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情调酷似《诗经》中的“国风”，重在叙述行军艰难而紧张，并没有《毛诗序》所说“役久”的意思。全诗三章，以赋叙事抒情，头两章叠唱，意思相仿，诗人在急行军途中，迎面映入眼的是陡崖峭壁，挡住队伍的去路，忍不住惊呼道“维其高矣”、“维其卒矣”。头两句写所见，中间两句写所感，叹惋山川遥远，跋涉攀援，步步维艰，疲劳不堪，十分盼望抵达目的地。然而“山川悠远”，不知道何日才能走到。最后两句点题，交代急行军。“武人东征”一句贯穿全诗，三章都有，点明抒情主体与事件。首章“不皇朝矣”句，说明行军紧急，起早摸黑，天不亮就上路。第二段“不皇出矣”句蕴藏着更多难言的痛苦，行军紧迫，不断深入，无暇顾及以后能否脱险。也就是说至此生命已全置之度外。
第三章诗人笔锋一转，突然伸向天空，描写星空气象，与首章“朝矣”句相应，暗示是夜晚行军。朱熹说前四句“豕涉波，月离毕，将雨之验也”（《诗集传》）。这可能是诗人引用已有的气象民谚。近人闻一多指出：“豕涉波与月离毕并举，似涉波之豕亦属天象，《述异记》曰：‘夜半天汉中有黑气相连，俗谓之黑猪渡河，雨候也。’《御览》引黄子发《相雨书》曰：‘四方北斗中无云，惟河中有云，三枚相连，如浴猪狶，三日大雨。’与《诗》之传说吻合，是其证验。《史记·天官书》曰：‘奎为封豕，为沟渎。’《正义》曰：‘奎……一日天豕，亦曰封豕，主沟渎……荧惑星守之，则有水之忧，连以三年。’《易林·履之豫》诗曰：‘封豕沟渎，水潦空谷，客止舍宿，泥涂至腹。’此与《诗》所言亦极相似，是《诗》所谓豕白蹢者，即星中之天豕，明矣。”（《周易义证类纂》）依闻一多的说法，天豕为二十八宿之一的奎星，奎由十六颗星组成，所以说“烝涉波”。杨慎《古今谚》中“谚语有文理”条也说：“天河中有黑云，谓之黑猪渡河，主雨。”可与此相参证。“月离毕”说的是月亮靠近毕宿，古人同样视为下雨的征兆，《尚书·洪范》说：“月之从星，则以风雨。”此星即指毕星。应劭《风俗通义》说：“雨师者，毕星也。”其下即引用此诗“月离”两句为证。《晋书·天文志》也说“月行入毕多雨”。所以这首诗前四句是引气象民谚，预兆将有滂沱大雨。“俾”字点明尚未发生，姚际恒《诗经通论》引姚炳的说法“将雨、既雨，诸说纷如”，实际上诗中原本是说“将雨”，而不是“既雨”，这个意思已经很明显了。正因为诗人担心遭遇滂沱大雨，行军难上加难，一心一意只想加速行进，无暇顾及其他，所以才说“不皇他矣”。三个段落的末句意思递进，旅途的苦情、忧虑一层深过一层。
这是一篇政治抒情诗 。《唐诗鼓吹评注》谓 ：此诗“指孙揆败于沙陀之事”。沙陀，以族名代称藩镇李克用 。唐昭宗大顺元年（890），李克用占据邢 、洛、 磁三州。昭宗不顾多数大臣的反对，采用了宰相张浚等人发兵讨李的主张。由于对形势估计不足，结果三战三败。张浚的副手孙揆，就在这年九月李克用破潞州（今山西长治西南）时被杀。李克用的军队乘胜纵兵夺掠晋、绛、河中一带 。百姓家破人亡 ，赤地千里 。大顺二年春正月 ，昭宗被迫罢了张浚等人的官，二月又为李克用加官晋爵 。 诗人吴融时在潞州金桥，有感于此，写下此诗。
首联“太行和雪叠晴空，二月郊原尚朔风。”的意思是：皑皑白雪覆盖着巍巍太行，重峦叠嶂，高耸在晴朗的天空。红日、白雪、蓝天，色彩鲜明，宛若浮雕。时令已是早春二月，莽莽郊原依然是北风狂舞，寒意料峭。一个“尚”字，用得极妙，写出了诗人的心境和感触。目之所见，体之所感，丝毫没有春意。景色之美，气候之寒，更衬出诗人心中的悲凉。两句为下面的“感事”，渲染了气氛。
颔、颈两联，一连串用了四个历史典故，委婉含蓄地表达了诗人对当时政治形势的认识和感叹。用典，是古典诗中常用的一种形象化的手法。一首诗中过多地用典，往往会弄得诗意晦涩难明。《金桥感事》虽连用数典，却不觉难懂。诗人正是在曲折变化中，贴切地表达了难以直言之隐旨，把抽象的感情变得形象化、具体化了，题旨亦因之更为突出、鲜明。“饮马”，是用《左传》故事。公元前579年，晋楚战争中，楚军骄横狂妄，扬言“饮马于河（黄河）而归”。这里比喻李克用有“饮马于河”的军事野心。因为李克用的军队，早在公元883年（中和三年）与黄巢作战时，就已打进过帝都长安，故说“饮马早闻临渭北”。“射雕”，用了北齐斛律光射落雕鸟的故事。“雕”是一种鸷鸟，猛健善飞，不易射得。这里用斛律光的英勇善射，暗喻实力强大的李克用将要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山东”指太行山以东地区。这句是说李军正蓄谋打过太行山。
“百年徒有伊川叹，五利宁无魏绛功？”笔锋一转，由述古喻今进而抒感言怀。诗人没有直抒胸臆，仍然是借用典故来表达。“百年”句用了周朝辛有的故事。周平王迁都洛阳时，大夫辛有在伊水附近看到一个披发的人在野外祭祀。披发是戎族的风俗习惯，辛有据此预言这地方必将沦为戎人居住。辛有死后，戎人果然迁居于伊水之滨。诗人在藩镇割据的混战中，预感到唐王朝必将灭亡。他不可能直陈其事，但又不能不说，所以用辛有的典故，巧妙地抒发了对国家命运的忧虑。辛有的预言生前无人理睬，死后却备受赞叹，这根本没有作用。肺腑之言，泻于毫端。尽管个人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但诗人仍希望皇上采用古时魏绛的方法，以期收到“五利”之功。魏绛是春秋时晋悼公的大夫。晋国所在地的山西，是个汉、戎杂居的地方，民族间经常发生战争。魏绛曾建议用“和戎”方式解决矛盾，他认为“和戎”有“五利”，晋悼公采用了魏绛的主张，因此收到“修民事，田以时”的政治效果。这句，通过肯定魏绛，婉转地批判了唐王朝这次对李克用的用兵。
“日暮长亭正愁绝，哀笳一曲戍烟中”中以情景交融之笔结束全诗。夕阳西沉，长亭遥对，哀笳一曲，戍烟四起，在这般战乱凄凉的环境中，一位“惊时感事俱无奈”（见其《重阳日荆州作》）的诗人，独自忧愁、感伤。胡笳，是一种乐器，可以表达喜怒哀乐等不同的感情。这里用一“哀”字状胡笳声，不仅把客观世界的声音同诗人主观世界的感情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且暗示着这次战争的失败，必将给百姓带来更大的灾难。“戍烟”，戍楼的烽烟，与在太平时节的缭绕炊烟全然不同，给人一种动乱不安的感觉。二句十四字，把情、景、事，声、色、形，熔铸于一炉，真是极尽精炼概括之能事。
全诗情感激越，悲愤凄怆，诗人的忧思愁绪，在诗中层层推进，千回百折，读来让人荡气回肠，心潮起伏。
前人谈谢灵运，都认为他是山水诗人之祖。而山水本自然景物，观赏者角度不同，思想感情每个人都不一样，同一风光，在不同诗人的笔下就未必面貌相同。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谢灵运写山水诗，贵在其善于用精美准确的词句客观地刻画出山水景物奇异而微妙之处，有似看细腻的工笔画。然而这种精心刻意的描绘，又与他一生复杂多变的政治处境和矛盾纠缠的思想感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同为山水诗，他的作品既不同于鲍照，也不同于谢朓。而谢灵运诗的真正特点，在于他能用深细的笔触来摹现其内心微妙的感情。即如现在要介绍的这首《邻里相送至方山》，就不是山水诗，而是一般的赠别抒情之作。表面上虽语多旷达，骨子里却是恋栈朝廷的，作者终于用凝炼而微带生涩的语言把这一真实而隐曲的思想给勾画出来了。这就是谢灵运诗值得借鉴的地方。
此诗共十四句，前四句和中四句各成一小段落，末六句自成起讫，而这六句中，每两句又各为一层意思。其中最难讲的是中间“析析就衰林”四句，自闻人倓《古诗笺》至近人许多注本，几乎没有一位把它讲透了的。
开头四句写自己将出任郡守，因与邻里有旧情而不忍分别。“祗”，敬。古书多以“祗”字与“奉”、“承”、“仰”、“候”等动词连用，因知“祗”字亦涵有上述诸词之义。“役”，行役，指出任郡守是为朝廷服役。“祗役”，敬其职役，指郑重对待皇帝的任命，故须到官就职。“皇邑”，犹言帝都。第一句是说由于敬承王命而服役赴郡，故出京远行。第二句是说要去的目的地。永嘉在今浙江，古瓯越之地。“相期”的“相”，虽有互相、彼此之意，却不一定有对方存在。这里的“相期”只是期待、打算的意思。“憩”本是休息、止宿，这里用得别有涵义。作者到永嘉是去做官的，不是去度假的，到任之后，根本谈不到“憩”，而应该是勤于公务。而作者却用了个“憩”字，言外之意，作者被朝廷外迁并非受重用，而是投闲置散；而作者本人也并不想在外郡有所建树，只是找个偏僻地方休息休息。这就是下文“资此永幽栖”的“根”。“资此”，借此，利用这次机会；“永幽栖”，长期栖隐起来。把做官看成“幽栖”，并且想长此以往地生活下去，这就是反话，就是牢骚。事实上，谢灵运本人原是不甘寂寞的。
接下去，作者写船要解缆启程了。“及流潮”，趁着涨潮的时候。这句是说自己要离京出发了。但第四句又一转，说由于怀念亲旧而不忍离去，所以一时还未能出发。这种欲行又止的描写并非纯粹指行动，因为船终于还是解缆出发了；而是写心理活动，即该走了却不想走，不想走又不能不走。表面上是与邻里亲友依依不舍，实际上是对“皇邑”的恋栈。读下文自明。
以上是第一小段，下面四句是第二小段。“析析”二句是写实，也是比兴。这时船已前行，途中所见，应为实景；但与“含情”两句相连，则又属比兴了。“析析”，风吹树木声。“就衰林”，叶笑雪《谢灵运诗选》注云：“就，迎面而来。岸边的树林是静止的，江上的船则顺风随流急驶，在船中看岸上的树林，不觉船动而只看到树林向自己走近。”这个讲法颇具诗意，但不一定确切。依叶说，“就衰林”的“就”主语应为船，应为乘船人；而叶的解释却成了倒装句，成为“衰林”迎面而来，其本身逻辑已觉混乱；如与下文对举，则“皎皎”与“明”皆“秋月”之形容词，除“析析”与“皎皎”为对文外，其它词语并不严格对仗。且“衰林”亦为不词，不能同“秋月”相提并论。鄙意下句既点出“秋”字，则上句亦为秋景无疑。而谢灵运出京赴郡是在公元422年农历七月，虽交秋令而木叶尚未衰枯。这时就把树林称之为“衰”，似乎不确切。故应读为“就衰”林始合。“就衰林”者，已经出现衰的迹象、向着衰的趋势发展之林也。耳之所闻，乃析析风吹木叶之声，感到又是秋天了，原来葱翠的林木从此又要日就衰枯了；而目之所接，却是皎洁明亮的秋月。作者动身的当晚是七月十六，正值月圆，故为写实。这与第一小段实际已有一段间隔，即跳过了船已解缆，人已离岸的阶段，而写途中景物了。“含情”二句，旧注多讲成作者自谓，而把“遇物”的“物”讲成林和月。其实，此二句乃逆承上文，“含情”句是说“月”，“遇物”句是说“林”，但同时又是借外景以抒内情，实质仍在写自己思想感情的变化感受。夫七月十六正月盈之时，因之作者联想道：由于月亦含情，尽管它经常有亏缺晦暗之时，而每月总要盈满一欢，看来这也并非难事。正如多情之人，一有悲欢离合，感情自然流溢，这也是一种不能自制的表现。即如自己之迁离皇邑，远赴越瓯，虽已成行，犹“怀旧”而“不发”，这也正是情不自禁，“易为盈”的表现。而“遇物难歇”，即《韩诗外传》所谓之“树欲静而风不止”，“物”指“风”，乃承“析析”句而言，指林木之声析析，正因风吹而不能自止。亦如自己本不欲迁外郡，而朝命难违，身不由己，欲罢不能，只好扬帆上路。旧注或将景语与情语割裂，或引老庄之言而故求艰深，恐皆无顺理成章之妙。若依鄙说，则因实而入虚，见景而生情，转折亦较自然，层次似更清楚。故不惮辞费，析言之如上。
最后六句，在全诗为第三小段，就题意言是点明与邻里告别之主旨，即做为诗之结尾。但中间每两句为一层。“积疴”二句从自己说起，“资此”二句既与赴郡相关联，又同来送行者相呼应。最后“各勉”二句看似与邻里赠别的套语，实将自己留恋京都、不甘寂寞之意“不打自招”式地点出。有人认为谢灵运的山水诗每于结尾处发议论，成为无聊的尾巴，而这首诗恰好相反，正是从末两句透露出作者深藏于内心的底蕴。先说“积疴”两句。上句说由于自己多病，因此对人生的考虑已力不从心，只能“敬谢不敏”，言外之意说：一切听从命运安排，爱把我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下句说自己本淡泊于名利，没有什么欲望可言，因而感觉不到自己有什么不满足的地方。言外指自己由于身体健康状况不佳，又不想贪图什么，因此留在朝中也罢，出任外郡也罢，反正都无所谓。看似旷达，实有牢骚。于是接着说到第二层，他认为此次出任永嘉太守，倒是自己借以长期隐蔽、不问世事的好机会，看来同皇帝、同都城以及在都中盘桓甚久的邻里们，都将长期分手，不仅是分别一年半载的事了。其实这两句也暗藏着不满意的情绪，言外说皇帝这次把自己外迁，大约没有再回转京都的希望了。其患得患失之情，真有呼之欲出之势。而结尾两句，上句是说：我们要彼此互勉，都能做到“日新”的水平，以遂此生志愿。“日新”，《周易》屡见，如《大畜》云：“日新其德。”《系辞上》云：“日新之谓盛德。”又《礼记·大学》引汤之盘铭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都是进德修身之意。下句则说：希望亲友仍经常沟通消息，只有经常得到信息，才能慰我寂寞。“寂蔑”，与“寂灭”同，也是岑寂、孤独的意思。这两句也属于无形中流露出自己恋栈京都、热中政治的思想感情的诗句。一个人既已“谢生虑”、“罕所阙”而且打算“永幽栖”了，就不必“各勉日新志”了。他认为只有京城中的亲友邻里有信来，才能慰其“寂灭”之情，可见他所说的“永幽栖”只是牢骚而并非真话。从而可以这样说，作者的真实思想感情是并不想离开帝都建康，可是在诗里却说了不少故作旷达、自命清高的话；而恰好是在这种故作旷达、自命清高的诗句中透露了他对被迫出任郡守、不得不离开京城的牢骚不满。这既是谢灵运本人特定的思想感情，而且也只有谢灵运本人的诗才，才写得出他这种特定的复杂矛盾的思想感情。只有从这种地方入手，才会真正理解谢灵运及其脍炙人口的山水诗。
这篇文章写孟子同梁惠王的谈话。当时各国为了要增产粮食和扩充兵员，都苦于劳动力不足，所以梁惠王要同邻国争夺百姓，采取了自以为“尽心”的措施，可是目的并没有达到。孟子抓住了这个矛盾，指出梁惠王的“尽心”并不能使百姓归顺，同时提出自己的主张，只有“行王道，施仁政”，才是治国的根本办法。全文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1段），提出“民不加多”的疑问。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统治者，对外争城夺地，相互攻伐，“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对内残酷剥削，劳役繁重，破坏生产力。这就造成了兵员缺乏、劳力不足。争夺人力，成为各诸侯国统治者的当务之急。梁惠王提出“民不加多”的疑问之前，自诩“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然后以赈灾救民为例，申说自己治国胜于“邻国之政”，“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从两方面描述救灾的具体措施。“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进一步突出梁惠王的自矜，为下文的“五十步笑百步”作铺垫。“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梁惠王希望更多的民归附自己，孟子正是利用梁惠王的这种心理来宣传“仁政”思想并想引导他实行王道政治的。
第二部分（第2-4段），分析“民不加多”的原因。孟子不直接回答“民不加多”的问题，而是用梁惠王熟悉的事例设喻，启发对方，使对方容易接受。“王好战，请以战喻。”总提一句，然后举出两个逃兵“弃甲曳兵而走”的两种情况。根据败逃距离的远近，提出“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的反问，进一步启发，诱使对方在不知不觉中说出否定自己论点的话：“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最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这两句忽然转入正题，既回答了“民不加多”的原因，又揭示了五十步笑百步的寓意：梁惠王的“移民移粟”跟邻国统治者的治国不尽心，实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形式上数量上不同而已。这里暗示着梁惠王搞小恩小惠并不能使民加多，要使民加多，必须施仁政、行王道。于是文章就自然而然地由第二部分过渡到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第5-7段），阐述了孟子“仁政”的具体内容──使民加多的根本措施。
第5段阐述“王道之始”的道理。孟子认为，合理地发展生产，使老百姓“养生丧死而无憾”是实行仁政的开端，也是使民加多的初步措施。“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三组排句，提出了发展生产的三种措施，以及采取这些措施后所产生的效果。连用“不可胜……也”的句式，给人以吃不完、用不尽的感觉，大大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接着又用“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来小结前三组排句，又以这个结论为前提推出新的结论：“王道之始也。”作者在这里把三层意思、三方面的内容紧紧联系在一起，并把“使民加多”的问题跟行王道紧密联系起来。
第6段，阐述王道之成的道理。这一段，孟子进一步提出教养百姓，使民心归顺的仁政主张，也是“使民加多”的根本措施。“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这三组排句又提出了发展生产的三种措施，以及采取这些措施后所产生的效果。这三种措施与上文的三种措施相比，显然前进了一步，具有更强的主观能动性。孟子不仅主张养民，还主张教民：“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作者在这里连用四组排句，把自己的主张层层铺叙，渲染得有声有色，为梁惠王展现出一幅美好的前景。然后用“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两句承上启下，顺理成章地得出“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的结论，与前文“王道之始也”相呼应。
第7段，阐述使民加多应有的态度。孟子批评统治者的虐政，从反面证明自己主张的正确。前两段已经把行王道的道理讲得十分透彻，这一段照应文章的开头。梁惠王口口声声说“于国尽心”，可是“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哪里谈得上“尽心”呢？“狗彘食人食”和“涂有饿莩”形成鲜明的对比，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不平等。接着作者针对统治者归罪于岁的推诿，运用比喻进行驳斥：“涂有饿莩”归罪于年成不好，如同“刺人而杀之”归罪于武器一样荒唐，害民的不是荒年而是统治者的虐政。最后两句，“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言简意赅。不归罪于年岁，而是要反省自己，革除虐政，施仁政，行王道，使百姓住有房，耕有田，吃饱穿暖用足，接受教育，懂得礼义，才能使他们归服。“斯天下之民至焉”回答了开篇梁惠王提出的“民不加多”的疑问。
诗的前两句写边镇少数民族将领的逸乐，后两句写关西老将长期征战之苦。诗人把“黑姓蕃王”与“关西老将”作鲜明对照，表现了汉、蕃两族将领的苦乐不均，这首诗就上升到了政治层面，使诗歌境界得到了提升。
“黑姓蕃王貂鼠裘，葡萄宫锦醉缠头。”两句写边镇少数民族将领的逸乐。从三个方面写黑姓蕃王的生活：一是穿着：貂鼠裘以示名贵；二是宴饮：写纵荡不羁；三是玩物：葡萄宫锦以示器物的奢侈。写边镇蕃王，不去写他的军事生活，而是选择一些细节写他的享乐生活，可以看出他们的地位，他们的骄纵。
“关西老将能苦战，七十行兵仍未休。”两句写关西老将长期征战之苦。“能”，主要不是说具有能力，而是说其不得已。一个“苦”字，是关西老将全部征战生活的写照。“七十”，写出了老将年迈而非确指。“仍”概括了老将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征战生活，“苦”字自在其中。写“关西老将”专写其征战生活，与“黑姓蕃王”适成鲜明对照。“黑姓蕃王”逸乐如彼，“关西老将”苦战如此，诗人因而感慨。诗中仅把两种鲜明对照的现象作客观罗列，而写的实际是诗人所感。
岑参这篇作品以自己边地所见把“黑姓蕃王”与“关西老将”作鲜明对照，表现了汉、蕃两族将领的苦乐不均，这样，这首诗就上升到了政治层面，使诗歌境界得到了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