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调侃的语气写政治讽刺诗,读来虽感幽默风趣,却令人倍为心酸,这首绝句的特色就在于此。
诗人没有青衫穿,这样讲当然是到了超越现实的程度,夸张过了头。但是,以不可能存在的现实来反衬极度的愤慨的感情(诗人对朝廷为和戎而用“百万缣”的无比愤怒),这种“超极表至极”的曲达方式在诗词创作中已是屡见不鲜了,比如李觏的《乡思》,范仲淹的《苏幕遮·碧云天》等,用的都是这种手法。
青衫是读书人的象征,是与一般平民区别的特征之一,代表了士子们的体面。诗一开始就抓住这件象征物,说如今我这个诗人连想穿一袭青衫都没办法了!极其愤疾的一句话,劈头而来,不啻在说如今斯文已经扫地。言外之意,当然扫地的何止是斯文,刘克庄正以此代指整个朝廷国家的体面都丢尽了。何以会连读书人想一件青衫都得不到?诗第二句立即指出,这是因为做青衫的丝绸都孝敬金虏去了。这两句是倒装,因了和戎,诗人才没绸做衣服,诗把因果关系调转顺序,就突出了胸中的愤愤不平。此外,诗人没有青衫,百姓们为了交纳额外的赋税,穷困的程度就用不着多说了。
三、四句忽生奇想:金虏如此欺负我们,朝廷却一味忍让,这些贡银及绸缎从哪儿来呢?我看西子湖边的杨柳桃花不如全都拔掉,种上桑树养蚕织绢,用以填金人的无尽欲坑吧!这两句写得很冷。当然,诗人并不是真的认为在西湖边种桑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是随机而发,加深前两句所述的愤慨而已。把白堤、苏堤、“柳浪闻莺”,这些西湖著名景点上的柳树都砍光拔尽,种上桑树以养蚕,自然也是荒唐至极的想法,但是,这种作法却有合理性,总得让人有衣穿,不养蚕就没有什么能拿来织缣的。“衣”与“食”事关国计民生,西湖没有柳可以,人民没吃没穿可不行。诗人的话虽说得很率直,而表现出来的心思却很曲折,这种表达方式叫做“直中含曲意”,运用这种手法,以小见大,可使作品显得格外委婉含蓄。
全诗虽然很短,但紧紧抓住朝廷不顾耻辱向金人贡献大量丝绸这一中心做文章,有激切的鞭斥,有幽默的调侃,讽刺性很强,而诗又不显得直露,读后容易引起人们的深思和共鸣。
这是一首描写杭州西湖春景诗。这首诗前六句写景,突出一个“绿”字,后两句写情,突出一个“恋”字,做到借景抒情,情景交融。后人评论此诗“以不舍意作结,而曰‘一半勾留’,言外正有余情。”全诗不仅结构上曲折委婉,而且借景深化了诗旨。
西湖的春天,像一幅醉人的风景画,三面群山环抱中的湖面,汪汪一碧,水平如镜。群峰上,松树密密麻麻排满山面,千山万峰显得一派苍翠。一轮圆月映入水中,好像一颗明珠,晶莹透亮,跳荡悬浮。
早稻初生,似一块巨大的绿色地毯,上面铺满厚厚的丝绒线头;蒲叶披风,像少女身上飘曳的罗带群幅。一幅格调清新的山水画图展现眼前,诗人不由发出对西湖风光的赞美。春色如此秀丽,作者不愿离开杭州回京,有一半因素就是舍不得这风景如画的西湖。
诗的前三联绘景,尾联抒情,全诗则情景交融,物我划一。首句鸟瞰西湖春日景色,谓其“似画图”。作者以具有如此浓重感情色彩的字眼儿入诗,并非偶然。在孩童时代,白居易曾立志要到杭州做官,心愿得酬,自然为之欣喜,其对杭州的深情于此可见一斑。此诗不仅是白居易山水诗中的佳构,亦是历代描写西湖诗中的名篇之一。
“乱峰”以下三句,具体描绘如画之景:群山环绕,参差不一,湖上水面平展;排排青松装点着山峦,如重重叠叠的翡翠,皎洁的月亮映入湖心,象一颗闪光的珍珠,这是多么诱人的美景呵!然而诗的旨趣并没有凝滞在范山模水的层面上,“碧毯”二句出人意表地把笔舌转到对农作物的体察上。在山水诗中嵌入农事,弄不好会雅俗相悖,很不协调,而白居易却别出心裁地把农事诗化了:早稻犹碧毯上抽出的线头、新蒲象青罗裙上的飘带。如此精妙新奇的比喻本身不仅体现出作者对湖区人民的关怀,使读者由此可以联想到正是这位自幼向往杭州的白刺史,一到任便体恤民瘼,浚井供饮,把杭州变成了人间天堂,从而铭戢其德惠。同时,在诗的写作上也是一种变格、一种可贵的出新,它比作者描绘西湖的另一名篇《钱塘湖春行》,立意更加新颖,语言益见精妙。
这首诗的结构曲折委婉,别有情致,特别是最后两句“以不舍意作结,而曰‘一半勾留’,言外正有余情。”(《唐宋诗醇》)那么其“言外余情”是什么呢?这得联系作者的有关行迹和创作来探寻。除杭州刺史之前,白居易原在长安任中书舍人。面对国是日荒,民生益困的现实,屡屡上书言事而不被采纳,眼见时局日危,朋党倾轧加剧,便自求外任,来到杭州。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他认为做隐士不好,做京官也不好,只有做杭州刺史闲忙得当,正合其意,即所谓“霅溪殊冷僻,茂苑太繁雄。唯此钱塘郡,闲忙恰得中。”这话是出自《初到郡斋寄钱湖州李苏州》一诗,在其他篇目中 尚有不少类似的说法,这既是作者的心里话,也是此诗的“言外余情”。
因为“皇恩只许住三年”,白居易抱着恋恋不舍的心情离开西湖,这种情绪本身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一千多年后的今天,西湖早已是驰名中外的湖山形胜之地,此诗亦不胫而走,值得玩味的是如今西湖十景中的“平湖秋月”、“苏堤春晓”、“三潭印月”等景观的命名,有的很可能是从这首《春题湖上》中的相应诗句衍化而来的。
从艺术上看,《春题湖上》最精采的是中间四句。诗人以幽丽华美的笔触,用一连串精妙的比喻,勾画出西湖的旖旎风光。比喻的精妙,表现在比物与被比事物的密合无间上。用翡翠比喻松树的绿色,用明珠比喻夜半时分高而远的明月,用碧毯细短的线头比喻幼小的绿色秧苗,用青罗裙飘拂的长带比喻舒展着的绿色的蒲叶,无不妥贴入微,真切动人。同时,诗人对湖上春光的珍惜与爱悦的感情,也在这几个比喻中自然地隐隐泄出。全诗由于有了中间这四句精当传神的比喻,一二句中的“似画图”才有了充实的具体内容,末两句的“勾留”之意才得以顺势推出。
“画图”二字是诗眼,下五句皆实写画图中景,以不舍意作结,而曰“一半勾留”,言外正有余情。
一
由古至今,文人雅士以“月”为题的诗文不胜枚举,从《古今图书集成》所搜罗的作品,即可见一斑。谢庄有五子,他替他们取了甚为风雅的名字,分别是飏、朏、颢、从(上有山)、瀹(上有草)。有风,有月,有山,有水,可见谢氏是个性情中人,甚为风雅,且对“月”定有一份难以名状的好感,故也以“月”为题,创作了《月赋》。纵然在当时,人们对《月赋》的评价已十分不一致,如,宋孝武帝为之“称叹良久”,认为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佳作;颜延之则说:“美则美矣,但庄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后人更拿它来和宋玉的《风赋》、谢惠连的《雪赋》做比较,但看法仍有分歧。就以“月”为题的文学作品来看,谢庄的《月赋》仍是其中的翘楚,否则,像《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类书,就不会相当一致地都收录了这篇文章。
二
我们可以发现谢庄的行文并不直接切入主题——“月”,而是拿曹植和王粲来替自己说话,先是以“陈王初丧应刘,端忧多暇”作为起笔。之后,陈王“抽毫进牍,以命仲宣”,让主角转到王粲身上,文章由此处宕开,最后,再以陈王连连称“善”作结。以这样的虚构来从事文学创作,谢庄并非头一位,这种以构拟的人物进行对话的行文方式,早已成了“赋”文学的一特征。
而谢庄仅仅是踵继前人的作法,却引来不少的批评,认为《月赋》既然借历史人物来创作,但也该考虑到是否合乎史实。如,王粲死于建安二十二年春,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也都卒于这一年,而到了魏明帝太和六年曹植才被封为陈王,谢庄却称曹植为“陈王”,又有说既已假托王粲之口来抒发情感,就不应该写入孙坚夫人梦月入怀而生孙策的传说事件。这样听起来似乎言之成理,但,对于一篇非史非传的文学作品而言,我们理当以较感性的眼光来看待它,不应如此苛责,因为他并不损害文章的美感。
由于《月赋》以“陈王初丧应刘,端忧多暇”为开头,让谢庄笔下的“月”注定以愁忧的形态出现。风月、山水本是无情的,因人而沾染了许多的情感,“月”亦是如此,它本身并没有喜怒哀乐,是谢庄希望让它带著情感的色彩。而长年为病所苦的谢庄,自称已是“常如行尸”而“无意于人间”。有这样的情怀,心中那份说不尽的哀戚,当然也很容易地渲染了所见到的“月”。
人也会随著外在景观的改变,而体悟自我,所谓“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指的正是这个道理,而一年四季中,最容易让人有悲伤、凋零之感的,应是“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的秋天,在这样的季节里,“月”自然也会浸染惆怅与孤凄。所以,谢希逸也就以秋天的“月”作为《月赋》描写的主题对象。
三
“月”既然是全文描写的主题对象,而谢庄在四百四十三个字中,直接点出“月”字的,虽然仅有六次,但是每一次都是那么恰到好处。
曹子建因刚遭受知己亡故之痛,忧闷不乐,已久未出游,夜半时分愁绪又起,遂外出解闷。遥望着天空,见到“白露暧空,素月流天”,心中不胜感慨,低声吟诵起《诗》句来,仍觉不足以消愁解闷,于是要王仲宣为此情此景写一篇文章。原本愁思是闷在曹植的内心里,因为偶然之间见到“月”,那份内在的情绪也就有了一个可供寄托的外在具象——“月”,让无情的“月”和有情的人彼此接触在一起,展开了对“月”的描写。
王粲在陈王授意之下,先是一番的谦虚,述说自己的不才,幸蒙陈王的恩宠,不敢有负此恩,只好姑且一试,接著就说道:“日以阳德,月以阴灵。”以类此“日”、“月”的对比,及其延伸出的“阳”、“阴”观念做为开头,引领出种种附着人的价值观的“月”和“月”的神话传说,可以说是铺陈、说理的成分多,而写景、抒情的成分甚少,“朒朓警阙,朏魄示冲”,将“月”相的变化说成了是在警示人君的作为须合德,须谦冲;“委照而吴业昌,沦精而汉道融”,更引用了梦“月”入怀的神秘传说,让“月”与朝代、家国的兴衰产生了一定的系连,凡此种种,想必是汉赋“铺采摛文”和“劝百讽一”的遗型。
写完了“月”的种种典故,谢庄又继续借王粲之口,连写了十四句优美异常的文字,虽没直接点明就是在写“月”,但句句扣紧“月”:先是以六个句子来描写天上的云气、地上的湖光山色的种种,为月的升起营造出不凡的气象;等到月由东方缓缓升起,也仅以“升清质之悠悠,降澄辉之蔼蔼”如此不著痕迹的笔法写出;接著,又是以六个句子来形容月色本身和月色底下的景况。正由于月色是如此的俊美,君王也因而喜爱此月,罢去所有的歌舞,也就“去烛房,即月殿”,此时才明言“月”字,做为前文的说明,也为后文预留了线索。
走向“月”殿,带来了羁旅的几许孤寂,感受到至亲好友不在的凄楚,王粲的“月”也从没有直接感情的柔美,转为诱发感慨的凄美。此时,不管是天籁,还是乐音,听来一切都是那么凄苦异常,更反过来使人有一种无限的郁结萦绕于胸,最后发现唯有“愬皓月而长歌”,才能消解种种的不乐。因“月”引发愁绪,也唯对“月”长歌才能消除愁绪,表示只能与“月”对话,这就更显出羁旅的孤独与悲哀。
对“月”长歌什么呢?“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临风叹兮将焉歇?川路长兮不可越。”望着“月”,一时间感到虽与美人相隔甚远而无法相见,但那共有的明“月”可以传递彼此的信息,也算稍稍慰藉相思之苦,回过神来,发现距离终究是无法超越的。这种因“月”而引发对家乡、对情人的相思,可说是千古不变的母题。由于唱得深情款款,听者也听得入神,却霎然而止,听者恍然若失,于是又歌一曲:“月既没兮露欲晞,岁方晏兮无与归,佳期可以还,微霜沾人衣。”“月”将西没,是岁也将终了,要人趁时光尚好时回去,正与“升清质之悠悠,降澄辉之蔼蔼”的“月”升起的情形相呼应,做为完美的结束。
最后,陈王的连连称“善”,不但给予王粲一个回应,也算回应了文前的“陈王初丧应、刘”,总结了全文。
四
据史书的记载,与谢庄同时的袁淑,看过谢庄所作的《赤鹦鹉赋》之后,曾感叹道:“江东无我,卿当独秀。我若无卿,亦一时之杰也。”李调元称此赋“属对工整”,且认为是“律赋先声”。而与《赤鹦鹉赋》同一时期所作的《月赋》,亦运用了许多整饬的对偶,有三字句、四字句、五字句、六字句等对,甚至有骈四俪六的句式。以最为人所称道的“若夫气霁地表”至“周除冰净”一段为例:
“气霁地表”对“云敛天末”
“洞庭始波”对“木叶微脱”
“菊散芳于山椒”对“雁流哀于江濑”
“升清质之悠悠”对“降澄辉之蔼蔼”
“列宿掩缛”对“长河韬映”
“柔只雪凝”对“圆灵水镜”
“连观霜缟”对“周除冰净”
十六句中两两对偶,有五组四字句对,二组六字句对,而且前八句更是“四、四;四、四;六、六;六、六”的骈四俪六的句式;且“末”、“脱”二字同一韵,“濑”、“蔼”二字又一韵,“映”、“镜”、“净”三字也同韵,知其亦开始讲求押韵。
总之,《月赋》除了情感的表达甚为成功,结构上亦是自为完整的一体,句子的对偶、押韵,也充分展现了“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的时代特色。
该词上片劈头三句,即作当头棒喝,揭露了宋室南渡后统治阶级在西子湖上歌舞升平、醉生梦死的生活。西湖面积并不小,作者为什么说只是“一勺”呢。或以为这是作者登高俯瞰时的一种视觉,其实不然。西湖代指临安,临安又隐寓东南半壁。南宋统治者耽乐于狭小的河山范围之内,全然将恢复中原、统一全国的大业置之度外,作者有愤于此,故云“一勺”,亦犹昔人讽刺蜗角触蛮,井底之蛙,眼界狭窄,心志低下,明眼人不难看出选择这两个字中所寓托的讥讽愤激之意,接以“渡江来”两句,作者的用心更觉显豁。“回首”两句,由眼前所见遥想早已沦亡的中原故土。“洛阳”,借指北宋故都汴京,亦借以泛指中原。宋徽宗曾派人到南方大肆搜括民间花石,在汴京造艮岳,这是北宋灭亡的原因之一。北宋已矣,花石尽矣,如今只剩下了渺渺荒烟,离离禾黍。历史的教训是如此惨痛,然而如今“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林升《题临安邸》),连在新亭哀叹河山变色而一洒忧国忧时之泪的人也找不到了。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记载说:“过江诸人(指晋室南迁后的统治阶级上层人物),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三国吴时所建,在今南京市南),藉卉(坐在草地上)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举目有河山之异。’皆相视流泪。惟王丞相(王导)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这里就是用的这个事典。“更不复、新亭堕泪”,语极沉郁。东晋士人南渡后,周侯等人尚因西晋灭亡,山河破碎而流泪,现在就是这样的人也没有,他们只知一味“簇乐红妆摇画舫”,携带着艳妆的歌妓,荡漾着华丽的游船,纵情声色于水光山色之中,还有谁人能像晋代的祖逖一样,击楫中流,誓图恢复呢。“千古恨,几时洗?”故意用诘问语气出之,其实则是断言当权者如此耽于佚乐,堪称千古恨事的靖康国耻便永无洗雪之日了。悲愤之情,跃然纸上,几于目眦尽裂。
换头三句转写自己和其他人才不被重用的愤懑之情,既与上片歌舞酣醉,不管兴亡、毫无心肝的官僚士大夫作鲜明的对比,又同上片“问中流、击楫何人是”一句相呼应。“余生”句用《后汉书·范滂传》事:“滂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作者在这里自比范滂。“更有谁”两句,用姜子牙、傅说两人的事典。相传姜子牙隐居磻溪(今陕西宝鸡东南)垂钓,周文王发现他是人材,便用为辅佐之臣,后终于佐武王消灭了商朝。相传傅说在傅岩(今山西平陆)筑墙,殷高宗用为大臣,天下大治。姜、傅两人,在这里代表当代“未遇”、“未起”的人材。三句意为当今人材多的是,问题在于统治者没有发现、没有起用而已。国势危殆,人材不用,统治阶层凭借什么来抵御强大的元蒙军队。“国事”两句,自问又复自答:只是倚仗“衣带一江”罢了。朝廷不依靠人材,徒然凭借长江天险,甚至还可笑地说是“江神堪恃”。这里再一次对当权者进行了无情的冷嘲热讽。朝廷重臣颟顸昏聩,像北宋初期“梅妻鹤子”、隐居孤山的林逋那样自命清高的士大夫们又如何。“但掉头、笑指梅花蕊!”问他们救亡之事,他们却顾左右而笑道:“你看,梅花已经含苞待放了!”作者对这些人深表不满之意,与有澄清天下之志,有姜、傅之才具的爱国志士又是一个对比。通过上述一系列的揭露、对比,最后逼出“天下事,可知矣”六字收束全篇,在极端悲愤之中,又发出了无可奈何的浩叹,读之令人扼腕,使人发指。
作者在词中表达了对国事的深刻的危机感,揭示了南宋小朝廷岌岌可危的现状,批判、讽刺了酣歌醉舞的南宋执政者和逃避现实的士大夫。这些揭露和鞭笞,是通过近乎议论散文的笔法,一系列的设问、发问,以及纵、横两个方面的反复对比,一层递进一层、一环扣住一环地表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