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组诗第一首头四句，破空而来，用类似散文的诗语，写胡人游猎生活，晴示胡、汉之异。接着以“谁将汉女嫁胡儿”，接到明妃身上。写明妃以“汉女嫁胡儿”，以“如玉”之颜面，冒“无情”之“风沙”，而且“身行”之处，连“中国（指中原）人”也看不到，明示明妃“流落”之苦。接下用“推手为琵却手琶”，紧承“马上自作思归曲”。“推手”“却手”，犹言一推一放。“琵琶”本是象声词，如同现代说的“噼啪”，以乐器之声为乐器之名。一推一放，噼噼啪啪，刻画明妃满腔哀思，信手成曲。但琵琶哀音，却十分感人，连胡人听了“亦咨磋”不已。这种写法与王安石“沙上行人却回首”相同。以上三层，由胡、汉习俗之异，写到明妃流落之苦，再写到明妃思归作曲，谱入琵琶，层次井然，而重点在于这一琵琶“新声谱”。因为作者正是要就此抒发慨叹的。
“玉颜”句承上；“琵琶”句启下。脉络十分清晰，而笔势极为矫建。作者所要讲的就是琵琶“传入汉家”以后的反应。明妃的“思乡曲”，本应引起“汉家”的悲悯、同情与愤慨；然而“汉宫”中却将其视为“新声谱”来“争按”，以别人的苦楚，供自己享乐。“遗恨”、“苦声”并没有激起应有的反响。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汉宫中“纤纤女手”“学得琵琶不下堂”，正是因为统治者喜好这种“新声”的缘故；而喜好这种“新声”，正是因为他们“生于深宫之中”，根本不知道边塞之苦。这里讲的就不止“纤纤女手”了。自石晋割弃燕云十六州，北边广大地区在北宋一直没有恢复，有许许多多“流落死天涯”的百姓。仁宗时，辽国、西夏交替侵扰，而宋朝君臣却仍粉饰大平，宴安如故。“不识黄云出塞路，岂知此声能断肠？”这正是作者对居安忘危、不事振作的宋朝君臣的揭露与谴责。以前写明妃的人，或写明妃个人遭遇，或借以抒发“士不遇”的感慨，欧阳修却从夷夏之辨讲起，从国家大事着眼，这是他高于前人之处。而且，议论国事，却只就琵琶“新声”而言，能从小中见大，因而较《和王介甫明妃曲》后篇的“在诗中发议论”，艺术性更强。
第二首诗中“汉宫”四句化用西汉李延年诗歌之意，略叙明妃事实，笔力简劲。“绝色”两句，紧承前四句，妙在完全用“重色”的君王的口吻说话；“虽能”两句转向责备汉元帝，就事论事，语挟风霜。但这只是为下边两句作铺垫。
“耳目”两句，为全篇警策，宋人说它“切中膏肓”（《诗林广记》引钱晋斋语），得以广泛传诵。诗人说，眼前的美丑尚不能辨，万里之外的“夷狄”情况何以判断？又何以能制定制服“夷狄”之策呢？这是极深刻的历史见解，而又以诗语出之，千古罕见。事实却不是“制夷狄”而是为“夷狄”所“制”。因而自然引出“汉计诚已拙”这一判语。
“汉计诚已拙”语简意深，是全诗主旨所在。汉代的“和亲”与宋代的“岁币”，同是乞求和平，为计之拙，正复相同。诗中表面上是说汉朝，实际上是说宋朝。妙在一经点出，便立即转入“女色难自夸”，以接回明妃身上，否则就成了《和亲论》而不是《明妃曲》。
“明妃去时泪”四句，用泪洒花枝，风起花落，渲染悲剧气氛，形象生动，但主要用以引起“红颜”两句。这两句要明妃“自嗟”“薄命”，怨而不怒。欧阳修对王安石诗中讲的“人生失意无南北”、“汉恩自浅胡自深”等语，也像王回等人一样，有所误解，故下此两句，以使之符合于“温柔敦厚”的“诗教”。欧阳修、王安石的思想境界之差别，亦于此可见。但解释时也不能太坐实，像钱晋斋说是“末言非元帝之不知幸于明妃，乃明妃之命薄而不见幸于元帝”，则与篇首“天子初未识”，“耳目所及尚如此”相矛盾，有失于诗人“微而婉”之旨。
前一首写“汉宫”不知边塞苦，后一首写和亲政策之“计拙”，借汉言宋，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其间叙事、抒情、议论杂出，转折跌宕，而自然流畅，形象鲜明，虽以文为诗而不失诗味。叶梦得说欧阳修“矫昆体，以气格为主”（《石林诗话》），这首诗正是以气格擅美的。
辛弃疾的山水词与前代山水诗不同，不仅是单纯地摹拟自然，更重要的是富于想象，赋予大自然以人格，同时又兼有磅礴的气势。此词就是这样。据词序，《山鬼谣》之名是取屈原《离骚》《九歌》之意。《山鬼》，一曲人神恋歌，词人借以咏雨岩怪石。词写得诡异奇特，与石之“怪甚”十分相称。
上片头二句“问何年，此山来此？”著一“来”字便把偌大一座博山拟人化了。从历史长河中来看，这座山当有形成的日期，但在科学知识不发达的古代，没有人能解答这个问题。提问的对象，并不确指，又巧妙地以“西风落日无语”作答，使渺茫的太古融入了瑟瑟西风、奄奄落日之中，竟不可得一究诘之所。既渲染了冷峻阴森的气氛，又引起日落后神秘可怖的悬想。究诘既无所得，所以紧接着便以猜度之词说：“看君似是羲皇上，直作太初名汝”。《白虎通义》：“三皇者，何谓也？谓伏羲、神农、燧人也。”传说伏羲始画八卦，造书契，揭开了人类文明史的第一页。《列子·天瑞》：“太初者，气之始也”；《周易》“易有太极”疏云：“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即是太初。”说这怪石早于伏羲，实际上便把近在眼前的怪石写得超越千古，无与伦比。这是从纵的方面来写的。“溪上路，算只有，红尘不到今犹古”，则是从眼前的景物照应远古写的。空山无人，溪水清澈，缘溪而行，一尘不染。人间虽然经历了沧桑，但这儿依然“红尘不到”，只此才与太古相似。既突出了雨岩环境的无比幽静，又透露了词人对纷扰、龌龊现实的厌恶。词人独游雨岩的词作，大多抒发了知音难遇的感慨。空山独酌，孤寂可知，“一杯谁举”，与之相对者唯有此一块巨石。然而“崔嵬未起，山鸟覆杯去”，巨石不能与词人共饮，酒杯却又被山鸟打翻了。巨石不起，是无情之物体。而山鸟覆杯，可能是无心，也可能是有意，还或许是精灵所使。或真或幻把“山鬼”之灵从无写到有。由此可见，山鸟的插曲，正是人、物交感的契机。妙在写得空灵，犹如山鸟之去，无迹可寻。与之相对者唯有此一块巨石。
如果说上片写极静的意境，那么下片就写了极动的景象：龙潭风雨，足以惊人；长达三十馀丈的巨石，然被掀而舞，就更加骇人了。继之“四更山鬼吹灯啸”，不禁“惊倒世间儿女”。如此层层渲染，步步推进，直到“山鬼”出场，令人惊心动魄。词人对于雨岩之夜的描绘如此笔酣墨饱，显然是快意于这种景象。龙潭的风雨，石浪的掀舞，山鬼的呼啸，其势足以冲破如磐夜气，其力足以震撼浑浑噩噩的心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惊倒世间儿女”也没有什么不好。在这里，词人长期被压抑被钳制的心声，突然爆发出最激越的声响。可知以怪石为知已，不仅在于它远古荒忽，阅尽沧桑，而且更在于它惊世绝俗，能使人在精神上受到震动。词人与之相通者，大概就在这里。他说：我以石为知已，石亦以我为知已。所以接着说“依约处，还问我：清游杖履公良苦。神交心许。”这个“苦”字语意双关，既是说登山涉水之劳，也是说内心之苦，知已难得，人间难求。既“神交心许”，便深合默契，难分难解，所以最后说“待万里携君，鞭苔鸾凤，诵我《远游》赋”，从横的空间展示了广阔的天地。韩愈《奉酬卢给事云夫四兄曲江荷花行见寄并呈上钱七兄阁老张十八助教》诗云：“上界真人足官府，岂如散仙鞭笞鸾凤终日相追陪。”词人要携带“山鬼”，驾驭鸾凤，云游万里了。词人在这里说“诵我《远游》赋”，主要是表明他追求屈原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屈原内心的苦闷是与追求理想的渴望交织在一起的，辛词的用意亦在于此。
这首词把写景合咏物揉合在一起来抒情言态。由于寓意深刻，感情炽热，形象生动，渗透着对国家兴亡和作者本人身世的感慨，所以有一种扣人心弦的艺术魅力。元人刘敏中曾写过一首《沁园春·号太初石为苍然》，显然摹仿此词。这说明《山鬼谣》一词，对后世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浪淘沙》是较早的词调之一，形式与七言绝句同，内容则多借江水流沙以抒发人生感慨，属于“本意”（调名等于词题）一类。皇甫松此词抒写人世沧桑之感，表现得相当蕴藉。
首句写沙滩远景：滩头细草茸茸，遥接岸上一派疏林。细草初生，可见是春天，也约略暗示那是一带新沙。次句写滩边近景：春潮带雨，挟泥沙而俱下，水昏流急，是扳臀罾捕鱼的好时节。但由于波浪险恶，罾船时时有被弄翻的危险。两句一远一近，一静一动，通过细草、疏林、荒滩、罾船、浪涛等景物，展现出一幅生动的荒沙野水的图画，虽然没有一字点出时间，却能表达一种暮色苍茫之景。正因为如此，三句写到“宿鹭眠鸥”就显得非常自然。大江有小口别通为“浦”。浦口沙头，乃水鸟栖息之所。三句初似客观写景，而联系末句读来，“旧浦”二字则大有意味。今之“沙嘴”乃“去年”之“江心”，可见“旧浦”实为新沙。沙嘴虽新，转瞬已目之为泪，言外便有余意。按散文语法，末句应为“沙嘴去年是江心”。这里语序倒置，不仅音韵和婉协律，而“沙嘴是江心”的造语也更有奇警，言外之意更显。
偌大感慨，词中并未直接道出，而是系之于咏风浪之恶，沙沉之快。而写沙沉之快也未直说，却通过飞鸟归宿，认新沙为旧浦来表现。手法纡曲，读来颇有情致。前三句均为形象画面，末句略就桑田沧海之意一点，但点而未破，读者却不难参悟其中遥深的感慨，也就觉得那人世沧桑的大道理被它“一语破尽”。
首联开门见山，指出宋太祖曾图谋收取幽燕，但并未见诸行动，而予孙又不能继承伐燕的遗志，更是一代不如一代。
颔联沉痛指出严重后果，诗人用两个地名构成对仗，指出北宋没有收复沦陷的国土，空有统一之名，而无统一之实。
颈联举出两个具体事例构成对仗，开国大臣本无统一大志，而后来的真宗在战争胜利时，又订出屈辱求和的城渊之盟。所谓澶渊和约就遗笑百年。
尾联议论作结。辽金入侵中原，北宋灭亡，靖康南渡，界河南移，由白沟推至江淮。产生这一局面，仅责怪徽宗，有欠公允。造成北宋覆灭之祸，未能实现统一，其直接原因是北宋统治者软弱无能，一味妥协退让的结果。
诗人激于亡国之痛与故国之思，回顾了北宋一代的兴亡，批判了北宋开国后对敌退让求和的妥协政策。
全诗“以议论入诗”，但不是抽象的议论，而是运用诗的语言，进行形象的描写。不说北宋没有收复燕云十六州，而蜕“幽燕不照中天月”。不说界河南移，而说“白沟移向江淮去”。诗中运用两个典故，自然贴切；而且由虚转实，引史论今。对北宋之亡不单是进行客观的剖析，而且注入了强烈的抒情。诗人对北宋的屈辱求和，给予严正的批判，其中饱含了深刻而沉痛的爱国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