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煜在这篇文章中,极力表达的是对过去奢靡生活的追悔之情。李煜写这篇文章时,萦绕在心中的不仅有思念兄弟之情,更多的是对国事的忧威,即所谓“怆家艰之如毁”,只不过惧于当时的情势,不敢言明而已。
在这篇文章中,李煜以主客问答的形式,表述了自己手足不得相见的悲伤之情,以及对年轻时候兄弟们奢侈享乐生活的怀念:“量珠聘伎,纫彩维艘。被墙宇以耗帛,论邱山而委糟。”他感觉到,如今的手足分离,和当年这种不思振作的生活恐怕不无关系。“原有鸰兮相从飞,嗟予季兮不来归。空苍苍兮风凄凄,心那用兮泪涟满。无一欢之可作,有万绪以缠悲”可谓此文名句。就在当年的三月,李煜继续派自己的弟弟李从谦如宋进贡珍宝器用金帛、并买宴钱,数量加倍。
文章以“尔之告我,曾非所宜”为结束,呼应开头的“左右进言”,说明在国破家亡与兄弟离索的悲痛心情下庆祝节日并不合适。
第二首是推崇楚国著名辞赋作家宋玉的诗。诗是作者亲临实地凭吊后写成的,因而体会深切,议论精辟,发人深省。诗中的草木摇落,景物萧条,江山云雨,故宅荒台,舟人指点的情景,都是诗人触景生情,所抒发出来的感慨。它把历史陈迹和诗人哀伤交融在一起,深刻地表现了主题。诗人瞻仰宋玉旧宅怀念宋玉,从而联想到自己的身世,诗中表现了诗人对宋玉的崇拜,并为宋玉死后被人曲解而鸣不平。全诗铸词溶典,精警切实。有人认为,杜甫之“怀宋玉,所以悼屈原;悼屈原者,所以自悼也”。这种说法自有见地。
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写楚襄王和巫山神女梦中欢会故事,因而传为巫山佳话。又相传在江陵有宋玉故宅。所以杜甫暮年出蜀,过巫峡,至江陵,不禁怀念楚国这位作家,勾起身世遭遇的同情和悲慨。在杜甫看来,宋玉既是词人,更是志士。而他生前身后却都只被视为词人,其政治上失志不遇,则遭误解,至于曲解。这是宋玉一生遭遇最可悲哀处,也是杜甫自己一生遭遇最为伤心处。这诗便是诗人瞩目江山,怅望古迹,吊宋玉,抒己怀;以千古知音写不遇之悲,体验深切;于精警议论见山光天色,艺术独到。
杜甫到江陵的时候是秋天。宋玉名篇《九辩》正以悲秋发端:“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杜甫当时正是产生悲秋之情,因而便借以兴起本诗,简洁而深切地表示对宋玉的了解、同情和尊敬,同时又点出了时节天气。“风流儒雅”是庾信《枯树赋》中形容东晋名士兼志士殷仲文的成语,这里借以强调宋玉主要是一位政治上有抱负的志士。“亦吾师”用的是王逸的说法:“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闵惜其师忠而被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这里借以表示杜甫自己也可算作师承宋玉,同时表明这首诗旨意也在闵惜宋玉,“以述其志”。所以次联接着就说明诗人自己虽与宋玉相距久远,不同朝代,不同时代,但萧条不遇,惆怅失志,其实相同。因而望其遗迹,想其一生,不禁悲慨落泪。
诗的前半感慨宋玉生前怀才不遇,后半则为其身后不平。这片大好江山里,还保存着宋玉故宅,世人总算没有遗忘他。但人们只欣赏他的文采辞藻,并不了解他的志向抱负和创作精神。这不符宋玉本心,也无补于后世,令人惘然,所以用了“空”字。就像眼前这巫山巫峡,使诗人想起宋玉的两篇赋文。赋文的故事题材虽属荒诞梦想,但作家的用意却在讽谏君主淫惑。然而世人只把它看作荒诞梦想,欣赏风流艳事。这更从误解而曲解,使有益作品阉割成荒诞故事,把有志之士歪曲为无谓词人。这一切,使宋玉含屈,令杜甫伤心。而最为叫人痛心的是,随着历史变迁,岁月消逝,楚国早已荡然无存,人们不再关心它的兴亡,也更不了解宋玉的志向抱负和创作精神,以至将曲解当史实,以讹传讹,以讹为是。到如今,江船经过巫山巫峡,船夫们津津有味,指指点点,谈论着哪个山峰荒台是楚王神女欢会处,哪片云雨是神女来临时。词人宋玉不灭,志士宋玉不存,生前不获际遇,身后为人曲解。宋玉悲在此,杜甫悲为此。前人说“言古人不可复作,而文采终能传也”,恰好与杜甫的原意相违背。
体验深切,议论精警,耐人寻味,是这诗的突出特点和成就。但这是一首咏怀古迹诗,诗人亲临实地,亲自凭吊古迹,因而山水风光自然在诗中显露出来。杜甫沿江出蜀,飘泊水上,旅居舟中,年老多病,生计窘迫,境况萧条,情绪悲怆,本来无心欣赏风景,只为宋玉遗迹触发了满怀悲慨,才洒泪赋诗。诗中的草木摇落,景物萧条,江山云雨,故宅荒台,以及舟人指点的情景,都从感慨议论中出来,蒙着历史的迷雾,充满诗人的哀伤,诗人仿佛是泪眼看风景,隐约可见,其实是虚写。从诗歌艺术上看,这样的表现手法富有独创性。它紧密围绕主题,显出古迹特征,却不独立予以描写,而使其溶于议论,化为情境,渲染着这首诗的抒情气氛,增强了咏古的特色。
这是一首七律,要求谐声律,工对仗。但也由于诗人重在议论,深于思,精于义,伤心为宋玉写照,悲慨抒壮志不酬,因而通篇用赋,在用词和用典上精警切实,不被格律所拘束。它的韵律和谐,对仗工整,写的是律诗这种近体诗,却有古体诗的风味,同时又不失清丽。前人认为这首诗“首二句失粘”,只从形式上进行批评,未必中肯。
汉武帝是西汉唯一一位有辞赋作品传世的皇帝。据《汉书·艺文志》载:“上所自造赋二篇。”颜师古注云:“武帝也。”这二篇赋中的一篇应是《汉书·外戚传》载录的《李夫人赋》,而另一篇赋则未知何指。由《汉书·艺文志》之著录,印证汉武帝的今存作品,不难发现汉武帝不仅好辞赋,而且还亲制辞赋。他的《李夫人赋》是中国文学史上悼亡赋的开山鼻祖。
赋分正文与乱辞两部分。正文主要通过幻想与追忆,抒发对亡妃李夫人的绵绵伤痛。赋的开头四句:“美连娟以修嫣兮,命樔绝而不长。饰新宫以延贮兮。泯不归乎故乡。”新宫可筑,而美好生命逝去就再也不能回来。这与“露唏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薤露》)的对生命易逝的悲痛无奈有异曲同工之妙,表明武帝在哀悼李夫人的同时,对生命的短暂进行了深沉思考。接下来的“惨郁郁其芜秽兮,隐处幽而怀伤”两句,是对李夫人身处墓中凄惨境况的想象。在此,武帝不写自己如何伤怀李夫人的早逝,而是写李夫人的亡魂在墓室中为思念自己而心伤,这种进一层的写法,想象大胆奇特,倍加抒发了武帝的无尽哀伤。而“秋气憯以凄泪兮,桂枝落而销亡”,以眼前秋景抒心中哀情,再次传达出对爱妃早逝的伤痛。在这种伤悼的心理引导下,作者想象其灵魂脱离肉体,去寻找李夫人的踪迹,见到了“函荾荴以俟风兮,芳杂袭以弥章。的容与以猗靡兮,缥飘姚虖愈庄”的李夫人。如此神奇想象,如梦似幻,足见汉武帝对李夫人思念之刻骨铭心。
接下来的“燕淫衍而抚楹兮,连流视而娥扬,既激感而心逐兮,包红颜而弗明。驩接狎以离别兮,宵寤梦之芒芒”,由冥冥想象,转入对往日欢乐生活的追忆;由对往日的追忆,又回到眼前似梦非梦的幻境中。在此番幻境中,李夫人的身影是“忽迁化而不反”,或“哀裴回以踌躇”。以李夫人灵魂的不忍离去来表达作者对夫人灵魂归来的强烈期盼。然人死不能复生,武帝最终在李夫人灵魂“荒忽而辞去”、“屑兮不见”的幻境中,再次回到眼前阴阳相隔的残酷现实,“思若流波,怛兮在心”,无限伤痛,如流水连绵不绝。
乱辞再次抒写了对李夫人早逝的无限悲痛,表示将不负其临终所托,体现了武帝对李夫人的一片深情。乱辞中从“弟子增欷”到“倚所恃兮”一段,描写了伤悼李夫人的凄恻场景,极其感人。这一段对李夫人兄弟和稚子伤悼李夫人的哀恸场景进行描写,极富人情味。从中不难发现汉武帝虽为一代雄主,亦有普通人真挚感情的一面。
《李夫人赋》在汉武帝时期甚至整个汉代,都是颇具特色的重要抒情赋作,其文学史意义不容忽视。
其一,《李夫人赋》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悼亡赋,在辞赋题材方面具有开拓意义。今存武帝之前的悼亡文学,有《诗经》的《邶风·绿衣》和《唐风·葛生》,但皆以诗歌形式出现。而文学史上的第一篇悼亡赋,则非《李夫人赋》莫属。马积高认为此赋乱辞一段“写得颇亲切,为后世悼亡之作所祖”。其实,《李夫人赋》不仅仅在写作手法上“为后世悼亡之作所祖”,更在悼亡赋题材上有开拓之功。汉武帝《李夫人赋》之后,悼亡赋继作不断。如曹丕《悼天赋》、曹植《思子赋》、王粲《伤天赋》《思友赋》、曹髦《伤魂赋》、潘岳《悼亡赋》、南朝宋武帝刘裕《拟汉武帝李夫人赋》、江淹《伤爱子赋》《伤友人赋》、宋人李处权《悼亡赋》等,皆属此类。众多悼亡赋作的出现,使悼亡成了中国古代辞赋的一大重要题材。
其二,《李夫人赋》的艺术手法为后世悼亡文学提供了借鉴。一是《李夫人赋》以“桂枝落而销亡”比喻李夫人之死,这一手法为后世悼亡诗赋所因袭。如,潘岳《悼亡赋》“含芬华之芳烈,翩零落而从风”、刘裕《拟汉武帝李夫人赋》“念桂枝之秋霣,惜瑶华之春翦”、梁简文帝《伤美人诗》“香烧日有歇,花落无还时”、阴铿《和樊晋陵伤妾诗》“画梁朝日尽,芳树落花辞”、李处权《悼亡赋》“信尤物之易毁兮,审奇花之早落”,等等,这些都是以花落喻妻、妾的死亡,是对《李夫人赋》中以“桂枝落”喻李夫人死的承袭。二是《李夫人赋》以幻觉抒哀情,将心理幻境与眼前实景相结合的艺术手法,为后世悼亡诗赋所继承。在《李夫人赋》之前,《邶风·绿衣》悼亡,主要通过睹物伤人,表现作者哀思;《唐风·葛生》悼亡,在睹物伤人的同时,对亡人坟茔的凄惨景象进行描写,以抒写作者“予美亡此,谁与独处”的悲伤。而《李夫人赋》悼亡,则充分利用辞赋长于铺陈的优势,展现了汉武帝伤悼李夫人时产生的种种幻境,以此表达心中的无尽感伤。在描写心理幻境的同时,《李夫人赋》还在乱辞中描写了伤悼李夫人的眼前实景,进一步写出了对亡妃的无限悲思。这虚实相间的抒情方式,使全赋在哀伤百转的同时,充满着神奇和迷幻。《李夫人赋》的这一艺术独创,为后世同类题材文学所接受。如潘岳《悼亡赋》:“神飘忽而不反,形安得而久安?袭时服于遗质,表铅华于余颜。……延尔族兮临后庭,人空室兮望灵座,帷飘飘兮灯荧荧。灯荧荧兮如故,帷飘飘兮若存,物未改兮人已化,馈生尘兮酒停樽”,想象亡妻灵魂的飘忽不返及其妆扮,并将这一心理幻境与“空室”、“人已化”的眼前实境结合起来,表达了不尽悼念之情。又如江总《奉和东宫经故妃旧殿诗》“犹忆窥窗处,还如解佩时。苔生无意早,燕入有言迟。若令归就月,照见不须疑”,李处权《悼亡赋》“悄空闺之岑寂兮,想音容于冥漠。……把怀平生之好合兮,竟缱绻而难舍。觊魂梦之可接兮,睇长松于广野。虽涸流以濡翰兮,浩予悲之莫写”,都是将眼前实景与心理幻境结合起来抒写对亡人的思念。这些,都可以看出《李夫人赋》对后世悼亡诗赋艺术手法的深远影响。
其三,《李夫人赋》是汉代抒情赋作的先导。在《李夫人赋》之前,骚体辞赋已成为汉人抒情的主要文体,但大多是在代屈原立言之际表达个人的不遇情怀。如贾谊的《吊屈原赋》《惜逝》、严忌的《哀时命》等,情感虽挚,但终隔一层。而《李夫人赋》虽为骚体,但直抒作者在李夫人死后的内心感受,这种抒情手法不仅较借代古人立言来抒情要自然亲切得多,而且开启了汉代抒情赋作的先河。这种情感的直接抒发,是对《诗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毛诗序》)精神的继承,也是对屈骚“发愤以抒情”传统的弘扬。《李夫人赋》之后,虽代屈原立言的拟骚赋仍有继作,但抒情赋作至东汉已逐渐蔚为大观,特别是汉末魏晋的伤悼赋,基本上都是直抒胸臆的赋作,这是《李夫人赋》导夫先路的结果。
其四,《李夫人赋》为魏晋时代人生命意识的普遍觉醒开了先河。汉武帝《李夫人赋》在沉痛伤悼李夫人的同时,体现出对生命易逝的思考。这与汉武帝的世界观变化有关,据《史记·封禅书》和《汉书》之《武帝纪》《郊祀志》等记载,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汉武帝得了一场大病之后,深感到生命的脆弱,从此逐渐沉迷于神仙。这种变化同样体现在他的《秋风辞》和《李夫人歌》中。在这里,对功业的孜孜以求已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对生命的思索与追问、对生命存在的珍视与爱恋。汉武帝的这类作品,与同时代出现的《战城南》、乌孙公主的《悲愁歌》等作品一道,透露出汉代文学创作的嬗变:从一味地歌功颂德、润色鸿业的主题逐步转向抒写真情、思考生命的主题。这种看似转向颓唐的文学风尚变化,实际上体现了西汉人个体生命意识的逐渐觉醒,为魏晋时代人生命意识的普遍觉醒开了先河,其意义之重大,值得后人在研究西汉文学时给予充分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