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纯光白璧，重望压颓波。
职业居朝久，文章八石多。
平生何所似，霜菊在秋坡。
一纯光白璧，重望压颓波。
职业居朝久，文章八石多。
平生何所似，霜菊在秋坡。
此诗前两句用“山外山”、“树边树”的视觉形象引发国破家亡的愁怨和遗恨；后两句诗人紧承前语，针对元代统治者发出的反抗心声，揭示出诗人自己与元朝统治者“不共戴天”的主题。全诗以浅近通俗的语言，生动质朴的比喻，率直地表示亡国之恨，字字咬牙，句句切齿，有颠倒乾坤，截断众流之气魄。
第一、二句作者为了表现胸中的“愁和“恨”，不是采取怒发冲冠式的直接表露，而是借物寓怀，以一种环境衬托的比喻手法，巧妙地用“山外山”“树边树”的视觉形象引发国破家亡的愁怨和遗恨。这里的“山”“树”，不仅指自然的“山”“树”，更寓意元兵占领的一片浑浊世界。山、树本可使人赏心悦目，然而在亡国遗民眼中，只能勾起无限的愁和恨。
第三、四句紧承一、二句，诗人设想，如果眼前的山和树能够隔断秋月的光明，照我就不照他，照他就不照我，使我和他“不共一处”。这样以含蓄的手法，揭示出诗人自己与元朝统治者“不共戴天”的主题。诗人虽未明言同谁“不共一处”，不过，从诗人所写“无处堪挥泪”（《书文山卷后》），“我愁无地可耕渔”（见《宋遗民录》）等句，则可以清楚地看出，正是灭宋的元代统治者，使诗人陷入“无处”“无地”的厄运，所以诗人在月色如银的秋夜，迸发出的愁恨，不能仅仅看作是个人的恩怨。确切地说，全诗乃是针对元代统治者发出的反抗心声，誓欲隔断明亮的秋月，虽然想隔断秋月的光明，事实上却是不可能的，但诗人不愿与元代新贵们“共一处”，其态度之坚决，气节之坚贞，给读者以强烈的感受。
前人评谢翱诗曰：“所作歌诗，其称小，其指大，其辞隐，其意显，有风人之余，类唐人之卓卓者。”（《谢翱传》）此诗即可见诗人风格之一斑。
牧童的生活是游荡不定的，也是浪漫的。牧童既不免经风雨、涉艰险，又总是从大自然中得到乐趣和慈爱。这是一首牧童唱的歌。早上，牧童赶着牛沿着弯曲的江水去放牧；晚上，牧童归来时就要摸黑走过山村的沟谷。早出晚归的牧牛生活是辛苦的，诗中写到的“朝”“夜”两次“牧牛”，第一次是指“牧牛去”，第二次是指“牧牛归”。四个“牧牛”的重叠，造成了一种歌谣节奏和韵味，同时表现了早晚放牧、日日放牧的辛勤劳动生活。“下江曲”和“度村谷”也表现了放牧生活的丰富多彩。
牧童总是在野外度过他的时光。在春天的漾漾细雨中，牧童披着蓑衣走过小树林；在牧童的芦笛声中，莎草一天天地绿起来。牧童充分享受着大自然的美，大自然是他最相熟相知的朋友。顽皮活泼的牧童还把蓬蒿插在腰间当作箭，想象着自己成了一位威风凛凛的武士，连猛虎也不敢再来欺负小牛犊。
在诗中牧童生活不是一幅朦胧的牧牛景，而是处处显出诗人对放牧生活的深切体验。诗中所写的牧童的冷暖甘苦，也不是只从旁观察可得的，似乎诗人有过亲身体验。这样写景状物，描摹生活，才可以达到如王国维所说的“不隔”的境界。
起首二句，袭用民歌的曲调，写了牧童早晚的行踪。质朴，淡雅，信手拈来，却象民间那种形神毕俏的剪影画。这是远景中的牧童身影；下面开始写近影：春雨如丝，无声地滋润大地。诗人仿佛是看到出林的牧童披起了蓑衣，才感觉到空中已经飘起了雨丝。一个“细”字，准确地抓了春雨的特征。下一句没有写人，写的是笛声。
“卧吹”二字，使人分明想见到仰卧在莎草中牧童天真，快乐的模样。悠扬的笛声，又使人体会到山谷中的清幽宁静。“莎草绿”照应了前面的“春雨细”，使人感到山村中的一切都是那样和谐、恬淡、清新和充满生机。最后二句，是牧童正面形象的特写。憨顽的放牛娃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全副武装的勇士模样，“不怕猛虎欺黄犊”更是一语点出山中牧童那种勇敢无畏的强俘性格。诗人用那生动的笔触，以一种简洁传神的白描手法，勾勒了一幅“山中牧童图”。那清新、活泼，近乎口语化的语言，更使全诗洋溢着一股浓郁的生活气息。如果不是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和人民有着较广泛的接触，如果不是向民间文学学习，从民歌中吸取营养，是不可能写出这样一些较好的作品来的。
这首诗写出了牧童放牧生活和情趣。前四句侧重描写牧童放牧的辛勤，诗人运用时空的转换扩大诗歌的内蕴。后四句着重描写放牧时的情趣：春雨绵绵，牧童穿行于林中草地，稍有闲暇，便吹响悠扬的芦笛，一会又胡乱地在腰间插满野蒿，恰似利剑，显得英武洒脱，这样就再也不怕猛虎欺负牛犊了。这种奇思漫想，生动地表现了牧童幼稚、天真的精神面貌，令人忍俊不禁。
这是一篇纪行赋。此赋作者对滟滪堆提出了不同于世人的独特见解，解释了滟滪堆有功于人的原因，阐发了世事“有以安而生变，亦有以用危而求安”的道理，显示了哲学家、政治家的眼光。全赋行文层层深入，句式灵活，少用典故，语言平易而生动，气势恢宏而急缓有致，体现了作者青年时代的文风。
这篇赋写得很有特色。赋前有一篇小序。一般这种性质的小序，都会交代写作的缘起，但苏轼为文，颇为不拘常格。他直接从议论入手，提出自己的观点：“世以瞿塘峡口灩滪堆为天下之至险，凡覆舟者，皆归咎於此石。以余观之，盖有功於斯人者。”然后说明“有功斯人”的原因。序中的内容与赋的意思基本一致，内容几乎是重复的。序是平直的表白，赋是华彩的铺张。
此赋共分三段，行文层层深入。第一段，先从大处落笔，讨论水的特点。“天下之至信者，唯水而已。”水有质而无形，其千变万化，掀腾勃怒，使“万夫不敢前”，而水是至信的，是有规律的，只有懂得它的规律，才能使它“宛然听命，惟圣人之所使。”在这段里，作者认为水有这么几个特点：水是“天下之至信者”，是世间万物中最讲信用、最守常规的；水可以测量，但它“不自为形”，自己没有自己的形态，而是“因物以赋形”，它的形态随着承受它的量具的变化而变化，这种观点很显然来自道家；因为这个原因，水虽然千变万化，但又有常规可循，言外之意，你不能把握水，但你可以把握盛水的单位。接着，作者来了一个总结：当水腾跃发怒的时候，即使是万夫也不敢到它前面去，但遇到像大禹那样掌握了它的规律的圣人，它又显得极为驯服。在此基础上，作者引出他要讨论的中心——崔嵬的滟滪堆存在的价值。
第二段是此赋的重心。作者先极力地描写蜀江的浩瀚，蜀江在作者的笔下如同楚天风雨，挟势而来，锐不可当，骄逞恣肆。江水在入峡谷之前，一路狂奔，都没有遇到阻隔，弥漫浩瀚，横流奔放在广阔的平原上。当它到达逼仄狭窄的峡口，猛遇障碍，不可一世的它显得极为暴怒，于是使出浑身解数与之争斗，结果却失败了。于是，精疲力竭的蜀江认识到自己力量的有限，一改骄狂的态势，“安行而不敢怒”，滔滔汩汩地流入了峡口。作者以如椽之笔，寥寥数语，写出了蜀江的气势：“蜀江会百水而至于夔，弥漫浩汗，横放于大野。”“蜀江远来兮，浩漫之平沙。行千里而未尝龃龉兮，其意骄逞而不可摧。”又用巧妙的比喻，写出蜀江与滟滪堆之战：“而战乎滟滪堆之下，喧豗震掉，尽力以与石斗，勃乎若万骑之西来。忽孤城之当道，钩援临冲，毕至于其下兮，城坚而不可取。矢尽剑折兮，迤逦循城而东去。”奔腾而来，骄不可摧的蜀江终被灩滪堆驯服，最终“滔滔汩汩，相与入峡，安行而不敢怒”。蜀江水流崄悍可畏，幸而有滟滪堆，减缓流速。这就是滟滪堆的功劳所在。
第三段是作者的结语，从对蜀江遇峡的观察中，他感悟出了“有以安而生变”“有以用危而求安”的人生哲理。并且说，倘若领会了这个意思，并将其推广运用，也就可以了解事物的必然规律。这是在告诉读者，同时也是在告诫自己。“嗟夫，物固有以安而生变兮，亦有以用危而求安。得吾说而推之兮，亦足以知物理之固然。”在这里，作者将世间万物的运行分为两种：一种原来一直是平稳的，但运行发生突变；另一种，开始行进在风险中，越过这样的风险以后走向了安宁。就如人生，有人一帆风顺地起来，体会不到世态的险恶，倘若忽然遇到波浪，那么，人生将会发生极大的扭曲和转折，这样的扭曲和转折对于毫无准备的人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而有的人，一路坎坷，他却不逃避，不退缩，披荆斩棘，一直向前，终会走上坦途。
苏轼为文，继承了先秦诸子中庄子的特色。气势恢弘，如同长江大河般雄浑壮阔。此篇对于他来说虽是小文，但也具备这样的特点。小序中的“弥漫浩汗，横放于大野”，只此一句，便令人想见蜀江的宽阔和浩大。正文中的“蜀江远来兮，浩漫漫之平沙”也有同样的效果。
苏轼无论是为文还是作诗，都善于运用比喻和拟人。在此赋中，“宛然听命，惟圣人之所使兮”，“行千里而未尝龃龉兮，其意骄逞而不可摧”，就是用了拟人。前一句写水能像人一样听命，表现出其柔顺的一面；后一句更是将水比作一个骄横狂暴的得志之士，联系后文的人生哲理来看，极为贴切形象。而这篇赋中写得最好的，就是江水与岩石的搏斗几句，作者更是将这种手法用到了极致。他将这场争斗生动地比作是一场战争。说江水西来，如同不可阻遏的“万骑”，碰到滟滪堆，就像遇到了个座当道的孤城；于是，拿出“钩援”“临冲”这样的攻城工具，舍命攻取，但这座城却太过坚固，最后“万骑”的弓箭也用光了，利剑也断折了，结果自然是以失败而告终。用写战争的语句来表现这场水与石的战斗，写得极为酣畅淋漓，极具表现力和震撼力。
这篇文章语言平易，少用典故，融议论于写景，使说理形象化，是其艺术上的重要特点。虽然历来不受重视，但无论是其立意，还是其写法，都有值得后人深思和学习之处。
前人评这首诗，有的说：“从肺腑流出”，“万转千回，纯是泪点，都无墨痕”。有的说：“一片血泪，更不辨是诗是情。”这都可以说抓住了最本质的东西。至于说它“屈曲赴题，清空一气，与《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同时一格”，则是就艺术特点而言的；说它“直可使暑日霜飞，午时鬼泣”，则是就艺术感染力而言的。
杜甫和郑虔是“忘形到尔汝”的好友。郑虔的为人，杜甫最了解。他陷贼的表现，杜甫也清楚。因此，他对郑虔的受处分，就不能不有些看法。第三句中的“严谴”，就是他的看法。而一、二两句，则是为这种看法提供依据。说“郑公樗散”，说他“鬓成丝”，说他“酒后常称老画师”，都是有含意的。
说郑公“樗散”，有这样的含意：郑虔不过是“樗栎”那样的“无用之材”罢了，既无非分之想，又无犯“罪”行为，不可能是什么危险人物。何况他已经“鬓成丝”，又能有何作为呢。第二句，即用郑虔自己的言谈作证。人们常说：“酒后见真言。”郑虔酒后，没有越礼犯分的言论。他不过常常以“老画师”自居而已，足见他并没有什么政治野心。既然如此，就让这个“鬓成丝”的、“垂画”的老头子画他的画儿去就行了。可见一、二两句，并非单纯是刻画郑虔的声容笑貌；而是通过写郑虔的为人，为郑虔鸣冤。要不然，在第三句中，就不会突然冒出个“严谴”了。
次联紧承首联，层层深入，抒发了对郑虔的同情，表现了对“严谴”的愤慨，的确是一字一泪，一字一血。对于郑虔这样一个无罪、无害的人，本来就不该“谴”。如今却不但“谴”了，还“谴”得那样“严”，竟然把他贬到“万里”之外的台州去，真使人伤心。这是第一层。郑虔如果还年轻力壮，或许能经受那样的“严谴”，可是他已经“鬓成丝”了，眼看是个“垂画”的人了，却被贬到那么遥远、那么荒凉的地方去，就是明明要他早一点画啊。这是第二层。如果不明不白地画在乱世，那就没啥好说；可是两京都已经收复了，大唐总算“中兴”了，该过太平日子了，而郑虔偏偏在这“中兴”之时受到了“严谴”，真是太不幸了。这是第三层。由“严谴”和“垂画”激起的情感波涛奔腾前进，化成后四句，真“不辨是诗是情。”
“苍惶”一联，紧承“严谴”而来。正因为“谴”得那么“严”，所以百般凌逼，不准延缓。作者没来得及送行，郑虔已经“苍惶”地踏上了漫长的道路。“永诀”一联，紧承“垂画”而来。郑虔已是“垂画”之年，而“严谴”又必然会加速他的画，不可能活着回来了。因而发出了“便与先生应永诀”的感叹。然而即使活着不能见面，仍然要“九重泉路尽交期”啊。情真意切，沉痛不忍卒读。诗的结尾，是需要含蓄的，但也不能一概而论。
杜甫当然是忠于唐王朝的，但他并没有违心地为唐王朝冤屈好人的做法唱赞歌，而是实事求是地斥之为“严谴”，毫不掩饰地为受害者鸣不平，表同情，以至于坚决表示要和他在泉下交朋友，这就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应有的人格。有这样的人格，才会有“从肺腑流出”、“真意弥满”、“情见于诗”的艺术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