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为即景之作,体现出诗人追求美的执着和拥抱生活的热情。 桃花凋谢飘散本为常情、常景,作者却能写出一个新境界,让和泥的花瓣随飞燕登上画梁边,令人惊喜。全诗笔调明丽,情韵悟适,布局精巧,观察细腻,联想自然,颇堪玩味。
诗人在敷浅原所见的桃花,并非阳春烟景中盛开之花,而是花期已尽时的落花。落花总是报告着春将归去的消息,因此诗人看花时节当是暮春。春去花落,在多愁善感的诗人的笔下,或则描写惜花、怜花的心肠,或则发抒惜春、伤春的感情,情调多是低回凄婉、哀怨悲切的。然而刘熙载说:“诗要避俗,更要避熟。”(《艺概·诗概》)诗人在这里即一反常情,自出心裁,生动地表现了暮春残红的另一番风韵。
一二句的描写很精彩,在那“雨横风狂三月暮”的季节里,桃花身不由己,纷纷离开枝头,和着雨水一个劲儿地往下落,所以说“桃花雨”。这是从李贺诗“桃花乱落如红雨”句化出。待雨过天晴、清风徐来时,那些花瓣(碎红)又都被风扶起,飘拂纷飞,蒙蒙乱扑行人面,来与人亲近,逗人喜爱,妩媚之极,动人之极。舞罢以后,才悠悠下坠,“半逐溪流半染泥”——一半去追逐清清的溪水,仿佛要随那清溪流回桃花源去;一半尽管力不从心,委落尘土,也依然芳香如故。把落花写得极有血肉,极富灵性。
如果说诗歌一、二两句主要是侧重从人爱花、人惜花这个角度来描绘意境,展开诗意的话,那么,诗歌三、四两句则是从燕惜花、燕爱花这个独特的视角来抒发诗人的情思。一、二句流露悲伤、凄切之情,三、四句表达惊喜、庆幸之意。正当诗人为桃花流水而发愁的时候,正当诗人为桃花染泥而担忧的时候,不知从哪儿飞来双双燕子。它们也懂得陪春怜香,它们也懂得呵护美丽,它们将那些凋零在泥地上的花瓣小心衔起,然后轻盈起飞,落到人家华堂,画梁西畔。燕子多情,衔花上梁,筑巢相伴,备加珍惜;桃花有知,化为燕泥,与燕相伴,无怨无悔。花与燕,交相辉映;情与意,相生相随。燕子是有灵性的,有情趣的,它们想留住桃花,留住美丽的春天;桃花也是有灵性的,通情意的,它们虽然凋零破碎,但还是找到了安身之处,栖息之所。它们应该感到幸运。诗人描写飞燕惜花,花有归宿,其实是在婉转表达自己的怜惜之意,呵护之心。“何处”是意想不到的发现,是扑面而来的惊喜,也是情不自禁的激动。“一时”是敏锐的发现,快捷的反映,还是担忧、顾虑,这些可爱的燕子啊,生怕桃花被污泥浊水玷污了,一下子把它们衔起,存放在画梁之上。“画梁”一词暗示华堂之上,雕梁画栋,彩绣辉煌,燕子在这儿筑巢定居,桃花在这儿遇到知己。桃花原本是美丽高洁的事物,当然只能存放在这些华美尊贵的场所。这种安排,体现了诗人的爱心和智慧。如果诗歌结尾不是写燕子衔花飞上画梁之上,而是穷苦人家的破屋朽梁,这可能就要委屈了桃花,摧折了桃花。细微之处见匠心,诗人的确是用心良苦,爱心感人。
该诗“避俗避熟”、自出心裁:一,立意新颖,跳出借落花写惜春或伤春之情的窠臼,通过写飞花的活泼灵动和美好际遇来抒写情志,不落俗套。二,构思独辟蹊径,别出心裁,将桃花飘落与燕子衔花联系起来,写飞花的经历曲折有致。三,发现独到,捕捉飞燕衔花的细小情景,并从中发现其审美价值,独具慧眼。
刘次庄这首小诗布局精巧,构思别出心裁。从诗中可见诗人热爱大自然,观察细致入微,对风雨、落花、溪流和燕子都充满爱意,而且心情平和,得《庄子》濠梁间趣。
这首词的主要内容,可以拿其中的“看花老眼,伤时清泪”八个字来概括。前者言其“嗟老”,后者言其“伤时(忧伤时世)”。由于作者的生平不详,所以先有必要根据其《书舟词》中的若干材料对上述两点作些参证。
先说“嗟老”。作者祖籍四川眉山。据《全宋词》的排列次序,他的生活年代约在辛弃疾同时(排在辛后)。过去有人认为他是苏轼的中表兄弟者其实是不确切的。从其词看,他曾流放到江浙一带。特别有两首词是客居临安(今浙江杭州)时所作,如《满庭芳·轻觅莼鲈》。谁知道、吴侬未识,蜀客已情孤“;又如《凤栖梧》(客临安作)云:”断雁西边家万里,料得秋来,笑我归无计“,可知他曾长期飘泊他乡。而随着年岁渐老,他的”嗟老“之感就越因其离乡背井而日益浓烈,故其《孤雁儿》即云:”如今客里伤怀抱,忍双鬓、随花老?“这后面三句所表达的感情,正和这里要讲的《水龙吟》一词完全合拍,是为其”嗟老“而又”怀乡“的思想情绪。
再说“伤时”。作者既为辛弃疾同时人,恐怕其心理上也曾经受过完颜亮南犯(1161年)和张浚北伐失败(1163年前后)这两场战争的沉重打击。所以其词里也生发过一些“伤时”之语。其如《凤栖梧》云:“蜀客望乡归不去,当时不合催南渡。忧国丹心曾独许。纵吐长虹,不奈斜阳暮。”这种忧国的伤感和《水龙吟》中的“伤时”恐怕也有联系。
明乎上面两点,再来读这首《水龙吟》词,思想脉络就比较清楚了。它以“伤春”起兴,抒发了思念家乡和自伤迟暮之感,并隐隐夹寓了他忧时伤乱(这点比较隐晦)的情绪。词以“夜来风雨匆匆”起句,很使人联想到辛弃疾的名句“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摸鱼儿》),所以接下便言“故园定是花无几”,思绪一下子飞到了千里之外的故园去。作者过去曾在眉山老家筑有园圃池阁(其《鹧鸪天》词云:“新画阁,小书舟”,《望江南》自注:“家有拟舫名书舟”),现今在异乡而值春暮,却感伤起故园的花朵来,其思乡之情可谓极深极浓。但故园之花如何,自不可睹,而眼前之花凋谢却是事实。所以不禁对花而叹息:“愁多怨极,等闲孤负,一年芳意。”杨万里《伤春》诗云:“准拟今春乐事浓,依然枉却一东风。
年年不带看花眼,不是愁中即病中。这里亦同杨诗之意,谓正因自己本身愁怨难清,所以无心赏花,故而白白辜负了一年的春意;若反过来说,则“柳困花慵(一作“柳困桃慵”),杏青梅小”,转眼春天即将过去,它对人似也太觉草草(“对人容易”)矣。而其实,“好春”本“长在”,“好花”本“长见”,之所以会产生上述人、花两相辜负的情况,归根到底,“元只是、人憔悴!”因而上片自“伤春”写起,至此就点出了“嗟老”(憔悴)的主题。
过片又提故园往事:“回首池南旧事”。池南,或许是指他的“书舟”书屋所在地。他在“书舟”书屋的“旧事”如何,这里没有明说。但他在另外一些词中,曾经隐隐约约提到。如:“葺屋为舟,身便是、烟波钓客”(《满江红》),“故园梅花正开时,记得清尊频倒”(《孤雁儿》),可以推断,它是比较舒适和值得留恋,值得回忆的。但如今,“恨星星、不堪重记”。发已星星变白,而人又在异乡客地,故而更加不堪回首往事。以下则直陈其现实的苦恼:“如今但有,看花老眼,伤时清泪。”“老”与“伤时”,均于此几句中挑明。作者所深怀着的家国身世的感触,便借着惜花、伤春的意绪,尽情表出。然而词人并不就此结束词情,这是因为,他还欲求“解脱”,因此他在重复叙述了“不怕逢花瘦,只愁怕、老来风味”的“嗟老”之感后,接着又言:“待繁红乱处,留云借月,也须拚醉。”“留云借月”,用的是朱敦儒《鹧鸪天》成句(“曾批给雨支风券,累奏留云借月章”)。连贯起来讲,意谓:乘着繁花乱开、尚未谢尽之时,让我“留云借月”(尽量地珍惜、延长美好的时光)、拚命地去饮酒寻欢吧!这末几句的意思有些类似于杜甫的“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曲江》),表达了一种且当及时行乐的消极心理。
总之,程垓这首词,通过委婉哀怨的笔触,曲折尽致、反反复复地抒写了自己郁积重重的“嗟老”与“伤时”之情。以前不少人作的“伤春”词中,大多仅写才子佳人的春恨闺怨,而他的这首词中,却寄寓了有关家国身世(后者为主)的思想情绪,因而显得立意深远。
《传是楼记》是“记”的变体,名为“记”,实则为“论”,“传是楼”只不过是“论题”而已。
文章以阐明建楼藏书的意义为重点,先述藏书楼的兴建、藏书规模;然后说明楼名的由来;继而阐明传书的意义,指出主人不以“土田财货”、“金玉珍玩鼎彝尊斝、“园池台榭舞歌舆马之具”传子孙,唯以藏书相传,目的在于使后世继承先辈之志,不同流俗。作者指出藏书、守书、读书之难,而善读者“沿流以溯源”、“明体以适用”,确有所得最为重要。其后,恰如其分地点出楼主的人品,赞扬其得“读书之益”,以书传子孙,不同凡响。全文紧扣主题,层层深入,结构严谨自然,语言简练,中肯切要,不失“气体浩瀚,疏通畅达”之文风。
全文一共分为五段。
第一段用叙事的手法首先记叙了大藏书家徐健庵藏书之丰——建了七间楼房,造了七十二个橱子,经史子集若干万册,分类置放,井然有序。然后借徐健庵之口道出了读书的重要性:徐家先世,本来身家清白,靠读书应试起家;相形之下,有些做父祖辈的,或传之土地家产,或传之宝贵文物,或传之娱乐场所、娱乐工具,而他们的后代未必能世世代代富下去,未必珍爱这些宝物,未必能享受这些娱乐。有鉴于此,决定将这些书传给子孙们。“所传者唯是矣!遂名其楼为‘传是’”,这就是“传是楼”名之由来。至此,文章的论题已定。楼主人四处索要“楼记”类文章,“问记于琬”,于是,作者便展开了议论。
第二段提出中心论点并从反面进行论证。一开头就将文章从徐缓的平地推向了突兀的高峰:“甚矣,书之多厄也!”这句话内涵丰富,耐人寻味,是一个警句。紧扣“书之多厄”,作者援引汉朝以降,历代皇帝用官家的钱重金买书,名公贵卿用大量财物换书,或亲自动手或请人帮忙进行抄写誊录,然而不久就遭故散失这样一个历史事实,道出了“藏书之难”。这是一个衬垫。作者顺水推舟,提出了文章的中心论点:“藏书之难不若守之之难,守之之难不若读之之难,尤不若躬体而心得之之难”。紧接着,从反面进行论证:藏书不能守书,同不藏书没有什么两样,守住了而不能读,同守不住也没有什么两样,即使读了而如果嘴上说的是一套而实际行的又是另一套,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不一致,采了花而忘了果,那就是用记诵之学去骗骗众人而欺世盗名的人了,这同不读书也没有什么不同。这里的论据是理论论据,是从反面讲道理进行论证。
第三段从正面用史实论证。“古之善读者”是用“始乎博,终乎约”的读法,以“博之而非夸多斗靡也,约之而非保残安陋也”的态度,而最终达到“根柢于性命而穷极于事功。沿流以溯源,无不探也;明体以适用,无不达也”的境界的。作者特别强调了“尊所闻,行所知”,他说,不善于读书的人就不能如此。斩钉截铁般地确立了中心论点。
第四、五两段是落脚于现实,进行对比论证。第四段先摆徐健庵先生的现状:依靠书中得到的道理,上得天子器重,次被士大夫敬重与效法,借此为国家大业增添光彩,下又推而广之,用以训敕后辈,使他们跻身巍科取得高官厚禄,在当时被人一致称道,总之,“读书之益弘矣哉”,而且还要传之子孙。第五段再摆作者的现状。开头就是一个感叹句“若琬则无以与于此矣。”引出了汪琬之现状:平时愚笨无才,苦于有书而不能读,现在到了晚年,又只能蜷伏在穷山僻壤中,孤陋寡闻,(哪像你们一样神通广大?)过去学到的都已衰退了,本来没有资格来为这座楼做记。这与上一段徐健庵之现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通过对比,强化了楼主人的例证作用,从而证明了自己的中心论点。但也看得出,对楼主人的称颂中含有讽刺意味。汪琬学识渊博,主张写文章要明于词义,合乎经旨,但秉性狷介,与世不合,在任刑部郎中、户部主事等职后曾托病回乡。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举博学鸿词科后参加《明史》编纂工作,六十天中撰稿一百七十五篇;有争论,不屈服,又乞病归,可见害的是“思想病”。他既与世不合,也就不可能与徐健庵合(徐曾主修《明史》就是一个佐证)。所以,这里的讽刺意味自是不言而喻。既然与世不合,于是作者申明“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至于“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这篇文章的本意不在“记”而在“议”,所以叙之不求其详。在叙述了楼名之由来后,就以受托为由发表议论。这是全文的序论。经过一番铺垫便摆出了中心论点,接着紧扣中心论点展开论述:先从反面讲道理进行论证,再从正面摆史实进行论证,后用徐之现状与琬之现状对比进行论证。以上是全文的本论。结尾以“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一句谦语,回到开头的受托,作为全文的结论。
行文跌宕起伏,是此文的又一特色。开始是徐健庵“问记于琬”,“琬衰病不及为”,这就埋下了伏笔,在中国传统文章表现手法中这叫“抑”,欲扬先抑。果然,下面要发议论了,第一句就是“甚矣,书之多厄也。”一下子把文章推向了巅峰:书的重要性和书遇到灾难的严重性呈现十分不协调的境况。然而,正是这个不协调,引出了下面的中心论点。中心论点一出,下面是一大通论证。文章赞扬了“古之善读书者”,今天有没有呢?有,如楼主人徐先生;又似乎无,作者对楼主人的称道中实含有讥讽。他自己本不想写,但写了;写了又是“不得已”,又要请“先生亦恕其老悖”。真可谓峰回路转,花明柳暗。
全文语言感情充沛,婉转含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感叹句反问句的连用,使文章气势恢宏;一是对比中婉转的语气,不平之感、羡慕之态、讥讽之意尽在其中。这二者相辅相承,异曲同工,殊途同归,都是为了达到牢固树立中心论点这一目的。二、三、四段末尾的三个问句,用否定之否定的形式表达了肯定的意思,然而比直接肯定更有力,语气更强烈,很有些无可辩驳的意味。它们犹如排比段,大有滚滚向前锐不可挡之势。一些描述句,也是那样婉转含蓄,如“指书而欣然笑曰”表现出徐健庵得意洋洋的样子,他功成名就,藏书极富,还要延及子孙,让他们世世代代做官,真是前景无限美好啊。面对此状,汪琬只能“喟然太息”,敬佩之情羡慕之态随之流露出来。然而,也不乏讥讽意味。作者的性情脾气又决定了他不可能与世俗的读书人同流合污,于是,在一系列的自贬之后说道:“盖本不足以记斯楼”,讥讽之意呼之欲出。最后一句“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表面上是个是非问句,实际上只有一个意思:你既然让我作记,我又推脱不掉,就只有说了。要说就得说我的看法,不能为吹捧而歪曲了我的性格。现在说了这些道理,你同意则更好,不同意也就只能是那样了。但是如果直说,效果肯定不好。他们毕竟相互认识,还有过交往。于是,作者用了一个充满委婉语气的是非问句,为自己留了一条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