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政楼原是唐玄宗用来处理朝政、举行国家重大典礼的地方，建于公元720年（开元八年），位于长安城兴庆宫的西南角，西面题曰“花萼相辉之楼”，南面题曰“勤政务本之楼”。
公元729年（开元十七年）旧历八月五日，唐玄宗为庆贺自己的生日，在此楼批准宰相奏请，定这一天为千秋节，布告天下。并以马百匹，盛饰分左右，舞于勤政楼下，又于楼中赐宴设酺，“群臣以是日进万寿酒，王公戚里进金镜绶带，士庶以结丝承露囊更相问遗”，千秋节也就成了一年一度的佳节。然而由于玄宗晚年“勤政务本”早成空话，到安史之乱爆发，只得被迫退位，唐王朝江河日下，千秋节也随之徒有虚名了，甚至连当年作为赠送礼物的承露丝囊也见不到了。诗的第一句说佳节空在，是总论，第二句说丝囊已无，则是抓住了“承露囊”这个千秋节最有代表性的物品来进一步补衬，使得“名空在”三字具体着实了。
这首诗的后两句写诗人移情于景，感昔伤今。杜牧善于以诗论史，借古讽今。“惟有紫苔偏称意，年年因雨上金铺”。这两句采用《诗经·王风·黍离》的笔法，用宫院中的植物茂盛生长暗示王朝兴衰之意。
《诗境浅说续编》云：“开元之勤政楼，在长庆时白乐天过之，已驻马徘徊，及杜牧重游，宜益见颓废。诗言问其名则空称佳节，求其物已无复珠囊，昔年壮丽金铺，经春雨年年，已苔花绣满矣。”金铺，是大门上的一种装饰物，常常做成兽头或龙头的形状，用以衔门环。用铜或镀金做的，叫金铺，用银做的叫银铺。紫苔是苔藓的一种，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
这两句诗从表面看，写的是景，是“勤政楼”的实景，但细细体味，就会感到这十四个字，字字都饱蘸了诗人感昔伤今的真实情感，慨叹曾经百戏杂陈的楼前，经过一个世纪的巨大变化，竟变得如此凋零破败。可以想象，当杜牧走过这个前朝遗址时，所看到的是杂草丛生，人迹稀少，重门紧闭的一片凄凉景象。
诗人不写别的，偏偏从紫苔着笔。这是因为紫苔那无拘无束，随处生长，自得其乐的样子深深地触动了他此时惨淡失意的心情。失意之心对得意之物，自然格外敏感，体味也就更加深刻了。
作者以紫苔见意，又从紫苔说开去，用紫苔的滋长反衬唐朝的衰落，小中见大，词浅意深，令人回味。说紫苔上了金铺，是一种夸张的手法。当年威严可畏的龙头兽首，而此时绿锈满身，如同长满了青苔一般，这就进一步烘托了勤政楼被人遗忘而常年冷落的凄凉衰败的景象。这里，“偏称意”三字写得传神，“偏”，说明万物凋零，独有紫苔任情滋蔓，好像是大自然的偏宠，使得紫苔竟那样称心惬意。这笔法可谓婉曲回环，写景入神了。
这首诗是诗人在极度感伤之下写成的，全诗却不着一个“悲”字。从诗的整体看，诗人主要采用明赋暗比的方法。前两句写的是此刻之衰，实际上使人缅怀的是当年之盛；后两句写的是此时紫苔之盛，实际上使人愈加感到“勤政楼”此时之衰。一衰一盛，一盛一衰，对比鲜明，文气跌宕有致，读来回味无穷。
这首词的上片写梦游旧地而没有与情人相见，下片用兴、比并用的艺术手法，深入刻画梦醒之后离别的痛苦。作者借梦写情，更见情痴，从而使全诗笼罩着凄凉的情感。这首怀人感梦的词，借梦写情，更见情痴，写得不落俗套。
词的上片写梦游旧地而没有与情人相见。词作首先写道：“门隔花深梦旧游。”“门隔花深”即旧游之地，有“室迩人远”之意，即房屋就在近处，可是房屋的主人却离得远了，多用于思念远别的人。“梦旧游”就如“忆旧游”。这一句的意思是说，今夜入如梦，我又仿佛来到她那熟悉的而花团锦簇门前。词人用梦境来写，可以说，梦魂牵绕却比“忆”和“想”更深一层，常言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同时，“门隔花深”有“庭院深深深几许”（欧阳修《蝶恋花》）审美效果。
接着写道：“夕阳无语燕归愁。”意思是说，西边残阳斜照庭院，静悄悄的，燕子归来也似忧愁。“夕阳”与“燕”相连，自然让人想到刘禹锡《乌衣巷》中的：“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之语。刘禹锡在诗歌中表现了沧海桑田，人生多变的感慨。在吴文英的词中，不能不也有“物是人非事事休”（李清照的《武陵春》）的沧桑变化之感。而“燕归愁”即燕子归来，未必知愁，但人既含愁，感觉燕子也含愁。这一句与杜甫《春望》中“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在艺术手法上有异曲同工之妙。词人不写不写人的伤别，而写惨淡的情境，正是烘云托月的妙笔。
接着写道：“玉纤香动小帘约。”“玉纤”即女子纤细柔美的手指。这一句的意思是说，突然回首，看见情人芊芊玉手拉动窗帘的帘钩。此句写人，写情人拔开帘子的神态——纤手分帘。词人注重了细节描写，通过动作描写来表现出情人的美。
下片是兴、比并用的艺术手法。梦醒之后，词人深入刻画这种离别的痛苦。词人首先写道：“落絮无声春堕泪。”意思是说，柳絮在暮春的夜色中无声飘零，一点点都好似离人的眼泪。表面来看，这一句描写了春夜月色朦胧，杨花飞舞，柳絮无声地飘零，好像春在堕泪，实则是在写人。词人通过“春堕泪”比喻人流泪，并“无声”，真有柳永在《雨霖铃》中所说的“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的审美效果。接着写道：“行云有影月含羞。”意思是说，天上一轮月亮高悬，行走的云朵经过而遮住月光，好似含羞的少女。这一句写景，描写了云彩移动，时时遮月，仿佛有影，好像月在含羞。这里，词人通过拟人手法，表明写景，实则写人。词人以景写人，怀人感受不言而喻。
最后写道：“东风临夜冷于秋。”“东风”即春风。这一句的意思是说，夜晚时分，一阵春风吹过，也感觉寒气浸骨，甚至比秋风还要凄冷。这里，词人在对比中，以景结情，不但突出了初春时节的自然状况，而且在“景”和“境”中蕴含着深深的情感——思念之情，寂寞之绪，悲伤之感交织一体。同时，虽然有“暖然如春、凄然如秋”之说，但心中凄然，暖也如秋寒。词人这样写，不但引发读者思考，而且更好地提升了词作的境界，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言近旨远”的审美效果。“落絮无声春堕泪”，兼有两个方面一形象，一是写人，“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柳永《雨霖铃》），写离别时的吞声饮泣。这里略去了。絮花从空中飘落，好象替人无声堕泪，这是写春的堕泪，人亦包含其中。“行云有影月含羞”，和上句相同，也是一个形象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写人，“别君时，忍泪佯低面，含羞半敛眉”（韦庄《女冠子》），是写妇女言别时的形象，以手掩面，主要倒不是含羞，而是为了掩泪，怕增加对方的悲伤。同时也是写自然，行云遮月，地上便有云影，云遮月衬出月含羞。刘熙载说：“词之妙，莫妙于以不言言之，非不言也，寄言也。”（《艺概·词曲概》）此词“落絮”、“行云”一联正是“寄言”。表面是写自然，其实是写情。词人把人的感情移入自然界的“落絮”“行云”当中，造成了人化的然感自然。而大自然的“堕泪”与“含羞”，也正表现了人的离别悲痛的深度，那说是说二人离别，连大自然也深深感动了。这两句把离愁幻化成情天泪海，真乃广深迷离的至美艺术境界。“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九歌·少司命》），“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杜甫《梦李白》）。这种黯然神伤心折骨惊的离情别绪，怎么能忘怀呢！有所思，故有所梦；有所梦，更生思绪。无昼无夜，度日如年，这刻骨相思是够受的。如此心境，自然感觉不到一丝春意，所以临夜东风吹来，比萧瑟凄冷的秋风更不堪忍受了。这是当日离别的情景，也是梦中的情景，同样也是此日梦醒时的情景。古人有暖然如春、凄然如秋的话，词人因离愁的浓重，他的主观感觉却把它倒转过来。语极警策。
春夜风冷，是自然现象；加上人心凄寂，是心理现象，二者交织融会，酿成“东风临夜冷于秋”的萧瑟凄冷景象，而且这种氛围笼罩全篇，此为《浣溪沙》一调在结构上的得力之处。在艺术上，情景交融，提升审美意境。其次，拟人手法，增强抒情性。再次，比兴手法，表现出含蓄性。
上阕，写秋收起义的行动。分两层：
第一层：“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开宗明义，庄严自豪。以对仗的形式写出，给人以声势赫赫、威风凛凛、红旗招展、阵容严整之感。9月9日后，起义军从破坏粤汉铁路开始，分别从江西西部的几个集结地出发，扑向湖南长沙。
第二层：“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这两句点明行军方向，语气急促而斩截明快。“不停留”与“直进”连用，渲染出行军者昂扬的斗志、急迫的心情、加速的步伐和时不我待、日夜兼程的紧张气氛。读者似能看见一队队手持梭镖、身背大刀、肩扛土铳洋枪的革命军战士们行进在湘赣交界处的崇山峻岭、田间水边，白天红旗引路，夜晚火把照明……似能听到嘹亮的军号声，急促的马蹄声和不停的脚步声。由于工农革命军由赣入湘，目的是会合平江、浏阳的起义农民，协同攻打长沙，于是下片词的表现空间，也由上片的“匡庐一带”转入“潇湘”亦即湖南境内。
下阕，写起义的根本原因和声势。分两层：
第一层：“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揭示出农民暴动的根本原因和正义性。“重重”，反映压迫之深；“个个”，强调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普遍性。
第二层：“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写出了起义的时间和声势。“秋收时节”，交代了季节，含有9月9日重阳节之意。“暮云愁”写出了“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氛围。用一个“愁”字作谓语，加以拟人化，突现了氛围的凝重、激越和悲壮。饱受痛苦的农民和工人实在忍受不住了，怀着数千年做牛做马的旧恨和对蒋介石、汪精卫大屠杀的新仇，必然产生“霹雳一声暴动”的结果。“霹雳一声”承“暮云愁”而来，黑密的阴云，饱含着雨滴，必然要产生巨大的雷鸣，这就是暴风雨的前奏曲。
这首词的艺术特色主要是明白晓畅、平中见奇。词句人人皆懂，十分通俗，很符合工农战士的口吻，但“平”中见“奇”，词句越读越有滋味；另外采用了口语化的典故。“同仇”来源于《诗经》：“修我戈矛，与子同仇”。“霹雳”来源于《七发》：“夏则雷霆霹雳之所感也。”这样，少孺皆懂，达到了雅俗共赏的艺术境界。
这篇征行赋作于汉安帝永初七年（公元113年），斯年班昭随儿子曹成（字子谷）去陈留赴任。本赋主要是抒写沿途的所见所感，注重四个方面：
一是写离开京城的悲伤之情；当“去故就新”时，想到身寄异地，悲伤不已，彻夜难眠。随着行程的推进，离京城越来越远，而“怀土”念故之情越发沉重，由此表达了身不由已的悲情。
二是写长途跋涉的劳苦之情。班昭历经七邑，风餐露宿，跋山涉水之劳，在所难免。赋文直言其事，既有巩县多艰，又有河洛险阻，更有桑间露宿。由此不能不追怀上古安居乐业的时代生活。
三是写缅怀先贤之情。过匡地而同情孔子受困的厄运，过卫地赞美子路的勇义精神，过蘧乡时追怀伯玉的美德不朽。这些怀古之情，既是表明自己的情感志趣的高尚，也是借古人“衰徴遭患”的命运来宽慰自我，聊以解忧。
四是写体察民难之情。这方面的文字虽然只有四句，而从蒲城丘墟、荆棘丛生的荒凉景象的描写，表明了东汉末年的时乱所带来的灾难。作者有意识的“察农野之居民”，可见班昭对灾难深重的农民是寄予同情的。
时隔十六年后，蔡邕由陈留赴京，正好与班昭的行程逆向而动，但同样呼出“民露处而寝湿”的共同心声，这不能否认此赋所产生的影响。
赋末“乱辞”直抒其情，强化了赋文的抒情主题，将个人富贵难求、俟时难得的命运，与东汉末年愚智不分、吉凶莫测的社会命运相联系在一起，其深刻性就在于，在交待自身遭受厄运的同时，透露了对社会的批判之情。
本赋的语言简明畅达，一气呵成，读来感人至深。
此外，其乱辞称：“ 先君行止，则有作兮，虽其不敏，敢不法兮。”这表明班昭的《东征赋》是效法其父班彪的《北征赋》而作。赋中记叙自洛阳至陈留的经历，对于孔子、子路、 蘧伯玉等先哲前贤多有称颂，都是触景生情，发为感慨。和班彪的《北征赋》相比，《东征赋》的感情描写更为细腻，作者把自己内心的矛盾和苦闷曲折而真实地反映出来，强自开解而又无可奈何，低徊往复，而又有古淡的文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