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作于戊午（1858年）至癸亥（1863年）之间。
瑞香属木木花种，香气馥郁是最重要的特点。这首咏花词，上片集中赞叹它的芳香。说它“花气霭芬芳”，如团团云雾久久不散，以致令“翠幕重帘不染尘”，灰尘也被香雾驱走了。又说它“梦里真香通鼻观，氤氲”，它已不是花香，而是能使通体澄明虚静的一种梦里真香，如佛家修炼获得的通透鼻观的内心感受。因而又怀疑它莫不是倩女的离魂就在这里。香气异常抽象，以瑞香的馥郁感受，不是一个统称的“香”可以说清，词人调动了各种方法来表现它，获得了艺术的效果。下片着重写花的品格和姿色的可爱。“细蕊缀纷纷”，是说它花蕊细小，多而密，好像连缀在一起的样子。瑞香有不同品种，词人又特别举出“淡粉轻脂”的一种“最可人”。从一般到个别。又说它色泽淡雅，“懒与凡葩争艳冶”，见之有一种“清新”之感。这里又通过词人的主观品鉴，赞扬了它的品格高雅，甘为寂寞。它“赢得嘉名”并不是去与凡葩争奇斗妍获得的，是自然而然获得的，即所谓桃李无言，下自成蹊。人们喜爱它，才“自冠群”，自成为群芳之冠。上下两片层次分明。瑞香以香著称，所以值得注意的是词人从多方面多角度，以及不同的方法来表现它的这一突出特点，几近于可触可摸。
缪钺先生曾论唐宋诗之别道：“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酝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唐诗如芍药海棠，秾华繁采；宋诗如寒梅秋菊，幽韵冷香。”（《论宋诗》）不仅风格如此，就审美取向来看，也很有区别。例如，唐人笔下，多写牡丹，而宋人笔下，则多写梅花。宋人喜爱梅花的程度，正如南宋人赵师秀所形容的：“但能饱吃梅花数斗，胸次玲珑，自能作诗。”（韦居安《梅涧诗话》卷中）要想欣赏晏诗，首先得看一下宋代最富盛名的林逋的《山园小梅》：“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晏诗对林诗既有继承又有翻案。晏诗里的这株古梅，长在寺院之中，斜欹门槛屋檐。吹香、照影，就是林诗的暗香、疏影，但梅香只许仙人欣赏，梅影只许高士游观，而不容游蜂野蝶相顾，这就明显和“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不同了。如果说，林诗中的梅像一个寒士的话，那么，晏诗中的梅就像一个高僧。你看，时与高贤名士相过从，月涧照影，苔色映姿，确实使人生出关于禅房的联想。所以，最后用神秀和惠能的偈语赞道：“本性由来不染埃”，就是明确点出这一点。这就比只用僧人的清瘦与梅花相联系（如徐集孙《竹所吟稿·杜北山同石峰僧来访》：“梅花同伴瘦，一瘦有谁过？”）似乎进了一步。以梅花喻修持的作品还有不少，如虚舟普度禅师的《墨梅》：“常忆西湖处士家，疏枝冷蕊自横斜。精明一片当时事，只欠清香不欠花。”以画梅作喻，花之易画而香之难形，亦正如所谓道，凡能言语叙说的，终落下乘。
该诗首句“亚槛倾檐一古梅”，以简洁的笔墨勾勒出古梅的高大道劲。古老苍劲的梅枝，高大粗壮。枝头梅花盛开，枝条旁逸斜出，斜掩着栏杆和屋檐。“几番有意唤春回”，赞颂了梅的品格高洁。他是先行者，报春而不争春。在彻骨的清寒中，梅花傲然绽放，为的是唤得春回人间。这也是诗人人格的写照，他几番想“北定中原”，“收拾旧山河”，像梅花一样，唤回大宋朝社稷的春天。但诗人空有一番抱负而不能实现，只能远离京师，独善其身，保持自己高洁的品格。
颔联“吹香自许仙人下，照影还容高士来。”“仙人”和“高士”品格自高，不合流俗。“吹香”描写其袭人的清香；“照影”描写其清雅的芳姿。这清香与芳姿只允许仙人和高士欣赏和品鉴，俗人没有资格观赏也理解不了梅花的精神意趣。诗人既可以来此观赏，说明能与梅花志趣相投，品格相通。梅如人品，人如梅品，相互欣赏而心志契合。人之精神与梅之精神相往来，相悦相赏。
“月射寒光侵涧户，风摇悴色锁阶苔”以月光梅影侧面烘托梅的品格。月光皎洁，清辉如霜。在这月光下，梅摇影动，洒布阶苔。梅花精神的高洁与月光的皎洁在诗人心底交相辉映，晶莹洁净，纤尘不染。诗人借月光把梅的精神具体化了，使之如置眉睫之前。
“游蜂野蝶休相顾，本性由来不染埃。”这两句直接赞颂梅花品格的高洁。“游蜂野蝶”喻指世俗中人，品格庸俗之人。花香花美自然蜂围蝶转，好像世人趋于势利。梅花则不然，它超尘拔俗，拒绝蜂蝶相扰，因为它“本性由来不染埃”。诗人于古梅树下，物我俱泯，尘虑顿消，置身朝廷时的烦恼此时也渐渐淡化、消失，心情得到暂时的解脱。
这里的“本性由来不染埃”和六祖惠能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意思不同。诗人所谓的“不染埃”指的是志趣高洁，不与趋炎附势的人同流合污。惠能的“无一物”指的是不思善，不思恶，一念不起，即使是“空”念也不要起。志趣高洁体现着诗人对自己的道德要求，诗中处处体现着诗人不合流俗的志趣。但是，第三联所描绘的景色却是纤尘不染的禅境。在斑驳的梅影和皎洁的月光下，诗人忘怀得失，渐渐融人这一境界，这种禅境是佛家空境与诗人高洁品格交相辉映的禅境。
全诗正面勾勒古梅的形神，用仙人、高士、月光、梅影侧面烘托梅花的高洁，尾联点题，直抒胸臆。义脉连贯，水到渠成。作者移情于物，以澄澈淡泊的胸怀观照高雅香洁的梅花，“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物我一体，情景交融，创造了淡雅空净的禅境美，恰似诗人孤傲高洁的内心。
这是讲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不分大小，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多寡，财富不分贫富，大伙儿一律平等，以礼相待，、以诚相待。这应当是国与国交往的前提。咱们现在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也包含这方面的内容吗？
这个原则也可以扩大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当中。人不分男女老幼，黑白胖瘦，身份地位，权力大小，名气高低，大伙一律平等，人人享有受人尊重的权利，也有尊重他人的义务。相待以诚，相待以礼，相敬如宾，相互尊重，是起码的做人准则。上天没有赋予谁有特权可产藐视他人、愚弄他人、傲慢无礼、为所欲为、无法无天、视他人为草芥。
俗话说，人穷志不短。上天赋予人的权利是平等的，并没有对某某人另眼相看。四海之内，普天之下，大伙都同样头顶一片蓝天，同样脚踏一方土地，生来是人，死了变鬼，没有谁更优越。
辛弃疾的这首《水调歌头》，是一首感时抚事的答别之作。
此词上片分两层，前两韵是第一层，直接抒写诗人的“长恨”和“有恨无人省”的感慨。作者直接以“长恨复长恨，裁作短歌行”句开篇，乍看似觉突兀；其实稍加思索，就会明白其深刻的感情背景。由于北方金朝的入侵，战乱不息，被占区人民处在金人统治之下，而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却非但不图恢复，还对主张抗金北伐的人士加以压制和迫害，作者就曾多次受到打击。这对于一个志在恢复的爱国者来说，不能不为此而感到深切的痛恨。如此“长恨”，在“饮饯席上”难以尽言，所以词人只能用高度浓缩的语言，把它“裁作短歌行”。“短歌行”，原是古乐府《平调曲》名，多用作饮宴席上的歌辞。词人信手拈来，融入句中，自然而巧妙地点明了题面。“长恨”而“短歌”，不仅造成形式上的对应美，更主要的是显示出那种恨不得尽言而又不能不言的情致。“何人为我楚舞，听我楚狂声”一句，合用了两个典故。据《史记·留侯世家》载，汉高祖刘邦“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由于留侯张良设谋维护太子，此事只好作罢，戚夫人因向刘邦哭泣，刘邦对她说：“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歌中表达了刘邦事不从心、无可奈何的心情。又《论语·微子篇》载，楚国隐士接舆曾唱歌当面讽刺孔子迷于从政，疲于奔走，《论语》因称接舆为“楚狂”。辛弃疾在这里运用这两个典故，目的是为了抒发他虽有满腔“长恨”而又无人理解的悲愤，一个“狂”字，更突出了他不愿趋炎附势、屈从权贵的耿介之情。从遣词造句看，这一韵还妙在用“何人”呼起，以反诘语气出之，大大增强了词句的感人力量；而“为我楚舞”，“听我楚狂声”，反复咏言，又造成一种一唱三叹，回肠荡气的艺术效果。词人在直抒胸臆以后，紧接着就以舒缓的语气写道：“余既滋兰九畹，又树蕙之百亩，秋菊更餐英。”一韵三句，均用屈原《离骚》诗句。前两句径用屈原原句，只是“兰”字后少一“之”字，“畹”字后少一“兮”字。“餐英”句则从原句“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概括而来。兰、蕙都是香草，“滋兰”、“树蕙”，是以培植香草比喻培养自己美好的品德和志节。而“饮露”、“餐英”，则是以饮食的芳洁比喻品节的纯洁和高尚。作者在这里引用屈原诗句，并用“滋兰”、“树蕙”之词，显然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志节和情操。屈原在忠而被谤、贤而见逐的情况下，仍然坚定地持其“内美”和“修能”，执着地追求自己的理想，词人在遭朝中奸臣谗言排挤，被削职乡居的情况下，依然不变报国之志，表明自己决不肯随波逐流与投降派同流合污，沆瀣一气。“门外沧浪水，可以濯吾缨”一句，仍承前韵词意，从另一个角度表明自己的志节和操守。这里又用一典。《楚辞·渔父》中说，屈原被放逐，“游于江潭”，“形容枯槁”，渔父问他为什么到了这种地步，屈原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劝他“与世推移”，不要“深思高举”，自讨其苦。屈原说：“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也不肯“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渔父听后，一边摇船而去，一边唱道：“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意思是劝屈原要善于审时度势，采取从时随俗的处世态度。词人化用此典，意在进一步表明自己的志节情操。
下片头三句“一杯酒，问何似，身后名？”遥应篇首，意在抒发自己理想无从实现的感慨，情绪又转入激昂。据《世说新语·任诞》载，西晋张翰（字季鹰），为人“纵任不拘”，有人问他：“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耶？”他说：“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词人用张翰的典故，乃是牢骚之气。
他的抗金复国理想难以实现，志业难遂，还要那“身后”的虚名干什么！词人为什么会发此牢骚呢？辛弃疾接着写：“人间万事，毫发常重泰轻。”这一韵是全词的关键所在，道出“长恨复长恨”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南宋统治集团轻重倒置，是非不分，置危亡于不顾，而一味地苟且偷安。这是词人对南宋小朝廷腐败政局的严厉批判和愤怒呼喊。最后两韵是下片第二层，通过写惜别再一次表明自己的心志，词人的情绪这时又渐渐平静下来。前三句写惜别，用屈原《九歌》点明恨别乐交乃古往今来人之常情，表明词人和饯行者陈端仁的情谊深厚，彼此都不忍离别之情。“富贵非吾事，归与白鸥盟”一句，又引用两个典故。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云：“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陶渊明生于东晋末叶，社会动乱，政治黑暗，而他本人又“质性自然”（《归去来兮辞序》），“不慕荣利”（《五柳先生传》），因有是辞。这里词人引用陶诗，表明自己此次奉召赴临安并不是追求个人荣利，并且也不想在那里久留，以表明自己的心迹。“归与白鸥盟”，是作者从正面表明自己的心迹。据《列子·黄帝篇》载，相传海上有位喜好鸥鸟的人，每天早晨必在海上与鸥鸟相游处，后遂以与鸥鸟为友比喻浮家泛宅、出没云水间的隐居生活。在这里，词人说归来与鸥鸟为友，一方面表明自己宁可退归林下，也不屑与投降派为伍，另一方面也有慰勉陈端仁之意。
与一般的离别之词不同，辛弃疾的这首《水调歌头》，虽是答别之词，却无常人的哀怨之气。通观此篇，它答别而不怨别，溢满全词的是他感时抚事的悲恨和忧愤，而一无凄楚或哀怨。词中的声情，时而激越，时而平静，时而急促，时而沉稳，形成一种豪放中见沉郁的艺术情致。此外，词中还成功地运用比兴手法，不仅丰富了词的含蕴，而且对抒发词人的志节等，也都起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