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贞元年(805),柳宗元曾溯湘江上行到永州贬所,度过了难熬的困顿生活。十年之后又要逆湘江而上去到比永州更加遥远偏僻的柳州任职,柳宗元想到重返京城施展抱负的希望更加渺茫,不禁思绪万千.悲愁满腔,发出了“不知从此去,更遣几时回”的深沉慨叹。虽然诗只有短短二十个字,但却透露了虽一再被贬,仍斗争不屈的意志。
“好在湘江水,今朝又上来”这两句,紧扣题目中的“再上湘江"四字。此时是春末夏初,湘江水暖,江水碧绿,两岸杂花生树,青山叠翠,柳宗元对众山之会的湘水之流早就醉心过。可是此时此地,他却无心欣赏,只用“好在湘江水”一句带过,便回到他的再度被贬这一令人伤心的事件上来,所以次句诗,便紧接首句,顶前补足,用“今朝又上来”承接,不着议论,不写景物.满腔悲愤,藏而不露。
“不知从此去,更遣几年回”这两句,转笔写对前途的忧虑。不知此去要经过几度春秋?贬在离京城万里之外的荒远边州,何时才能被召还?瞻望前途,真是不寒而栗啊!柳宗元离开京城长安以后,对京城是眷恋的,那里是政治中心,是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地方,而柳州当时是一片开垦很少的荒凉之地,古树参天,杂草丛生,毒蛇猛兽,比比皆是,而且瘴疠之气盛行,中原人士一向把这里视为畏途,从秦汉以来,这里一直是谪放罪人的地方。想到这些,他自然盼望被召回京。
在《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诗中,从“翁仲遗墟草树平”一句看来,他已流露出“长安不见使人愁”的情怀。刘禹锡酬赠诗中的“归目并随回雁尽”,也同样流露出对京城的眷恋和对北归的企望,但是柳宗元此去却再没有回来。元和十年六月二十七日柳宗元到达柳州;七月十七日,随他同去的同祖弟柳宗直便突然患暴病去世了。柳宗元由于长期被贬远州,精神上受到压抑,已经是未老先衰。元和十四年(819),宪宗因受尊号,实行大赦,经裴度说情,宪宗才决定在这次大赦中召回柳宗元。然而此时柳宗元已经病人沉疴,诏书未到柳州,宗元便在这年的十一月八日含冤长逝了。 “更遣几年回”的希望,晚年盼望与好友刘禹锡作邻居的心愿,一切都落空了。 “不知从此去,更遣几年回”的诗句,已经成为诗谶,一代大文学家柳宗元只活了四十七岁。读此诗,对他的悲剧生涯,读者会感到痛借的。
《再上湘江》是一首五言绝句,语言朴素无华,如对友人说家常话,毫无斧凿痕迹,通俗而又自然。后两句诗用虚拟的手法来表现前途未卜的情景,用一句设问“更遣几年回”来作结,把思维活动表现得很真切,颇有情趣。虽篇幅短小,仍不失为一篇清新隽永的小诗。
这是一首讽刺东汉末年权臣董卓的民谣。
起首两句“承乐世”,“游四郭”,写董卓生於承平安乐的时代,由此他能够飞黄腾达,悠游四郭,而无所顾忌。暗指董卓拥有重兵,所以没有顾忌。接下去“蒙天恩”,“带金紫”两句,指董卓由于得到了皇帝的恩宠与信任,所以能够佩带金印紫绶、富贵显达。下面两句“行谢恩”、“整车骑”,主要写董卓曾以罪被免职,但是皇帝很快赦免了他,并授予他前将军,并州牧,又迁太尉领前将军事,加节传斧钺虎贲,更封郿侯,车马成群结队,显赫一世,耀武扬威。同时也蕴寓董卓挟献帝西迁长安时,车马浩浩荡荡的意思。前六句是此诗的第一层,主要写董卓的发迹和显赫,也含有对汉桓帝、灵帝、献帝信任奸佞董卓的讽刺与揭露。
诗的后七句为第二层。“垂欲发”,“与中辞”,写董卓由于被袁绍、孙坚讨伐,决定迁都长安,抛弃了东汉都城洛阳。以下五句“出西门"、“瞻宫殿"、“望京城"、“日夜绝’’、“心摧伤”则主要写洛阳人民被董卓虏掠往长安的忧苦心情。《后汉书·董卓列传》载:“于是尽徒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卓自屯留连圭苑中,恶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又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这一层说京城百姓即将辞别洛阳,被驱赶到长安去,心思沉重。出了西门,回望洛阳的官殿城苑,已经废毁不堪,到处残垣断壁,墙颓宫倾,人烟尽绝,一片荒凉凄惨的景象。人们没日没夜被驱赶着行路,心里极度的悲伤。最后一句“心摧伤”,如按照《汉书·五行志》所说,似乎应指人们对董卓终被灭族下场的悲伤,其实不然。因为“董恩歌”主要是讽刺董卓从洛阳恩到长安这件事的,且董卓活着时,就因发现了这首歌谣而被牵连受害的有千数人,董卓还曾将“董恩”二字改为“董安”,说明董卓在世时,此歌已广泛流传。且京都人们对董卓早已深恶痛绝,对他的死自是拍手称快的,绝不会感到悲伤。所以这是从洛阳被迁到长安的人们,在路上遭受驱赶和抢掠、颠沛饥饿,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悲怆哀歌。
词的上片开篇“四海十年兵不解,胡尘直到江城”,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事实,包括从宣和七年金灭宋至绍兴四年金军兵临建康城下这段历史。前半句表达作者对侵犯者的愤慨,后半句表达他对朝廷的不满。两句正面点提形势,诉说对进犯者的谴责,和对造成“胡尘直到江城”局面的赵宋王室的不满。这一起句,具有统领全词的作用。下文所写愁苦心情、归隐的愿望,与故人告别的原因,皆根源于此句。由兴亡之变兴起兴亡之叹,由此引出下面叹老、送老、别友之事。“岁华销尽客心惊”,作者心惊于十年时间倏忽而逝,而自己报国无望,国事亦难以振兴。“疏髯江如雪,衰涕欲生冰”,这一句表达了作者对于自己年华老去、无法驰骋疆场的遗恨,以及因国事而涕泪不止的忧虑之情。
词的下片,“送老”一词,上承“岁华销尽”、“疏髯”、“衰涕”,下启“吴兴”、“别愁”、“孤影”,是贯通上下词意的关键词。归隐虽是作者所愿,但是他却不忍心与老朋友道别。“相望”二字,点出依依惜别之态。“别愁深夜雨,孤影小窗灯”是作者与故人分别之后,对故人孤独愁苦情态的想象。深夜的细雨、窗灯、孤影、别愁,共同构成一幅凄迷伤感的别后思念图。作者不写自己别后如何思念故人,却反过来想象故人如何思念自己。他想象故人深夜独对灯影,孑然一身,实际上对应的是自己的孤独寂寞。除此之外,这两句承上“故人相望若为情”,是悬想别后故人孤愁情状。词人借用苏轼诗的意象,以“别愁”、“孤影”表之,见故人于今独处无侣之苦,也反衬出自己的孤苦处境。最后一句以景作结,将词一开始抛出的对国家兴亡的忧虑,收结到深夜孤灯下的身影中,多少慨叹都蕴涵于其中。正因为不言,反而有了言不尽的深意。
就艺术特色而言,这首词起承转合,意脉不断,巧妙无痕。起首两句指出:兵祸不止,以至于“胡尘直到江城”。这一形势。此后虽然不再有一个字提到兴亡,但由此种下的兴亡之慨,随处可见。这样开头,有笼罩之功力。至过变处,词云“送老”,这和“十年”、“岁华销尽”、“疏髯”、“衰涕”是完全一致的,因而这两个字可谓承接严密。上片言老,是说国事不宁,个人衰弱而下片言老,则是寻求自己的归宿。所以“送老”一语承上而启下“应吴兴”、“别愁”、“孤影”,与之一脉相承。词到终了,却用雨天深夜之中,小窗前残灯映照下的“故人”形象收束,用环境描写来寄托难言的苦衷,创造出迷离恍惚的气氛,不但收来有力,而且含“有余不尽”之妙。
全词情感真挚深沉,沉郁中蕴含着满腔的爱国情怀,言有尽而意无穷。
这首诗非常有名,即便只读过很少几篇《诗经》的人,一般也都知道“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这是为什么呢?我想,无非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诗中塑造的形象十分生动。拿鲜艳的桃花,比喻少女的美丽,实在是写得好。谁读过这样的名句之后,眼前会不浮现出一个像桃花一样鲜艳,像小桃树一样充满青春气息的少女形象呢?尤其是“灼灼”二字,真给人以照眼欲明的感觉。写过《诗经通论》的清代学者姚际恒说,此诗“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并非过当的称誉。第二,短短的四字句,传达出一种喜气洋洋的气氛。这很可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细细吟咏,一种喜气洋洋、让人快乐的气氛,充溢字里行间。“嫩嫩的桃枝,鲜艳的桃花。那姑娘今朝出嫁,把欢乐和美带给她的婆家。”你看,多么美好。这种情绪,这种祝愿,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生活的热爱,对幸福、和美的家庭的追求。第三点,这首诗反映了这样一种思想,一个姑娘,不仅要有艳如桃花的外貌,还要有“宜室”、“宜家”的内在美。这首诗,祝贺人新婚,但不像一般贺人新婚的诗那样,或者夸耀男方家世如何显赫,或者显示女方陪嫁如何丰盛,而是再三再四地讲“宜其家人”,要使家庭和美,确实高人一等。这让我们想起孔子称赞《诗经》的话:“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孔子的话内容当然十分丰富,但其中是否也包括了《桃夭》篇所反映出的上述这样一种思想呢?陈子展先生说:“辛亥革命以后,我还看见乡村人民举行婚礼的时候,要歌《桃夭》三章……。”(《国风选译》)联系到这首诗所表达的思想,农民娶亲“歌《桃夭》三章”,便是很可理解的了。
《桃夭》篇的写法也很讲究。看似只变换了几个字,反复咏唱,实际上作者是很为用心的。头一章写“花”,二章写“实”,三章写“叶”,利用桃树的三变,表达了三层不同的意思。写花,是形容新娘子的美丽;写实,写叶,不是让读者想得更多更远吗?密密麻麻的桃子,郁郁葱葱的桃叶,真是一派兴旺景象啊!
这首诗不难懂,但其中蕴藏的道理,却值得我们探讨。
一个问题是,什么叫美,《桃夭》篇所表达的先秦人美的观念是什么样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很美,艳如桃花,还不美吗?但这还不行,“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还要有使家庭和睦的品德,这才完满。这种美的观念,在当时社会很为流行。关于真善美的概念,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楚国的伍举就“何为美”的问题和楚灵王发生了争论。伍举说:“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国语·楚语》)很清楚,伍举的观点是“无害即是美”,也就是说,善就是美。而且要对“上下、内外、大小、远近”各方面都有分寸、都无害。这种观点最主要的特点是强调“善”与“美”的一致性,以善代替美,实际上赋予了美以强烈的政治、伦理意义。“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那意思是说,统治者重赋厚敛,浪费人力、物力,纵欲无度,就不是美。应该说,这种观点在政治上有一定的意义。但它否定了“善”与“美”的差别,否定了美的相对独立性,它不承认“目观”之美,是其严重局限。这种美的观念,在当时虽然也有其对立面,也有人注意到了“目观”之美,但这种善即是美的观点,在先秦美学中应该说是具有代表性的,而且先秦儒家的美学观念,主要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的。
孔子也持着这样一种美学观点,“《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他赞赏“诗三百”,根本原因是因为“无邪”。他高度评价《关雎》之美,是因为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合于善的要求。在评价人时,他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泰伯》)善与美,善是主导方面。甚至连选择住处,孔子也说:“里仁为美。”(《论语·里仁》)住的地方,有仁德才是“美”的地方。可见,孔子关于美的判断,都是以善为前提的。
但孔子的美学观,毕竟是前进了。它已经不同于伍举的观点,已经开始把美与善区别开来,作为不同的两个标准来使用了。“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当然,通过对《韶》与《武》的评价,还是可以看出,“尽美”虽然被赋予在“尽善”之外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地位,但只是“尽美”,还不能说是美,“尽善”才是根本。
至此,我们回头再来看看《桃夭》篇,对它所反映的美学思想,恐怕就更好理解了。在当时人的思想观念中,艳如桃花、照眼欲明,只不过是“目观”之美,这还只是“尽美矣,未尽善也”,只有具备了“宜其室家”的品德,才能算得上美丽的少女,合格的新娘。
第二个问题随之而来,美的具体内容不仅仅是“艳如桃花”,还要“宜其室家”,也就是美与善之结合,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和评价这种观念呢?先秦人为什么把家庭和婚姻看得那么重要呢?
把婚姻和家庭看得十分重要,还不仅仅反映在《桃夭》篇中,可以说在整部《诗经》中都有反映。在一定意义上说,《诗经》是把这方面的内容放在头等地位上的。《桃夭》是三百零五篇的第六篇,不能不说它在《诗经》中的地位是很为突出的。如果我们再把《桃夭》篇之前的五篇内容摆一摆,就更可以清楚地看出,婚姻和家庭问题,在《诗经》中确实是占有无与伦比的地位。
三百篇的第一篇是《关雎》,讲的是一个青年男子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姑娘,他日夜思慕,渴望与她结发为妻。
第二篇《葛覃》,写女子归宁,回娘家探望父母前的心情,写她的勤、俭、孝、敬。
第三篇《卷耳》,写丈夫远役,妻子思念。
第五篇《螽斯》,祝贺人多生子女。
第六篇,即《桃夭》,贺人新婚,祝新娘子“宜其室家”。
以上是三百篇的头几篇(除掉第四篇),它们写了恋爱,结婚,夫妻离别的思念,渴望多子,回娘家探亲等等,可以说把婚姻生活中的主要问题都谈到了。
一部《诗经》,三百零五篇,开卷头几篇几乎全部是写婚姻家庭问题的,岂不令人深思?不论是谁编辑的“诗三百篇”,不论孔子是删诗了、还是整理诗了,抑或是为“诗三百篇”作了些正乐的工作,都不容置疑地说明了他们是十分重视婚姻和家庭问题的。
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和评论这个问题呢?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每个人都仰仗着家庭迎接困难,战胜天灾,争取幸福生活,当然希望家庭和睦、团结。娶亲是一件大事,因为它关系到家庭未来的前途,所以,对新人最主要的希望就是“宜其室家”。这很容易理解。
从统治者方面来说,就要复杂多了。《礼记·大学》引到《桃夭》这首诗时说:“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这可真是一语道破。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家庭的巩固与否与社会的巩固与否,关系十分密切。到了汉代,出现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关系)之说。不论“三纲”,还是“五常”,它们都以夫妇关系为根本,认为夫妇关系是人伦之始,其它的四种关系都是由此而派生出来的。宋代理学家朱熹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男女者,三纲之本,万事之先也。”(《诗集传》卷七)从这段论述,我们也可以看出统治者为什么那么重视婚姻、家庭问题。听古乐唯恐卧,听郑卫之音而不知倦的魏文侯有一段名言,说得很为透僻。他说:“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上承宗庙,下启子孙,如之何可以苟,如之何其可不慎重以求之也!”“宜家”是为了“宜国”,在他们眼里,“宜家”与“宜国”原本是一回事,当然便被看得十分重要了。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不论自古以来多少解经者就《桃夭》作过多少文章,但像小桃树那样年轻,像春日骄阳下桃花那样鲜艳、美丽的少女,却永远活在读者心里。人们衷心祝愿她:“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吟诵《桃夭》,不喝也醉了。
清姚际恒评论此诗说:“桃花色最艳,故以喻女子,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自古,漂亮的女子总是受到超常的宠爱,文学更是不吝字墨,推波助澜。无论是“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还是“玉腕枕香腮,桃花藕上开。”,读起来,总不如”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更意浓神近,耐人玩味。
默默的读几遍,然后展开想象的画卷,你会看到千年前,在那桃花盛开的时候,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千年的风从那片“灼灼”的桃林中穿过,摇曳着艳丽的桃花,婀娜着多姿的桃枝,似乎有醉人的馨香随风破卷,扑面而来。但你分不清这是什么香,因为你仔细去看,在桃花丛中,隐约着一个款款移动的女子,少女的清香与花香混揉在一起,这是快乐的味道。
画中的女子两颊绯红,可以听到女子的心声:“今天我要嫁给你啦,今天我要嫁给你啦......”
之子与归,是说这个美丽的新娘就要出嫁了。归,妇人谓嫁曰归。在夸了即将出嫁的新娘的美貌之后,诗意开始延伸,人们随之将目光投向婚后的生活,那是怎样的呢?诗里唱到“宜其室家”、“ 宜其家室”、“ 宜其家人”。
宜,和顺美满的意思,室谓夫妻所居,家为一门之内。如果说对新娘容比桃花是毫不掩饰的赞美的话,这里就是含蓄的将女子的“善”,掩藏在宜家宜室宜人中了。试想,新人过门后,若能让一大家子都和睦幸福,仅有美丽的脸蛋是不够的,必得有颗善良的心,才能让公婆姑嫂叔伯接受,才能被夫家的人所接纳,日子才能和顺美满,其乐融融。
从桃花到桃实,再到桃叶,三次变换比兴,勾勒出男婚女嫁一派兴旺的景象。古人通过桃花似的外“美”,巧妙地和“宜”的内“善”结合起来,表达着人们对家庭和睦安居乐业生活的美好向往。“诗三百”开篇,写尽了爱情与婚姻生活的各个方面,说明家庭和婚姻的重要性,这不仅仅是人们生活的期盼,也是统治者的希望,所谓“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说白了,就是建立在“宜家”、“ 宜室”、“ 宜人”上的“宜国”。
不管怎样,“桃夭”是中华民族延续到现在的喜庆与祝福,就是今天,我们也同样祝愿着如桃花般的女子,“之子于归”,能够生活美满,家庭幸福,“宜其室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