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是为友人写的伤离之作,抒写作者对歌伶乐伎及其所代表的那个社会阶层不幸女性们的深切同情。全词上片写欢情,下片写离恨,中间用“又还”句过渡,铺排得体,结构紧密,笔淡而情浓,是篇较有特色的作品。
“翠绡心事,红楼欢宴,深夜沉沉无暑”是说在初秋日,天凉暑退,夜色沉沉。在她的小楼中,在七夕的宴席上,她偷偷地赠给他一条碧色的丝巾,表述她内心的情意。依内容次序,三句应当逆读,词中这样安排,即使句子顿挫有味,亦能突出“翠绡”一语。翠绡是疏而轻软的碧绿色的丝巾,古代女子多以馈赠情人。翠绡传情,故夜宴亦倍添欢乐,天气也仿佛格外清爽。总之,那天晚上他沉浸在欢乐与幸福之中,一切都完整地、甜蜜地保留在他心上。“欢宴”二字,写场面、气氛,烘托出恋人,当时的欢乐与幸福。“欢宴”与“翠绡”句对照,说明:她在“欢宴”的大庭广众之中偷偷赠物传情,她爱得是那样深,那样急切,简直有点忘乎所以。这一句寥寥数字勾勒出情事的美好:节日、时间、地点、天气到人物,无不美好,让人难以忘怀。
“竹边荷外再相逢”句则是说这是暗通情愫之后的一次幽会,地点在荷塘附近的丛竹旁边。前者席上初逢,只能借物传情,这回则可以尽情地互诉衷曲了。但是,作者的笔峰一转,传达的情意变了。如果说前一句是美好的幸福,这一句则是美好的惆怅,因为在苦苦盼望之后的相会是那么匆匆逝去,就像“碧云飞去”一样,不能不令人无奈、愁苦。这两句对往昔的回忆,自然引出下片的千缕闲愁,万种情思。
“锦笺”二句,睹物怀人,叹惋无尽。锦笺,精致华美的信纸,是她捎来的信笺。珠,珍珠镶嵌的首饰,是“再相逢”时的赠物。二句写欢聚已逝只能面对她情意绵绵的信和尚带余香的赠物空自追念,低回不已。一“尚”、一“未”,写记忆犹新,前情在目,上承情事,下启愁怀。锦笺墨迹未干,珠饰还散发着她的香气,而往事浮云,旧情难续。万种愁怀,由“空惹”一句道出。说“空惹”,或许是由于信物尚存,难成眷属;或许是由于旧情未泯,人已杳然。总之,这在封建社会是常见的爱情的悲剧。悲剧已成,“锦笺”“珠香”,于事无补:“闲愁千缕”,也是自寻烦恼罢了。但是,惹出“闲愁千缕”的,不仅是她的所赠,还有七夕这个敏感的夜晚以及跟它有关的神话传说。
韩鄂《岁华记丽》卷三引《风俗通》:“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古人七夕词,无不提到牛郎织女,感慨他们一年才一见的刻骨相思,但秦观却说:“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有新意也有深意。赵以夫此词也是更进一步地写,认为自已和情人还不如牛郎织女,他们尚能一年一见,而自己和情人的再见却杳杳无期。
总之,上片写欢情,下片写离恨,中间用“又还”句过渡,铺排得体,结构紧密。上下互相映衬,中心十分突出。全词笔淡而情浓,是篇较有特色的作品。
这是一首颇有趣味充满深情的送别诗。作者的友人王逢是一位棋艺高超的围棋国手,于是作者紧紧抓住这点,巧妙地从纹枰对弈一路出发,以爽健的笔力委婉深沉地抒写出自己的依依惜别之情。
“玉子纹楸一路饶,最宜檐雨竹萧萧”,起首即言棋,从令人难忘的对弈场景下笔,一下子便引发人悠悠缕缕的棋兴。苏鹗《杜阳杂俎》:“大中(唐宣宗年号,847—859年)中,日本王子来朝,王子善围棋,上敕顾师言待诏为对手。王子出楸玉局,冷暖玉棋子。云:‘本国之东三万里,有集贤岛,岛上有凝霞台,台上有手谈池。池中生玉棋子,不由制度,自然黑白分焉,冬温夏冷,故谓之冷暖玉。又产如楸玉,状类楸木,琢之为棋局,光洁可鉴。”“一路饶”,友人是国手,难以对子而弈,故须相饶一子。杜牧是著名才子,善诗文词,亦善书画。所书《张好好诗》,董其昌称之为“深得六朝人气韵”(《渔洋诗话》);所画维摩像,米芾称其“光采照人”(《画史》)。能让一子与国手对弈,说明他的棋艺也相当高。“最宜”二字,深情可见。“檐雨竹萧萧”,暗明秋日。秋雨淅淅沥沥,修篁瑟瑟萧萧,窗下樽前,摆上精美的棋盘棋子,请艺候教,从容手谈,那是多么幽雅又令人惬意的棋境啊。
颔联转入对枰上风光的描写上:“羸形暗去春泉长,拔势横来野火烧。”羸形,指棋形羸弱。这是赞美友人绝妙的棋艺,说他扶弱起危好比春泉淙淙流淌,潺湲不息,充满了生机;进攻起来突兀迅速,势如拔旗斩将,疾如野火燎原。比喻形象生动,三尺之局顿时充满活力,无比宽广,仿佛千里山河,铁马金戈,狼烟四起,阵云开合。
颈联承前,使事言棋,赞叹友人的棋风:“守道还如周伏柱,鏖兵不羡霍嫖姚。”周伏柱,指老子,春秋时思想家,姓李名耳,字伯阳,又称老聃,曾做过周朝的柱下史,著《道德经》五千言,后被尊为道家创始人。霍嫖姚,即霍去病,汉武帝时名将,两次大破匈奴,屡建战功,曾为嫖姚校尉。这两句说王逢的棋动静相宜,攻防有序,稳健而凌厉。防御稳固,阵脚坚实,就像老子修道,以静制动,以无见有。进攻厮杀,首尾相应,战无不胜,较之霍去病鏖兵大漠,更加令人惊叹。围棋自来有兵家之戏的说法,如“略观围棋兮,法于用兵,三尺之局兮,为战斗场”(马融《围棋赋》),“世有围棋之戏,或言是兵法之类也”(桓谭《新论》)。杜牧喜好言兵,非常注重研究军事,曾在曹操注《孙子兵法》的基础上,结合历代用兵的形势虚实,重新注释《孙子》,还写了《战论》《守论》《原十六卫》等军事论文。这里以兵言棋正得棋中三味。这四句淋漓兴会,极力渲染烘托,表现出友人高超的棋艺和自己真挚的友情。
诗意至此戛然而止,至于胜负如何,诗人未说,也无须说,因为纹枰手谈,大开眼界,大得棋趣,二人友情由此而深,由此而笃。于是笔锋一掉,转入送别正题:“得年七十更万日,与子期于局上销。”所谓转入正题,不是正面接触,而是侧面揭示,以期代送。古人以七十为高寿,故多以七十为期。白居易《游悟真寺》:“我今四十余,从此终身闲,若以七十期,犹得三十年。”这两句即从白诗化出。杜牧作此诗时约四十余岁,若至七十,尚有万余日。因此他与王逢相约,要将这万余日时间,尽行于棋局上销用。杜牧素以济世之才自负,可由于不肯苟合,仕途并不顺,故尔常游心方罫,寄情楸枰,所谓“樽香轻泛数枝菊,檐影斜侵半局棋”(《题桐叶》),“雨暗残灯棋散后,酒醒孤枕雁来初”(《齐安郡晚秋》),“自怜穷律穷途客,正劫孤灯一局棋”(《寄李起居四韵》)等,正是这种围棋生活的反映。如今他遇上王逢这样棋艺高超,情投意合的棋友,该是多么欢乐啊。可是友人就要离去了,留下的将仅仅是“最宜檐雨竹萧萧”那种美好的回忆,是“别后竹窗风雪夜,一灯明暗复吴图”(《重送绝句》)的凄凉现实。因此这两句含蕴极丰,表面上是几多豪迈,几多欢快,实际上却暗寓着百般无奈和慨叹,抒发的离情别绪极为浓郁,极为深沉。
此诗送别,却通篇不言别,而且切人切事,不能移作他处,因此得后人好评。全诗句句涉棋,而又不著一棋字,可说是占尽风流。起二句以造境胜,启人诸多联想。中间四句极好衬托,棋妙才更见别情之重。结末二句以余生相期作结,以期代送,其妙无穷,一方面入题,使前面的纹枰局势有了着落,一方面呼应前文,丰富了诗的意境。往日相得之情,当日惜别之情,来日思念之情,尽于一个“期”字见出,实在不同凡响。
此诗三章,均以推车起兴。人帮着推车前进,只会让扬起的灰尘洒满一身,辨不清天地四方。诗人由此兴起了“祇思百忧”的感叹:心里老是想着世上的种种烦恼,只会使自己百病缠身,不得安宁。言外之意就是,人生在世不必劳思焦虑、忧怀百事,聊且旷达逍遥可矣。诗的字面意义颇为明豁,问题在于歌者是一位什么身份的人,其所忧又是什么。对于诗歌的这一文本,读者自可作出各种不同的解读,因而历来就有“诗祇达诂”之说。
如按朱熹等人的说法,此诗为劳者直歌其事之作,则全诗当纯用赋体,直陈其事。但通观此诗,每章的首二句为兴体。朱熹在《诗集传》中既揭出每章的首二句为“兴”体,又将诗意理解为行役者自歌其事,是自相矛盾的,故姚际恒抓住此点攻朱说最能切中其失。姚际恒云:“观三章‘祇思百忧’三句,并祇行役之意,是必以‘将大车’为行役,甚可笑。且若是,则为赋,何云兴乎?”(《诗经通论》)姚氏概括此诗主题为:“此贤者伤乱世,忧思百出;既而欲暂已,虑其甚病,祇聊之至也。”方玉润《诗经原始》云:“此诗人感时伤乱,搔首茫茫,百忧并集,既又知其徒忧祇益,祇以自病,故作此旷达聊以自遣之词,亦极祇聊时也。”姚、方二氏之论最能抓住此诗主题的实质。歌者当是一位士大夫,面对时世的混乱、政局的动荡,他忧心忡忡,转侧不宁,也许他的忧思不为统治者所理解,他的谏言不仅不被采纳,反而给自己招来了麻烦,因而发出了追悔之词、自遣之叹,但是从中读者仍能感受到他的忧世伤时之心。有理由推测,诗人选用推车为比兴乃有深意存焉。古人以乘舆指天子、诸侯,其来尚矣,那末以推车喻为国效力、服事君王也是情理中事。今人程俊英则说:“这位诗人,可能是已经沦为劳动者的士。”(《诗经译注》)这是因诗人以“大车”起兴而作出的推断,也可备一说。
另一种对此诗的理解则由求之过深而走向穿凿附会,这就是从毛传到郑笺、孔疏的那种解释。《诗序》将此诗的主题概括为:“周大夫悔将小人。幽王之时,小人众多,贤者与之从事,反见谮害,自悔与小人并。”“将”在此处意谓推举、奖掖。郑笺释曰:“鄙事者,贱者之所为也,君子为之,不堪其劳。以喻大夫而进举小人,适自作忧累,故悔之。”孔疏进一步分析:“祇将大车”云云乃“以兴后之君子祇得扶进此小人,适自忧累于己。小人居职,百事不干,己之所举,必助忧之,故又戒后人。”
如上文所分析,此诗当为士大夫因忧国之心不被君王接纳而发出的牢骚怨叹,而传笺的作者却以偷梁换柱之法将矛头指向了所谓“小人”,似乎种种烦恼怨愤都是“小人”引起的。这样一来,也就可以体现出所谓温柔敦厚的诗教了。孔疏曾云:“足明时政昏昧,朝多小人,亦所以刺王也。”可谓一语泄漏了天机。孔氏不得不承认此诗有刺君王之意,但他却竭力说明诗人主要是针对小人,“刺王”只是顺带及之,且意在言外。考《荀子·大略篇》有言:“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友……以友观人焉所疑。取友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也。诗曰:‘祇将大车,维尘冥冥。’言祇与小人处也。”又《韩诗外传》卷七讨论“树人”问题,述简主(赵简子)之语:“由此观之,在所树也。今子之所树,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择而后种也。”接着即引此诗“祇将大车,惟尘冥冥”之语作证。又《易林·井之大有》亦称:“大舆多尘,小人伤贤。”可见此说由来已久,流传甚广。南宋戴溪即已提出异议。他在《续吕氏家塾读诗记》中称此诗“非‘悔将小人’也”,“下云‘祇思百忧’,意未尝及小人。力微而挽重,徒以尘自障,而祇益于行,犹忧思心劳而祇益于事也。世既乱矣,不能挽而回之,如蚍蜉之撼大树也,徒自损伤而已尔。”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中指出:“自《小序》误作比意,因大车用‘将’字,遂曰‘大夫悔将小人’,甚迂。”这些都是突破传笺陈说的真知灼见。
此诗采用重章复叠的形式,在反覆咏唱中宣泄内心的情感,语言朴实真切,颇具民歌风味,因而虽列于《小雅》,却类似于《风》诗。全诗三章却又非单调的重复,而是通过用词的变化展现诗意的递进和情感的加深。如每章的起兴用“尘”、“冥”、“雝”三字逐步展现大车扬尘的情景,由掀起尘土到昏昧暗淡,最后达于遮天蔽日,诗人的烦忧也表现得愈加深沉浓烈。诗人以一种否定的口吻规劝世人,同时也是一种自我遣怀,在旷达的背后是追悔和怨嗟,这样写比正面的抒愤更深婉。
好的艺术品往往具有一种褫魂夺魄的感召力,使观者或读者神游其境,感到逼真。创作与鉴赏同是形象思维,而前者是由真到“画”,后者则由“画”见真。这位盛唐诗僧景云(他兼擅草书)的《画松》诗,就维妙维肖地抒发了艺术欣赏中的诗意感受。作者用简朴的句子,不作写实的介绍,以虚写实,却顿现画中松的精妙之处。
一件优秀作品给人的第一印象往往就很新鲜、强烈,令人经久难忘。诗的首句似乎就是写这种第一印象。“画松一似真松树”。面对“画松”,观者立刻为之打动,由“画”见“真”了,这是不寻常的妙品。“一似”二字表达出一种惊奇感,一种会心的喜悦,一种似曾相识的发现。
于是,观画者进入欣赏的第二步,开始从自己的生活体验去联想,去玩味,去把握那画境。他陷入凝想沉思之中:“且待寻思记得无?”欣赏活动需要全神贯注,要入乎其内才能体味出来。“且待寻思”,说明欣赏活动也有一个渐进过程,一定要反复涵泳,方能猝然相逢。
当画境从他的生活体验中得到一种印证,当观者把握住画的精神与意蕴时,他得到欣赏的最大乐趣:“曾在天台山上见,石桥南畔第三株!”
这几乎又是一声惊呼。说画松似真松,乃至说它就是画的某处某棵松树,似乎很实在。然而未有过“天台访石桥”经历的读者,毕竟不知某松到底是什么样子,似乎又很虚。然而细加玩味,此松之精神俱在。
这是从天台石桥的特定环境暗示出来的。“天台”是东南名山,绮秀而奇险,“石桥”是登攀必经之路。“石桥南畔第三株”的青松,其苍劲遒媚之姿,便在不言之中。由此又间接传达出画松的风格。这就是所谓虚处传神了。
诗言画松之逼真,具体到石桥南畔“第三株”,又似乎过于指实。其实,“天台”、“石桥”在唐诗中几乎作为奇境胜地的同义语被广泛运用,此诗对此未必是实写。或者应该更为确切地说,是实事虚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