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写想像之景,描写见阳将赴任之地的苍茫凄清之景。“愁绝行人天易暮”,人要走,留不住的尽是相思情,仿佛知道容若内心的凄苦,连上天都不忍再看,暮色深重,愁煞赶路人。“行向鹏鸪声里住”,“鹧鸪声里”一语双关,既指友人沿途之景,又用鹧鸪特殊的鸣叫声“行不得也哥哥”来表达挽留和思念。“渺渺洞庭波,木叶下、楚天何处?”既然清楚了友人要去的地方,但是自己无法相陪,这真是哀愁的一件事情。
下片接着写送别之情,依依惜别,不忍分离,可是离别总是要面对的,容若只得化悲痛为安慰,对自己说,朋友不过是远去,来日方长,总有见面的一天。“折残杨柳应无数,趁离亭笛声催度。”话虽如此,依然是舍不得离开,不知道送过了多少路程,不知道走过了多少亭子,就是舍不得说分手。但是天下无不散的宴席,自己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不能将朋友送到他要去的地方。折柳送别是古人的传统,而“折残”二字道尽了分离时的难舍难分。但是友人这一路上是否安全,他依然担心。正巧头顶上盘旋几只大雁,那就让大雁为自己护送友人,一路南下。词人巧设“征鸿”来陪伴友人南下,以解其路途的寂寞,亦隐隐表现出对友人的关怀。情感的真挚到最后陡然升起,友人之间的情谊无须再多说,彼此心意了然。
一般人描写送别,总是从眼下的依依惜别讲起,但容若另辟蹊径,直接描写旅途中的各种萧瑟意象,仿佛已经亲眼见剑一般。到了下片才拉回现实,说到当下正在长亭饯别,在笛声中送好友踏上征途。白己不能随好友例土,只有大边的儿只孤雁,陪伴好友向着一路向南。
奚禄诒日本篇:“首序禄山之乱,次入永王,次入诸侍御,次自序,末勉诸公以报国。”正道出了全诗的结构及其主题。
开头六句叙写安史叛军的嚣张气焰及其叛乱的主要过程。其中“胡沙惊北海”、“电扫洛阳川”、“虏箭雨官惊”等句对当时的形势做了高度的艺术概括。“皇舆播迁”四字则道出了唐王朝腐败,不堪叛军一击的可悲情况。诗句间诗人的爱憎感情是很鲜明的。
接下六句叙写永王承朝廷委任,率军南下的情景。“云旗卷海雪,金戟罗江烟’’两句,是描写永王的旌旗舒卷有如海涛,武器罗列有如江烟的雄壮气势。“聚散百万人,弛张在一贤”两句是对永王璘的热情赞美。
再下六句赞扬诸侍御才华出众,同时也表达了自己身赴宴会“如登黄金台,遥谒紫霞仙”的畅快心情。
再下六句是抒写自已的爱国之志。表明他尽管是一个“草间人”,但是他的腰下却有“龙泉”宝剑,意在强调自己有非凡的才干,“浮云在一决,誓欲清幽燕”两句是紧承上面四句,作一收束,直抒胸臆,表达自己愿为国家平定叛乱的雄心壮志。这几句写得词情慷慨,意气挥放。
最后六句勉励四座诸公要齐心协力,不惜微躯,尽力报国。这几句既是勉励大家,也是激励自己,所以最后又归结到自身上来,表明自己平素所怀的功成身退的理想。全诗共分五层,每六句一转,结构井然,气韵流动,有力地抒发了爱国的豪情。诗中先叙安史之乱,次述永王的率军平乱;再次赞美诸侍御的清正严明;最后表明自己渴望为平定叛乱贡献出一切力量,并勉励大家尽力报国,表现了诗人的爱国思想。
据《宋书·颜延之传》上说,延之初为步兵校尉,好酒疏放,不能苟合当朝权贵,见刘湛、殷景仁等大权独揽,意有不平,曾说道:“天下的事情当公开让天下人知道,一个人的智慧怎能承担呢?”辞意激昂,因而每每触犯当权者,刘湛等很忌恨他,在彭城王义康前诽谤他,于是令其出任永嘉太守,延之内心怨愤,遂作《五君咏》五首,分别歌咏“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刘伶、阮咸和向秀五人,这是第一首,咏阮籍。
阮籍曾做过步兵校尉,所以称他为阮步兵。他外表沉晦,而内心却具有清醒的认识,故诗的第一句就说:“阮公虽沦迹,识密鉴亦洞。”史传上说阮籍喜怒不形于色,口不臧否人物,有意地隐晦其踪迹,其实,他的识鉴精密,对于时事有极敏锐的洞察力。如曹爽辅政的时候,曾召他为参军,阮籍以疾辞,屏居田里,岁余而曹爽被诛,时人都佩服他的远见,这就足以说明阮籍的缄默与隐沦,只是为了远身避祸。
“沉醉似埋照,寓词类托讽”二句表现了阮籍生活的两个主要方面:饮酒与作诗。《晋书》本传上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这里所举诸事都说明他以醉酒来避免是非与祸害,因而颜延之的诗中说阮籍沉湎于酒只是为了把自己的才识深自敛藏起来。这里的“照”,就是指其才华熠熠闪耀。阮籍既以醉态来掩饰才华,故云“埋照”,“沉醉似埋照”五字之中即将阮氏的许多行迹櫽括其中,揭示了他嗜酒狂饮的真正动机。“寓词”句指出了阮籍文学创作的特点,尤指他八十二首《咏怀诗》,其中阮籍大量地运用了比兴寄托和象征的手法,以隐晦的手法自表心迹,展现了他生活中的各种感慨。颜延之就说过“阮籍在晋文常虑祸患,故发此咏。”(《文选》李善注引)李善也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因而历代文人都以为阮籍的这组诗是托物咏志、寓讽于辞的典型之作,其中表现了他忧时悯乱的深沉哀思。颜延之对此有深切的认识,可以说是最早揭示出《咏怀诗》深意的人。
“长啸若怀人,越礼自惊众”两句也是本于史传对阮籍生平事迹的概括,据《魏氏春秋》上说,阮籍少时曾游苏门山,苏门山有一位隐居的高士,阮籍前往与他“谈太古无为之道,及论五帝三王之义”,然苏门先生却不与他交一言,阮籍于是对他长啸一声,清韵响亮,苏门先生只是淡淡地一笑,至阮籍下山后,只听到山间响起了一种像是凤凰鸣叫的声音,知是苏门先生的回答,这就是“长啸”句的本事。至于阮籍不受礼教束缚的故事也很多,据《世说新语》中说,阮籍的母亲去世后,裴楷前去吊丧,阮籍却还醉熏熏地披着头发箕踞在床上,裴坐在地下哭着吊唁一番以后就走了,有人问裴楷说:“凡是吊丧,主人哭后,客人才行礼。阮籍既然不哭,你为什么哭呢?”裴说:“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又如阮籍的嫂嫂曾回娘家去,阮籍与她道别,在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社会中这种事情颇受人非议,以为是不合礼法的,阮却说:“礼岂为我辈设也。”故颜延之说阮籍能超越礼法,令众人惊异。
“物故不可论,途穷能无恸”两句即解释阮籍为何口不臧否人物,对于时事不加评论的原因,因为时事已到了不可评论的地步,然而,他的感愤与不满却在穷途而哭的事实中表现出来,据《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中引《魏氏春秋》说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经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反。”这两句将阮籍不论当世人物与穷途而哭这两件典型的事例联系起来,指出了其中的内在的关系,遂揭示了阮氏的真正人格和对现实的态度。
这首诗虽然是咏历史人物的,然也寄寓了作者自身的怀抱,特别是在最后两句中,一种对时事不堪细论的悲愤之情溢于言表。据史载,颜延之也性喜饮酒,行为放达。他虽身经晋宋易代的沧桑而出仕新朝,然好肆意直言,于现实多所不满,故于此诗中他通过对阮籍的怀念而表达了自己郁郁不得意的情怀。
此诗运用了史传中关于阮籍的记载,择取了典型的事例,在短短四十字中将阮籍的一生刻画殆尽,并由此而表现出他的精神。其中点化史传之语入诗也能恰到好处,不落理路与言筌,自铸新词,却句句有本,可谓无一字无来历。
文章首先开篇点题,交代菱溪石的处所、环境, 以“溪旁人见其可怪,往往祀以为神”来突出石之“奇”。然后追溯其源,石的处所原为五代时权贵刘金的园囿。刘金为吴国杨行密的部将,以骁勇知名。其视菱溪石为奇物,据为已有。岁久废圮,石亦湮没。作者“惜其可爱而弃”,遂辇致于丰乐亭两侧,供滁州百姓观赏。一石一事,平平常常。然而作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其笔触并不停留在对菱溪石客观的、表象的记叙上,而是以“人物之废兴”为契机,由此挖掘出富有深刻思想意义的内涵。昔日刘宅“陂池台榭、奇木异草与此石称,亦一时之盛哉。”而今时过境迁, “及其后世,荒堙零落,至于子孙泯灭而无闻”。作者于今与昔的鲜明对比中,发出富有警策性的告诫: “嗟夫!刘金者虽不足道,然亦可谓雄勇之士,其乎生志意, 岂不伟哉。及其后世,荒堙零落,至于子孙泯没而无闻,况欲长有此石乎?用此可为富贵者之戒。”最后一段议论卒章显志,表明了写记的目的,是希望“富贵者”不要因好奇而将石据为已有,其用意是颇为深切的。由于那些“富贵者”骄奢淫佚,横征暴敛,致民穷财尽,国势日衰。作者忧心如焚,寄希望于革新。庆历新政的失败,使作者的抱负无以实现,虽贬官滁州,但并非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是提出为政“宽筒”的主张。强调民生之安定,“节用以爱农”,以此缓和统治阶级与人民之间的矛盾。文章于一石一事所发的议论,正是作者这一政治主张的具体体现。
作者以石为题,通过由此及彼的联想、对比,于平凡小事中,挖掘出治国为政以民为本的深刻道理,可谓于微见著,平中见奇。作者这一深刻主旨的表达,不以深隐为奇,而是写得浅显平易,“文不雕饰,而辞切意明”。充分体现了欧文既明白晓畅,又精炼含蓄、耐人寻味的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