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起四句直写当前气候,说在阴历五月的一天早晨,吹起南风,不快不慢,飘动着诗人的衣服。风是夏天“清朝”中的“南颸”,飘衣送凉,气象是清爽的。接着两句,不交代转变过程,便紧接着写“重云蔽白日,闲雨纷微微。”由晴到雨,似颇突然。以上六句是面的总写,一般叙述,不多描绘。
“流目”四句,由面移到一个点。先写诗人在清风微雨中,转眼观看西园,见园中紫葵生长得“晔晔”繁荣,虽作集中,亦只叙述。上文的叙事写景,直贯到此;而对着紫葵,忽产生一种感慨:“于今甚可爱,奈何当复衰!”感慨也来得突然,但内容还属一般,属于人们对事物常有的盛衰之感。这里转为抒情。下面两句:“感物愿及时,每恨靡所挥。”承前两句,抒情又由点到面,同时由对客观事物的反映转到对自身的表白,扩大一步,提高一步,句法同样有点突然,而内容却不一般了。陶渊明本是有志于济世的人,被迫过隐居生活,从紫葵的荣晔易衰而联想自己不能及时发挥壮志,建立功业,这种触动内心痛处的感受,本来也是自然的,不妨明白直说,可诗中偏不说出“愿及时”愿的是什么,“靡所挥”挥的是什么,而是留给读者自行领会。
上文各以六句成片,结尾以四句成片。这四句由思想上的“恨”转到写生活上的困难,以及在困难中不可抑制的更强烈的思想活动。“悠悠待秋稼,寥落将赊迟。”等到秋天庄稼收成,有粮食不继的迫切问题。处境如此,还有上文的为外物而感慨,为壮志而感伤的闲情,在常人眼中,已未免迂疏可笑;而况下文所写,还有“不可淹(抑遏)”的“逸想”和什么“猖狂”的情感或行动,冷静一想,也未免自觉“可悲”了。有了“悠悠”两句,则上下文的思想感情,都变成出于常情之外,那末作者之非常人也就不言可喻了。把“不常”写得似乎可笑可悲,实际上是无意中反映了他的可钦可敬。
这首诗在陶诗中是写得较平凡的,朴质无华,它的转接突然的地方,也表现它的“放”和“直”,即放手抒写,直截不费结撰。但也有它的含蓄,有它的似拙而实高,它的奇特过人,即不露痕迹地表现作者襟怀的开阔和高远。
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作者的处境,“猖狂”的来龙去脉,也就有迹可寻,即是对于黑暗、险恶的政局和自身抱负莫展的愤激。把这些诗句都作赋体看,诗中表现出诗人的政治热肠和人生态度,表现出他高出常人的地方,即在艰难的生活中不忘济世。诗写得很随便,却有深远的意境。
诗的首联把“扰扰”和“风雨”、“尘埃”放在一起形成鲜明对比,刻画出殷勤来访、奔走于权贵之门的上人形象。“扰扰”表明了诗人无奈而不堪的心情。《诗经·风雨》中有“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表达见到朋友时平静又喜悦的心情。诗人在这句中也暗用“风雨”的典故,却是在委婉表达对广宣上人频频造访的不满。
颔联说到自己辜负了高僧屡屡造访的心意,说的显然是反话,可以理解为是对广宣上人拜访的委婉谢绝。“惭”、“愧”连用,诗人在自谦的同时,表达出他和上人在立身处世问题上的不同见解,他们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隔阂。
颈联仍是自谦,说自己读书没有收获。其中的“未能回”可以理解为没有回去,或者也可以理解为广宣上人以诗相赠,诗人自谦才疏学浅,整日推敲也无法答复。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对广宣上人的回绝。诗人强调他学习的是儒家圣道,推崇的是孔孟之学,暗含他和上人之间有“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意思。
尾联提到了“红叶”有几堆,在王维《山中》有“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句,“天寒红叶”的意象刻画出清冷寂寞的初冬景象。诗人化用王维诗意,表达他对上人的微讽之意。广宣上人的住所是寺庙,但他整日在外奔走,以至于很少待在寺庙之中。诗人说红叶堆积,无人打扫,旨在劝这位上人当回到寺庙之中。这仍然是在委婉表达对广宣上人的不满。
韩愈一生以弘扬儒家之道为己任,排斥佛老等学说。但偏偏有所谓高僧广宣上人,频频以诗文讨教。诗人出于礼貌,又不能不略为敷衍,但内心深处对于这种奔走于权贵之门的僧人,是非常无奈而又鄙薄的。诗题中的“频”字已经表达出不耐之情。诗人采用了委婉暗示的手法,向广宣上人说明他的态度。诗人自谦的语气一以贯之,他在暗示广宣,你我之间的过多交往对双方都没有太多益处。最深处的原因是各自坚守的大道不同,各自安身立命的所在不同。诗的结尾用意巧妙,意在讥讽僧人终日不归。诗人说天寒寺冷,红叶堆积,希望点醒广宣上人:既然号称高僧,就应该在寺庙中潜修佛理,弘扬佛法,不必终日奔走在外、踪迹难寻。这首诗还意在传达一种诗人所谓“聪明不及于前时,道德有负于初心”的人生感喟(韩愈《〈五箴〉小序》语)。整首诗平易坦荡,不用事,不屈己徇人,言语之间颇能体现温柔敦厚的诗教精神。
这篇散文可分四段。第一段写长江汪洋诞漫,突出其“壮’’,与下文狭小的游鲦亭作一对比;第二段写兄之为人,突出其胸中之“壮”,本该有“壮者之乐”,这与下文的舍弃壮者之乐又成对比。以上两段,均为下文表现兄的品格作了铺垫。第三段写兄于方寸之中“反以为乐”,与王敦慷慨悲歌,渴望建功立业的情感相通;第四段是对前文的归结与收束,用对比、反问、反诘等手法,突出“壮”“勇”“乐”“适”等词语,文气流畅,笔调俊朗,感情充沛,面对困于位卑而怀浩然之心的“吾兄”,赞美是热烈而真诚的。
文章开篇,作者没有直接去记叙游鲦亭的情况,而是先记叙了长江的历史、起源及宏伟的气势。“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导江其一也”,首句先交待了长江的悠久历史及长江的起源,当然作者关于长江起源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显然是错误的,但当时的人就是这样认为的,对此不能苛求于古人。接下来的,“江出荆州,合沅湘,合汉沔,以输之海”几句,一方面交待了长江的流向及所经之地,另一方面也写出了长江包容百川的气概。接着,作者正面描写了万里长江的宏伟景观:“其为汪洋诞漫。蛟龙水物之所凭,风涛晦冥之变怪”。几句话就把长江那种汪洋浩瀚,放纵汗漫之势及其变幻莫测、奇特非凡的气派描写了出来。最后,作者用“壮哉!是为勇者之观也”作结,说明如此壮观的景象,正是勇武之士所喜欢观赏的。文章开篇似乎是文不对题,既然标题是《游鲦亭记》,但作者一笔也没有点到游鲦亭,反而大写与文题毫不相关的长江气势,似乎不可思议。实际上,这正是该文不落俗套的高超之处,读者非读完全文,不能领悟作者的用意。
第二段主要介绍了游鲦亭主人,也即作者的同父异母兄欧阳昺(字晦叔)的抱负及境遇,同时作者也发表了对人生观的看法。首先作者以简炼的语言介绍了欧阳的为人及其抱负,称他“为人慷慨,喜义勇,而有大志、能读前史,识其盛衰之迹,听其言,豁如也”,由此可知游亭主人是一个胸怀大志、慷慨豁达、喜讲义勇、精通历史的有胆有识之士。然而他在仕途上却很不得意,长期在荆州担任地位卑下的小官,没有机会施展其才能,以致老大无所成就。故作者称其“困于位卑,无所用以老”,接下来的一句“然其胸中亦已壮哉”,说明欧阳昺虽身处因境,然而依然豁达、开朗、乐观、自信。这正是作者在全文中要表彰的那种随缘自适、随遇而安的超然物外的生活态度。
接着,作者举出了一个通常的现象“夫壮者之乐,非登崇高之邱,临万里之流,不足以为适”。这里所说的“壮者之乐”,照应了开篇所讲的勇者之观,所谓临万里之流”,就是要观赏开篇所描述的万里长江的宏伟景象。至此可以明白作者在开篇中铺叙长江气势的用意。然而游鲦亭主人的兴趣恰恰与之相反,他家居荆州,临近长江,却“舍汪洋诞漫壮哉勇者之所观,而方规地为池,方不数丈,治亭其上,反以为乐”,守着一汪方圆不过几丈的池塘,自以为乐,而不愿去观赏浩荡长江的宏伟景观。既然作者称他是身处困境“然其胸中亦已壮哉矣”,然而这还看不出来有勇者、壮者的乐趣。针对这些疑问,作者阐发了对什么是“真勇“的看法。作者认为,游鲦亭主人虽“困于位卑”,然每日“击壶而歌”“解衣而饮”,忘却人世间的高贵贫贱、荣辱毁誉,“陶乎不以江洋为大,不以方丈为局”,“视富贵而不动,处卑困而浩然其心”,这种超然物外的态度,才真正称得上心胸开阔,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才算是“真勇者”,显然,欧阳昺的处世态度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庄子就曾主张对富贵,贫贱,得失,毁誉等容易引起人们苦恼的各种社会现象,最好采取忘却的态度,这样就能得到精神解脱。欧阳昺无疑向这个方向做了努力,因此他能不以官小为悲,“困于位卑”而能自得其乐。在作者看来,衡量勇与非勇,不能仅仅依据其是否喜欢“勇者之观”“壮者之乐”,关键在于视其能否“不以物喜,不以已悲”,达到超然物外的境界。
接着,作者点明了“游鲦亭”命名的原因。由于欧阳昺已经达到了“真勇者”的境界,因此在他看来:“方丈”水池虽小,然而水波粼粼,游鱼自由自在游动于其中,坐在亭中观赏,也很悠然自得。不必非要去观赏蛟龙出没、变化莫测的长江景象。身处其境,欧阳昺自然而然联想到《庄子·秋水篇》中的一段记载:“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同时也联想到自己的境遇:久为荆州小吏,犹如池中之鱼,虽不能施展抱负,但却可以自得其乐,因此命名其亭为“游鲦亭”,作者借此叙述,一方面阐发了凉亭主人命名其亭的用意,另一方面对欧阳昺这种“知足常乐的人生观表示了充分的肯定。最后一句交待了这篇“记”体文章的写作时间及地点,为一般“记”体文的常则。
这篇小记,通过记叙游鲦亭主人的抱负、境遇及个人的兴趣,展现了主人“视富贵而不动,处卑因而浩然其心”的思想情怀,赞扬了那种不计荣辱、超然物外的旷达的人生态度。
这篇文章结构严谨、层次分明,前后照应,开篇别具匠心。《游鲦亭记》名为记亭,但通篇很少具体去描写游鲦亭本身及周围的景观,笔墨重点放在展现游鲦亭主人的思想情怀及阐发作者的见解上,这是其艺术特点之一,其次,作者还普于运用烘托对比的手法,开篇即竭力渲染长江的宏伟气势,其目的是为了衬托欧阳昺园池之局促,借以表达其不以汪洋为大,不以方丈为局豁达的人生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