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为诗人晚年退职家居期间所作，首联扣合题目，概述还家五年来的景况；颔联写柳绿桃红的早春景色；颈联写衰翁在早春时节静居亭馆与漫步溪山的感受；尾联以春雨兆丰年收结。此诗用词通俗生动又富有理趣。
首联扣合题目，概述还家五年来的景况。春容的鲜妍与病翁的衰老适成对照，所以说“春容恼病翁”。叹老中隐藏着不服老的情绪。这正是诗人虽年已衰暮，却仍然热爱早春景色的原因。以下两联，即写衰翁眼中的春容。
颔联写柳绿桃红的早春景色，早春柳枝返绿时，总是首先从下垂的枝条末梢部分开始，故说“垂处绿”；而小桃花初绽时，也总是首先从上伸的枝条末端开始，故说“末梢红”。下来，上去，分写柳条桃枝的特点；“垂处绿”，“末梢红”，则正是他们在春天到来时的显著变化。这两句观察细致，造语新颖，紧扣题目“早春"写出“动人春色不须多”的特点。
颈联写衰翁在早春时节静居亭馆与漫步溪山的感受。在华美的亭馆中，珠帘高卷，浓盛的春光映射着，满室充满了温煦的春晖和熏人的春意；拄着拐杖，在溪山郊野间放步漫游，迎面吹来了徐徐的春风。这一联将早春的暖日和风与衰翁居室及出游的活动结合起来写，传出了融洽的春意。“酣酣”、“款款”使人感到舒适欲醉。
尾联转笔，以春雨兆丰年收结，进入新年之后，新雨下得很足，看来今年肯定是个丰收年景，相比之下，去年虽丰收，恐怕还算不上最好的年景。"更入新年”点早春。这个结尾，说明“衰翁”所醉心的并不仅仅是美好的春容，而且关切着民生荣悴。从艺术角度看，可能失之平直，但从思想内容看，却转出新意。
以衰翁写早春，本极易流于颓唐。这首诗的一个好处，正在于无颓唐之态，春天的色彩、活力、希望，都表现得相当充分。
刘过词能够在辛派阵营中占据重要一席，并不仅仅是因为那些与辛弃疾豪纵恣肆之风相近的作品，还在于那些豪迈中颇显俊致的独特词风，正如刘熙载所说：“刘改之词，狂逸之中自饶俊致，虽沉着不及稼轩，足以自成一家。”（《艺概》）此词就是这么一首具有独特风格的词。
这是一首登临名作。作者借重过武昌南楼之机，感慨时事，抒写昔是今非和怀才不遇的思想感情。安远楼，在武昌黄鹄山上，一名南楼。建于1186年（淳熙十三年）。姜夔曾自度《翠楼吟》词纪之。其小序云“淳熙丙午冬，武昌安远楼成，与刘去非诸友落之，度曲见志”，具载其事。
刘过重访南楼，距上次登览几二十年。当时韩侂胄掌握实权，轻举妄动，意欲伐金以成就自己的“功名”。而当时南宋朝廷军备废驰，国库空虚，将才难觅，一旦挑起战争，就会兵连祸连，生灵涂炭。词人刘过以垂暮之身，逢此乱局，虽风景不殊，却触目有忧国伤时之恸。这种心境深深地反映到他的词中。
词一起用了两个偶句，略点景物，写登楼之所见。
但既无金碧楼台，也没写清嘉的山水。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只是一泓寒水，满目荒芦而已。这里的“满”字和“寒”字下得好，把萧疏的外景同低徊的心境交融在一起，勾勒出一幅黯淡的画面，为全词着上了一层“底色”。细味这残芦满目、浅流如带的词境，不止气象萧瑟，而且写出了居高临下的眺望之感来，是统摄全篇的传神之笔。接下去，作者以时空交错的技法把词笔从空间的凭眺折入时间的溯洄，以虚间实，别起波澜。“二十年重过南楼”，一句里包含了多少感慨！二十年前，也就是安远楼落成不久，刘过离家赴试，曾在这里过了一段狂放不羁的生活。所谓“醉槌黄鹤楼，一掷赌百万。”（《湖学别苏召叟》）以及“黄鹤楼前识楚卿，彩云重叠拥娉婷”（《浣溪沙。赠妓徐楚楚》），这就是他当年游踪的剪影。二十年过去了，可是以身许国的刘过却“四举无成，十年不调”，仍然一袭布衣。此时故地重经，而且是在这个危机四伏祸乱不远的时候，怎不令人凄然以悲呢？句中的“过”字点明此行不过是“解鞍少驻初程”的暂歇而已，并为下文伏线。“柳下”三句，一波三折，文随意转，极见工力。“未稳”上承“过”字，说明行色匆匆，钩锁紧密，见出文心之细。“能几日，又中秋”，意谓不消几天，中秋又来到了。一种时序催人的忧心、烈士暮年的悲感和无可奈何的叹喟都从这一个“又”字里泄露出来。三句迭用“犹”、“能”、“又”等虚字呼应提携，真能将词人灵魂的皱折淋漓尽致地揭示无余。
过片以后纯乎写情，都从“重过”一义生发。曰“故人”，曰“旧江山”，曰“新愁”，曰“不似”，莫不如此。章法之精严，风格之浑成，堪称《龙洲词》中上上之作。“黄鹤”二句从设问提起，妙处在能从虚际转身。“矶头”上缀一“断”字，便有残山剩水的凄凉意味，不是泛泛之笔。“旧江山浑是新愁”，是深化题旨之重笔。前此种种灰黯的心绪，所为伊何？
难道仅仅是怀人、病酒、叹老、悲秋么？被宋子虚誉为“天下奇男子，平生以气义撼当世”（《龙洲词跋》）的刘过是不会自溺于此的，刘过此词的忧国伤时之感无疑要高于宋玉《九辨》单纯的寒土悲秋之感。他此刻所感受的巨大的愁苦，就是对韩侂胄引火的冒险政策的担忧，就是对江河日下的南宋政局的悲痛。
旧日的壮丽江山笼罩着战争的阴影，而他对于这场可怕的灾难竟然无能为力，这怎么不教人悲从中来不可断绝呢？“浑是新愁”，四字包括三层含义。本有旧愁，是一层；添了新愁，是第二层。愁到了“浑是”的程度，极言分量之重，是第三层。旧愁为何？就是他《忆鄂渚》诗所云“书生岂无一策奇，叩阍击鼓天不知”之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苦闷。卒章三句买花载酒，本想苦中求乐，来驱散一下心头的愁绪。可是这家国恨、身世愁又岂是些许花酒所冲淡得了的！先用“欲”字一顿，提出游乐的意愿，接着用“不似”一转，则纵去也无复当年乐趣，表示了否定的态度。“少年”，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相对而言。刘过初到南楼，年方三十，故可称为少年。且可与上片之“二十年重过南楼”相绾合，论其章法，确有草蛇灰线之妙。如此结尾，既沉郁又浑成，令人读之有无穷哀感。
刘过的爱国词篇，多为豪爽奔放，痛快淋漓之作。但这首《唐多令》却写得蕴藉含蓄，耐人咀嚼。与其他爱国词比较，的确别具一格，故而流传甚广。《唐多令》，原为僻调，罕有填者。自刘词出而和者如林，其调乃显。刘辰翁即追和七阕，周密而因其有“重过南楼”之语，为更名曰《南楼令》。可见此词影响之大。
这是《小雅》中一首著名的谴责诗，讽刺统治者听信谗言，斥责谗人害人祸国。它的鲜明特色是借物取喻形象生动，劝说斥责感情痛切。
首先，把专进谗言的人比作苍蝇，这是十分贴切的。苍蝇作为一种令人厌恶的昆虫，具有追臭逐腐、散播病菌、嗡嗡乱叫等习性，而这些习性与人间专找缝隙进谗言害人者如出一辙。因此用苍蝇来喻指进谗者，这本身已是一个极大的成功；更遑论此诗三章均以“营营青蝇”取喻起兴，把它四处飞舞、不停播乱的特性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这三章前两句仅以更换末一字的形式重复出现，似拙实巧，令人不由对苍蝇产生一种挥之不去的厌恶感。“樊”“棘”“榛”三字一义，其实都指篱笆而言，但每一次变化，又不仅仅是单纯的同义反覆，而是隐含了对苍蝇见缝就叮、不弃不舍的深刻揭露。
其次，这三章诗的后两句也逐章递进，层层见意。第一章是规劝正人君子不要去听信谗言，语言直白如话，是全诗的作旨。第二章列出谗言的第一个危害，那就是搅乱四邻各国间的关系，即所谓祸国殃民。第三章指出谗言的第二个危害，那就是挑拨人际关系，使朋友知己互生嫌隙，反目成仇。而这两种祸害，全在于“谗人罔极”，即进谗者为人处世没有一定的准则，阳奉阴违有之，出尔反尔有之，翻云覆雨、颠倒黑白亦有之。
所以从全诗来看，它的特点既包括取喻确切传神，同时也包括对谗言的危害和根源的深刻揭示。而两者相辅相成，共同使“无信谗言”的规劝和警示显得充分有力，从而大大增强了诗的讽刺、谴责的力度。
这首词描写的是京城夜晚的热闹与繁华。可能是词人刚到京城时所作。上片写京城之夜的喧闹景象，下片则选取了个别情景描绘：“金吾不禁六街游”，金吾不管，满街的妓女随处游荡，拉客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皇都今夕知何夕？特地风光盈绮陌。”词人初到京城，对这里不夜城般的繁华与热闹很是陌生，言谈间充满了探究与好奇。特地风光，即指不同于别处的风物人情。首句总写，领起全文。
“金丝玉管咽春空，蜡盈兰灯晓夜色。”这两句对仗工整，既是白描又是极力的渲染。从中可以看出北宋开基百年来相安无事的一个侧面，当时社会较为安定，人民安居乐业。
“凤楼十二神仙宅，珠履三千鹓鹭客。”过片是工整的偶句，采用了互文见义的写法。“十二”、“三千”不是实数，皆虚指，对仗的同时也写出了京城风月场所的潜滋暗涨，社会风气日益低靡不振。
“金吾不禁六街游，狂杀云踪并雨迹。”末句浓浓一笔，对前文的总括淋漓尽致。
词人一生时常出没烟花之地，写此词未必有深刻的主旨。但从其平自的描写中，可以管中窥豹，了解到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些梗概。京城自古便是富贵显赫、商家大贾云集之地，“光盈绮陌”、“蜡盈兰灯”自不必说。“珠履三千”、“金吾不禁”更令人深深回味，官员与民同乐，不再作威作福，这似乎是社会安定、阶级矛盾缓和的象征，然而偏偏和遍布京畿的“三千”妓女搭配在一起，不能不说是对当时社会的绝妙讽刺，所谓的百年太平，实则已经不太平了，潜在的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
这是祭祀周族祖先后稷以配天的乐歌。周颂中祭祀先王之作，大都篇幅简短。如《周颂·维清》祭祀文王，只有短短五句；此篇祭祀后稷，也不过八句。究其原因，便是周朝历代先王的丰功伟绩，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无须赘述。就此篇而论，后稷的传奇性经历和“诞降嘉种”、“是获是亩”赐民百谷的无量功德，在同属《诗经》的《大雅·生民》中便有详尽的叙述与颂扬。《大雅·生民》即使未能创作于《周颂·思文》之前，而它的富有神话色彩的内容则必然早就广泛流传于民间。
当时的祭祀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活动，祭祀的程序随着乐歌（这里是《周颂·思文》）曲调缓缓进行（据王国维《说周颂》），简短的歌辞一再回环重复，气氛非常庄严，人们会感觉置身于神奇力量的控制之中，参与盛典的自豪荣幸和肩负上天使命的虔诚在此间密切融合。
正因为如此，后稷开创农事、养育万民的功德也是在上天授意下完成的：“帝命率育。”从创作结构上看，“天”“帝”之间是一种紧扣和呼应；就创作意旨而言，又是天人沟通印象的有意识加深。在“人定胜天”观念形成之后，天人沟通、天人感应的思想仍然绵延不绝，并且时时占据着正统地位，何况在其形成之前。在《周颂·思文》产生的当时，天人沟通应该具有甚至不需要任何艺术手段就具有的强烈的感染力量。这样说自然不是说《周颂·思文》毫无艺术性，其实这种祭祖诗本身是一首乐歌，具有娱乐的艺术审美功用。
西周当时已经是君临天下的政权，“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自然是这种权威的宣告，但又是秉承天命子育万民的一种怀柔。昌盛的、向上的政权不会在立威的同时忘记立德，西周政权也保持着这种明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