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风·周南·关雎》这首短小的诗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它是《诗经》的第一篇,而《诗经》是中国文学最古老的典籍。虽然从性质上判断,一些神话故事产生的年代应该还要早些,但作为书面记载,却是较迟的事情。所以差不多可以说,一翻开中国文学的历史,首先遇到的就是《关雎》。
通常认为是一首描写男女恋爱的情歌。此诗在艺术上巧妙地采用了“兴”的表现手法。首章以雎鸟相向合鸣,相依相恋,兴起淑女陪君子的联想。以下各章,又以采荇菜这一行为兴起主人公对女子疯狂地相思与追求。全诗语言优美,善于运用双声、叠韵和重叠词,增强了诗歌的音韵美和写人状物、拟声传情的生动性。
《关雎》的内容其实很单纯,是写一个“君子”对“淑女”的追求,写他得不到“淑女”时心里苦恼,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得到了“淑女”就很开心,叫人奏起音乐来庆贺,并以此让“淑女”快乐。作品中人物的身份十分清楚:“君子”在《诗经》的时代是对贵族的泛称,而且这位“君子”家备琴瑟钟鼓之乐,那是要有相当的地位的。以前常把这诗解释为“民间情歌”,恐怕不对头,它所描绘的应该是贵族阶层的生活。另外,说它是情爱诗当然不错,但恐怕也不是一般的爱情诗。这原来是一首婚礼上的歌曲,是男方家庭赞美新娘、祝颂婚姻美好的。《诗经·国风》中的很多歌谣,都是既具有一般的抒情意味、娱乐功能,又兼有礼仪上的实用性,只是有些诗原来派什么用处后人不清楚了,就仅当作普通的歌曲来看待。把《关雎》当作婚礼上的歌来看,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唱到“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也是喜气洋洋的,很合适的,
当然这首诗本身,还是以男子追求女子的情歌的形态出现的。之所以如此,大抵与在一般婚姻关系中男方是主动的一方有关。就是在现代,一个姑娘看上个小伙,也总要等他先开口,古人更是如此。娶个新娘回来,夸她是个美丽又贤淑的好姑娘,是君子的好配偶,说自己曾经想她想得害了相思病,必定很讨新娘的欢喜。然后在一片琴瑟钟鼓之乐中,彼此的感情相互靠近,美满的婚姻就从这里开了头。即使单从诗的情绪结构来说,从见关雎而思淑女,到结成琴瑟之好,中间一番周折也是必要的:得来不易的东西,才特别可贵,特别让人高兴。
这首诗可以被当作表现夫妇之德的典范,主要是由于有这些特点:
首先,它所写的爱情,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婚姻目的,最终又归结于婚姻的美满,不是青年男女之间短暂的邂逅、一时的激情。这种明确指向婚姻、表示负责任的爱情,更为社会所赞同。
其次,它所写的男女双方,乃是“君子”和“淑女”,表明这是一种与美德相联系的结合。“君子”是兼有地位和德行双重意义的,而“窈窕淑女”,也是兼说体貌之美和德行之善。这里“君子”与“淑女”的结合,代表了一种婚姻理想。
再次,是诗歌所写恋爱行为的节制性。细读可以注意到,这诗虽是写男方对女方的追求,但丝毫没有涉及双方的直接接触。“淑女”固然没有什么动作表现出来,“君子”的相思,也只是独自在那里“辗转反侧”,什么攀墙折柳之类的事情,好像完全不曾想到,爱得很守规矩。这样一种恋爱,既有真实的颇为深厚的感情(这对情诗而言是很重要的),又表露得平和而有分寸,对于读者所产生的感动,也不致过于激烈。
以上种种特点,恐怕确实同此诗原来是贵族婚礼上的歌曲有关,那种场合,要求有一种与主人的身份地位相称的有节制的欢乐气氛。而孔子从中看到了一种具有广泛意义的中和之美,借以提倡他所尊奉的自我克制、重视道德修养的人生态度,《毛诗序》则把它推许为可以“风天下而正夫妇”的道德教材。这两者视角有些不同,但在根本上仍有一致之处。
古之儒者重视夫妇之德,有其很深的道理。
在第一层意义上说,家庭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在古代,这一基本单元的和谐稳定对于整个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意义至为重大。
在第二层意义上,所谓“夫妇之德”,实际兼指有关男女问题的一切方面。“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孔子也知道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饮食之欲比较简单(当然首先要有饭吃),而男女之欲引起的情绪活动要复杂、活跃、强烈得多,它对生活规范、社会秩序的潜在危险也大得多,孔子也曾感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论语》)所以一切克制、一切修养,都首先要从男女之欲开始。这当然是必要的,但克制到什么程度为合适,却是复杂的问题,这里牵涉到社会物质生产水平、政治结构、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也牵涉到时代条件的变化。当一个社会试图对个人权利采取彻底否定态度时,在这方面首先会出现严厉禁制。相反,当一个社会处于变动时期、旧有道德规范遭到破坏时,也首先在这方面出现恣肆放流的情形。回到《关雎》,它所歌颂的,是一种感情克制、行为谨慎、以婚姻和谐为目标的爱情,所以儒者觉得这是很好的典范,是“正夫妇”并由此引导广泛的德行的教材。
由于《关雎》既承认男女之爱是自然而正常的感情,又要求对这种感情加以克制,使其符合于社会的美德,后世之人往往各取所需的一端,加以引申发挥,而反抗封建礼教的非人性压迫的人们,也常打着《关雎》的权威旗帜,来伸张满足个人情感的权利。所谓“诗无达诂”,于《关雎》则可见一斑。
这首《酒泉子》抒写了征人怀乡思亲之情。上片写出征途中的愁苦。下片写征人对妻子的怀念。以征戍生活为题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边塞战争给人民带来离苦。 这种题材,在《花间集》中是罕见的。从艺术上看,全词境界开阔,于苍凉之中又见缠绵之思。而两地相思之情,同时见于笔端。深得言情之妙。
此词深得评家好评。《花间集注》评此词:“绮罗”三句,承上香貂戎衣,言畴昔之盛,魂梦空隔也。汤显祖评本《花间集》卷三盛赞此词:“三叠文之《出塞曲》,而长短句之《吊古战场文》也。再谈,不禁酸鼻。”此评虽不免推崇过高,但从“再读,不禁酸鼻”的话来看,确实指出了这首词的艺术感染力。
此文通过描写两个小孩争辩太阳在早晨和中午距离人们远近的问题,反映出中国古代的人们对自然现象的探求和独立思考、大胆质疑、追求真理的可贵精神。
这则小故事用对话贯串始终。全文以孔子的见不能决为贯串线索,颇有条理地叙述了两小儿辩日的过程。
先写两个小孩分别就太阳距离人的远近鲜明地提出看法,引人思考。
接着又分别摆出根据。两人互不相让,都使用反问句式,扣住了题目中的“辩”字,增强了论辩性。
“笑”在原文中显然有“讥笑”之意。至于该不该“笑”,也可以从多方面看。若从作者为道家,孔子为儒家来看,显然要“笑”孔子;但若从孔子的态度来看,又不该“笑”了,因为孔子实事求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并没有“强不知以为知”, 为什么要“笑”他呢?“孔子不能决”告诉人们,做人就应该实事求是,不能不懂装懂;“孔子不能决”还告诉我们,孔子那样的大学问家,尚且有不能解决的问题,由此看来,知识是无穷尽的,什么人都应该不间断的学习,不放弃探求。
孔子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孔子面对两小儿的争辩而不妄加决断,正体现了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而两小儿善于观察常见的生活现象,从中发现问题,引发思考;也可以从两小儿是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事物、认识事物,结果自然就不一致;说明他们平时注意观察生活,感悟生活,具有多元化思维;同时他们也具有独立思考、大胆质疑的科学精神。本文同样深刻阐述了“学无止境”这一道理。
事实上,现代科学已经对这种现象有了科学的解释:早上和傍晚,太阳角度低,穿透的大气层很厚,受到大气层梯度折射率影响很大,光路弯曲显著,所以人看到的太阳就大;中午太阳角度大,穿透的大气层相对较薄,受到大气层梯度折射率影响较小,光路弯曲没有早上和傍晚明显,所以人看到的太阳就觉得小了。此外,当太阳在早上的时候是从地面升起,而远处的屋子或山正和那大太阳成了一小一大的鲜明对比,而在中午周围没有任何东西跟它对比,显然就会显得小,这是我们的肉眼骗了我们。而且由于地球形状、大气层、运行规律等自然因素,简单运用生活规律或生活常识去解释是无法作出正确解释的。但作出正确解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的正是“两小儿”和孔子的这种独立思考、大胆质疑、实事求是的精神。
诗的前四句写因匆促南行而不能从容欣赏嘉州龙岩风光。“系舟”表明是“舟行适楚”(苏轼《南行前集叙》)。征,远行。南征,沿岷江、长江南行。“日夕事南征”,从早到晚,整天都在忙于南行。“日夕”二字已充满怨气。往意,前行之意,而缀以“纷何速”,特别是缀一“纷”字,进一步抒发了勉强南行的不快之情。“空岩”指嘉州龙岩。“幽自明”的“自”字用得很精,它表明龙岩虽幽静明丽,“号小桃园”,可惜却无人欣赏,只是“自明”而已。前三句是因,后一句是果,遣词造句充满了强烈的感情色彩。
中四句写嘉州知州盛宴招待他们父子,而诗人因心情不快,兴致索然。使君,汉代指刺史,汉以后作为对州郡长官的尊称。此指嘉州知州,姓名不详。高会,盛会,指嘉州知州为他们举行的盛大宴会。余情,富有感情。前两句表现了苏洵此时虽为布衣,但社会地位已有显著变化。
苏轼《钟子翼哀辞》说,1047年(庆历七年),苏洵应制科试不中,到庐山等地游览,“方是时,先君失为时所知,旅游万里,舍者常争席。”这次南行是在1056年(嘉祐元年)苏洵父子名动京师以后,情况大变,沿途都有地方官吏,亲朋好友迎送。除嘉州知州为之“高会”外,过泸州,有老友任遵圣相侯,苏轼兄弟都有《泊南井口期任遵圣》诗;经渝州(今重庆),有渝州知州张子立“谒我江上”(见苏洵《答张子立见寄》);至丰都(今属重庆),有“知县李长官”迎候(见苏洵《题仙都山麓并叙》);苏轼《入峡》诗说:“野宿荒州县,邦君古子男。放衙鸣晚鼓,留客荐霜柑。”至江陵,他们父子更成了王荆州的座上客。可见,“高会有余情”,并不止嘉州一地,它充分说明了苏洵社会地位的提高。
苏洵被雷简夫誉为“王佐才”、“帝王师”(见邵博《闻见后录》卷十五),他本人也自称“有志于当世”(苏洵《上富丞相书》),但他不会满足于虚名。他对朝廷不能破格重用自己深感失望,1057年(嘉祐二年)返蜀后,已决心不再入京:“自蜀至秦,山行一月;自秦至京师,又沙行数千里。非有名利之所驱,与凡事之不得已者,孰为来哉!洵老矣,恐不能复东。”(《上欧阳内翰第三书》)朝廷召他试策论于舍人院,他更感到是对自己的不信任:“昨为州郡发遣,徒益不乐耳。”(《答雷简夫书》)这就是“酌酒何能饮,去乡怀独惊”的主要原因,也是他整个南行途中情绪低沉的原因。
最后四句是申说前句之意。“山川随望阔”切合地势,嘉州是岷江、大渡河、青衣江三水汇聚之地,冲积成辽阔的平原,苏轼《初发嘉州》诗也有“旷荡造平川”语,因此,这一“阔”字正把握住了嘉州龙岩的特征。“气候带霜清”切合时间,苏洵父子于1059年(嘉祐四年)十月初启行,正是深秋初冬时节,“霜清”二字准确地交待了时令。“佳境”,指故乡山水,苏轼《初发嘉州》诗所谓“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锦水细不见,蛮江(青衣江)清可怜”,正好作这一句的注脚。结句“何时休远行”,更集中抒发了诗人勉强赴京的抑郁之情。苏洵《游凌云寺》诗,描写了凌云大佛的壮观,歌颂了夏禹、李冰治水的功绩,抒发了壮志不酬的苦闷:“今余劫劫(忙碌貌)独何往,愧尔前人空自咍(自嘲)。”他在《和杨节推见赠》中也说:“予懒本不出,苦为人事劫。相将犯苦寒,大雪满马鬣。”南行途中的这些诗句都可与“何时休远行”互证。
这首诗虽题作《游嘉州龙岩》,但并不以写景胜,而是以抒情胜;对龙岩的描写着墨不多,用语也比较抽象。全诗感情沉郁,格调苍凉,集中表现了这位饱经风霜、名满天下而前程渺茫的老人的抑郁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