”相呼应。更与上篇《甫田》描写“省耕”时情景密合无间，是一模一样的四句。这大约是当时颂扬王权的套话吧。接着是曾孙祭祀田祖，祭祀四方神，牺牲粢盛恭敬祗奉，肃穆虔诚，为黎民为国祚祈福求佑。王权与神权互相依傍而彼此更为尊崇显赫，这大约也是曾孙省敛时所能做的最正儿八经的事吧。其实这都是歌功颂德的冠冕堂皇话，无甚精义，后世捧场诗文的层出不穷，其源头也可追溯到《诗经》上，正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了。
此诗在艺术上造诣颇深。诗主要运用白描手法，为后世勾勒了一幅上古时代农业生产方面的民情风俗画卷。其中的人物，如农人、妇子、寡妇、田畯、曾孙，虽着墨无多，但各有各的身份动作，给人以真实感受。凡此均体现出诗作的艺术魅力，给人无穷回味。
这首诗前四句写杭州父老挡住道路，设盛宴送别的场面。后四句写诗人向杭州父老告别，送别者泪水潸然，告别者情意真挚。这首诗虽有用典，但语言风格仍不离朴实通俗，通篇叙事，而又将深切情感寄寓其间。
首联以“归”与“别”二字扣题，开篇表明这是一首离别诗。离别有千万种情境，当杭州刺史白居易离任时，是这样的画面：有“耆老”相送，有“壶浆”为饮；但这都还不够，作者更进一步，透过“遮归路”和“满别筵”的一“遮”一“满”，铺绘当时送别的盛况，展现出在他即将离开之时，乡民们的热情与不舍。也由此可以看出，白氏在任期间，定是一位深得民心的好官。
颔联是白氏自谦之语。“甘棠”之说化用《史记·燕召公世家》中《甘棠》一诗之典故。在父老心中，白居易有如昔日棠树下那位勤政爱民的父母官。然自居易却认为，自己为政期间并没有什么建树，父老不应该他的离开而潸然泪下。此二句“无一树”的谦虚之言与“泪潸然”的感激不舍相对比，充满了情感上的张力。白氏越自谦自惭，越是令人体味到他与当地乡民之间难得的官民相惜之情。
颈联笔锋一转，从之前饱含深情的徐徐道来，陡然转入残酷的现实书写中。直白犀利地指出了中唐时期，在“税重”与“旱田”的双重压迫之下，处处是贫户、饥民的艰辛世道与凋敝境况。咏至第三联，虽只是简单的寥寥数字，却使得诗作的境界一下子开阔起来，从之前徐缓的个人情感，进入到了对社会现实的关怀之中。看似不带感情的白描之笔，却蕴藏着对统治阶层盘剥民众的谴责，及对天灾人祸双重压迫之下的底层劳苦大众的怜悯同情。
然而，对于这样一种极不如人意的现实状况，自居易虽身为官员，办法却是有限。尾联起始的“唯”字，便道出了这样的无奈。事实上，对杭州刺史白居易而言，人为之祸难凭一己之力改变，但在天灾的预防上，他却对此尽了极大的力量。尾联所书之“湖水”指的是钱塘湖。白居易在任杭州刺史期间，曾于钱塘湖修筑堤坝，疏浚六井，预防旱涝之灾。诗末二句所言即为此事。白氏在任期间所做的水利工事影响深远，而且其所作为不止于此，是以这一抒发无奈的“唯”字，亦包含着谦虚之意。
在将个人情感陡转为书写现实之后，白居易又以个人之作为及意愿平稳收尾。此间一张一合，在看似直言无奇的跌宕中，留下令人品味的余韵。亦有着人将远去，而心意长存之况味。
全诗记事抒情与历史价值兼具。虽有用典，但语言风格仍不离朴实通俗，以直白如话的词句，生动地将一幅幅画面铺展开来。通篇叙事，而又不着痕迹地将深切情感寄寓其间。初感平淡，细品却可察觉出词句间时徐时疾的张合之力。言辞谦虚，却又能在叙述间看出作者不曾歇止的爱民恤民之心和乡民对这位好官的爱戴与难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