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墙头诗，题在作者所住村舍的墙上，意在叫大家看，所以写得很通俗。某些前人和今人以“鄙俚近俗”贬斥杜荀鹤反映民间疾苦的诗，孰不知既反映民间疾苦，又力图写得通俗易懂，尽可能争取更多的读者，正是杜荀鹤的难能可贵之处。
离乱之后，诗人寄居在一个被战争蹂躏的满目疮痍的村庄里，他见到许多农舍，空无人居，由于赖以蚕织的桑树竟被砍伐，充作修营寨的材料，所有耕牛也都被杀掉犒劳了士兵，使得蚕没法养，帛不能织，大片田地也遭到了荒芜，人们缺衣少食，只能凑合着过，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农家所负担的赋税一分也不能少，催缴赋税官吏的呼喊声仍然非常急迫，实在惨不忍听，作者最后指出，遭到兵燹之害得并不只这一个村庄，而是许多州县。官府怎么一点也不予理会，减免赋税呢，原来这些地方官吏都是一群不顾人民死活的家伙，老百姓都被杀害完了，他们还在多收税向上面邀功请赏。
此篇无首无尾，诗人只是选择男子离家出走，女子拽着男子衣袖，拉紧他的手，苦苦哀求他留下的一个小镜头，以第二人称呼告的语气反复哭诉。全诗只有两章八句，既没有点明男子离家出走的原因，也没有交代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然而诗人描绘的这幅平常而习见的画面，却是活灵活现的。诗中生动地描述了一幅似乎非常具体的生活场景：一对男女在大路上追逐，女的追上男的，在路边拉扯纠缠，还似乎有女子悲怆的哭诉声，她呼唤着男子，不断重复地说着：“不要嫌恶丢弃我！”“多年相爱不能说断就断！”除此，她已经没有别的话要说，仿佛自己的一切辛酸、痛苦、挣扎、希望都凝聚在这两句话中了。她多么渴望在自己的哀求下，他能回心转意，两人重归于好，相亲相爱过日子。这是女主人公唯一祈求。但是，诗至此却戛然而止，不了了之，留下了一大片画面空白，容读者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与审美情趣去创造，去丰富，可能有多种不同的设想，绘出不同结果的精彩画面。所以诗中这幅片断性的画面尽管是一目了然的，但却是极具有包孕性的。
此诗语言自然流畅，朴实无华。原诗纯为赋体，二章四句，每句皆押韵。第二章首句“路”，王引之《经义述闻》说：“当作道，与手、魗、好为韵，凡《诗》次章全变首章之韵，则第一句先变韵。
词家有主张“词不宜和韵”的，因为词句参差，音律很严，难以使抒写的情思与限定的声韵吻合无间。但乐此不疲以聘其才的仍大有人在，其“善用韵者，虽和犹如自作”，这首小令便是如此，因而颇为著名。
先是贺方回写了一首《青玉案》，以词中之句改调名为《横塘路》，其结语“试问闲愁知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传诵一时，交相赞誉。黄庭坚与贺交好，赋诗《寄贺方回》：“解作江南断肠句，只今唯有贺方回。”公元1103年（崇宁二年），黄为赵挺之、陈举所构陷，贬谪宜州（今广西宜山）。其兄黄大临，知其喜爱贺词，便依贺韵写了一首《青玉案》送别。翌年庭坚至宜州后，又依贺韵奉和其兄。惠洪青年时曾为县小吏，因庭坚喜其聪慧，教他读书，后来才成为海内名僧的。庭坚流放过湘江时，惠洪曾入舟陪送，时达一月，足见交情深笃。为了与庭坚兄弟唱和，也依贺韵写了一首《青玉案》。三首俱步贺词原韵，成为词林佳话。
惠洪这首和作从长亭惨别到旅舍苦思，外景内情，相反相成；忆想、现实，交织其间，突出离愁之既深且苦。
上片表现别时情景。长亭折柳，从此远别，牵动愁肠，是以生恨。故落笔先写出这揪人心肺的一幕：长亭别恨。“绿槐烟柳”，乃三春美景，与饯行送别的“长亭路”联系在一起，形成强烈反差，实即以乐景衬哀情，使人倍觉黯然魂销。“取次”，随便，这里有草率之意。试想离人黄庭坚已是遭贬流放的罪臣，奉诏即行，焉敢滞留，其匆匆成行、草草送别之仓惶情状，实亦不难想象。著一“恨”字，实含无限伤感。进而表现离别之际的思绪。试想离人此去宜州，“千峰万嶂”、“远山修水（黄大临和词之句），年近花甲而遭此坎坷，能不忧谗畏谤，思亲怀旧，愁怀惨怛，孤寂难堪？能不倍感时间漫长，痛苦的日子难以打发？”“日永如年愁难度”，虽是赋体直陈的本色之语，确也令人直觉肠回九转，凄惋欲绝。再进而表现离人上路之后的情景。试想离人虽然踏上流放之路，怎能割舍亲友！因此立马据鞍，频频回首。只是却被暮云遮断了视线，连开封那样的高城都望不见，怎能望见站立在高城上送行的亲友!词中虽只刻画离人踟蹰不前的索寞身影，但其依依不舍、怅怅不已的凄凉心境却已生动如见。庭坚和词中曾自述感受：“烟中一线来时路，极目送，归鸿去。”取景与此不同，意境却极其近似，果然是彼唱此和，“心有灵犀一点通”。
下片描述旅舍离愁。换头直承而下，从傍晚到天晓，集中表现这乍尝别离滋味的第一夜的凄悲境况。孤鞍远去，投宿时天已傍晚。可旅舍怎能和家相比，试想离人此际触处所及，无一习惯，怎能不默默回想和亲人话别的那幕情景，其所以默默存想，暗暗思忆，既是重视深情、珍藏心底的慰藉，也是被迫分离、难以言宣的苦痛。“千万句”，造语平淡，却可启发联想，既能想见亲人反复再三、不厌其烦的关切情态，更能想见亲人既温存体贴又焦急担忧的寸寸柔肠。单纯写苦，不见其苦；忆乐思苦，其苦倍增；从离人唯一的慰藉反映出离人无穷的苦悲，和以乐景写哀情的机杼如出一辙。于是以高度概括的笔力形象生动地表现离人这一夜的孤苦凄凉：薄单单的被盖，孤零零的枕头，静寂寂的夜晚，又有惹人心烦的潇潇雨声，滴滴答答一直落到天亮。仅此现实苦况，已是令人不胜凄怆。再借“梦回”之际，引起对比，强化愁思。思念萦回，形诸梦寐；试想离人思绪，不难想象梦中之景。于是梦里家庭的温馨欢乐与眼前旅舍的冷寂孤苦，映照分明，顿觉满纸生愁，其哀至极。这样以虚衬实，确能以少胜多，艺术内蕴更为丰富，审美佳趣因而倍增。
惠洪言情，之所以真挚贴切、哀婉动人，首先是善于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准确体察离人的心境，因而感同身受，悲如己出，能够委曲尽致地代抒离人的愁思，不愧为黄庭坚的忘年知己。加以善于捕捉初感，选材多是新离乍别的典型情景，能够造成创深痛巨、记忆犹新的强烈印象。并且又善于利用艺术空白，以虚见实，苦乐相形，容易调动人生的共同体验，激起情感的共鸣，因而大大增强了审美情趣。
这首诗从题目看，该诗似乎是由读《封建论》引发诗兴的，然而诗中的主要观点交锋，则是聚焦在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中论列的儒家、法家及法家代表人物秦始皇的是非问题上。诗首联即明确涉及秦始皇及其“焚书坑儒”举动。郭沫若之“骂”，简而言之，既包括非议、斥责、抨击其“苛政”及其“苛政”中的“焚坑”之举，也包括过分否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认为，秦始皇是不顺应向“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的，是“站在奴隶主的立场”搞奴隶制暴政的人物，而“焚书坑儒”即其暴政中的暴行之一。
“焚坑”是“过”是“罪”，还是非“过”非“罪”，对此历来众说不一，或将之作为“苛政暴政”之证据，或视之为对付和打击“奴隶制复辟势力”的有力措施。毛泽东在诗句中是选用褒义词“事业”来状写它的，在毛泽东的观念里，“焚坑”是服从维护秦始皇开创的“大一统”之“事业”的，是与其“统一中原”的伟业相关的，是维护其“统一基业”“统一大业”的一种措施和手段。既然连“焚坑”都无须过分责备，那么不言而喻，秦始皇的其他政治举措就更无须责备了。因此毛泽东既诚恳又严肃地奉劝郭沫若：对秦始皇应当“少骂”，你对“焚坑”所持的“暴行说”是需要“商量”的。换言之，即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多肯定，少否定，多否定甚至根本否定的观点是不对的。诗题特意用了“呈郭老”三字，接着首联又用了“劝”字、“君”字和“商量”二字，使这首“论战”诗一起笔就带有彼此商榷和探讨有关中国历史人物的看法之和睦融洽的氛围，有助于消解对方的心理压力和自危心态。
该诗的首联着意于历史性、肯定性地评价秦始皇及其下令实行的“焚书坑儒”举动有利于维护秦王朝“统一大业”的合理性；颔联则着意于在特定的历史范围内及相互对比中，肯定秦始皇创立“大一统”的秦朝的历史功绩远胜于只讲“空话”而无政治实践成果的孔丘。颔联出句是与颔联对句的“孔学”强烈对比着的。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被学界一部分人评价得过高的“孔学”，其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一样。看战国时代的历史实践检验的结果：秦始皇以统一战争消灭了割据的诸侯国而破天荒第一次建立了“大一统”的秦王朝，可孔丘的那些学说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变革”“历史飞跃”的政治实践中却无法实施、几无所用，这岂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毛诗领联该是主要置于“战国时代”的特定历史范围之内而言的，因而“秕糠”之说该是有其真实性及合理性的。
如果说，颔联是从特定的“战国时代”的视角来评说，那么颈联则主要是从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的视角来评说，它进一步把秦始皇和秦王朝置于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予以肯定性评价。郭沫若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其书对先秦社会历史及当时诸流派的诸多人物等，做了研究和评说，当年曾被学界誉为“颇多创见”之著述。毛泽东对郭沫若的诸多学术成果历来是十分赞赏的，如郭沫若于1944年发表的总结明末李自成起义军最终失败的历史经验教训的《甲申三百年祭》，就曾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和使用；又如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等著作中提出的中国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的分期在春秋、战国之交的论断，毛也表示赞成。而对“十批”，为何毛则笼统地断言“不是好文章”。就毛泽东历来就不赞成“崇儒反法”的观点以及此诗之主旨而言，主要是因为“十批”否定秦始皇、肯定孔丘学说的崇儒抑法的基本观点，与毛泽东的观点相悖。毛泽东认为：“十批”中批判“秦王政”，可是“百代都行秦政法”。总之，颈联着意于肯定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的行政统治体制的重要历史进步作用及其深远的历史影响，并认为与此相悖的观点是不对的。由于“十批”只“骂”（否定）秦始皇而未充分肯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因此是不能称为“好文章”的。
尾联“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在前三联的历史性和肯定性评价秦始皇的基础上，尾联着意指出：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远在唐代的柳宗元早就肯定过，今人千万别不及柳子厚而持历史倒退观点。柳子厚论说文代表作之一是尖锐抨击苛政的《捕蛇者说》，毛泽东则特别看重他的《封建论》，并且奉劝郭沫若要“熟读”（反复阅读、深思、领会）柳宗元的《封建论》，因为毛泽东认为，此政论文涉及的废“分封”、削“藩镇”、实行和加强中央集权与统一的“郡县制”的行政体制的主张和本质精神是对的。“莫从子厚返文王”，意译之即：不要从柳子厚否定“分封制”和主张废“分封”的观点，又退回到肯定搞“分封”的周文王时代的观点上去。所谓“分封制”，即君王把土地分封给宗室和功臣，让他们分别在分封的土地上建立由君主统辖的“诸侯国”，其结果往往是形成诸侯割据的四分五裂的局面。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连唐人柳宗元都不否定秦始皇首废“封建制”（分封制）和首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历史功绩，都反对“分封制”而主张顺应历史发展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难道今人尚不及古人。其实质是认定：历史是不会走回头路的；同时奉劝郭沫若也要熟知和接受此番道理和此种观点，不要持“历史倒退”的观点。
此诗写的是历史题材，涉及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及人物，可属咏史诗。虽然不能断定此诗与毛泽东在当年特殊背景下的“政治运动”思维毫无关联，但从诗句本身来看，如何评判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是它的主旨所在。此诗内含丰富，无渊博、扎实的史学功底，难以创作出如此之诗，应视为造就、构成毛诗的“史诗性”的重要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