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作于升之宫学秩满之时，在绍兴二十一、二年间，时陆游居山阴。
钱仲联详注仲高身世，大略云：仲高，陆游从兄陆升之也。绍兴十八年（戊辰）进士，其人阿附秦桧，谄事桧党两浙转运使兼临安知府曹泳。泳为政凶酷，缙绅畏之如鬼蜮。时升之为右通直郎，与右承务郎李孟坚亲善。孟坚之父光私撰国史，语涉朝政，或多讪谤褒贬。孟坚以秘事告之，升之发之以告泳，泳检举於朝，光故得罪。後桧死，泳被贬窜新州，升之坐为秦党亦被黜。“临分出苦语，不敢计从违”一句，深有规劝之意。
此诗直白忧碍，意思不必过多解释，仲高时往投丞相秦桧门下，故陆游在此诗中予以规儆。“道义忧今古，功名有是非”，道义是不分古今的，但凡稍有智识、操守的人都应遵守，然而功名却很难说了。当逢有道之世，求取功名而不悖于道义，或说功名与道义体现为一致性时，自当努力追取。这正是儒家传统的积极用世思想。历数中国古代士人，但凡事业有成者莫不类此，国旺家兴，名垂后世，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统统实现。但这样的世道，泱泱中华、上下五千载也只是凤毛麟角，因此多是一种理想状态。而遭逢乱世，帝王昏聩、奸佞当道，功名与道义则体现为对立的关系，这在漫长的中华历史中则是一种常态。士人往往有两类选择：一是舍道义而就功名。陆仲高年轻时正是走了这样一条路。绍兴二十年（1150），陆仲高任诸王宫大小学教授，之后阿附秦桧，以告发秦桧政敌李光作私史事（仲高为李光侄婿），擢大宗正丞。显然这样的一种选择很为时人所不耻，陆游在此诗中也正是劝他不如请求退职。另一种选择是坚决维护道义，至少是维护心中的道义原则。
《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弟》共有两首，这是其中的第二首。这组诗是1074年（熙宁七年）八、九月间，苏轼将离杭州通判任时所作。是年，苏轼三十九岁。他的弟弟苏辙（字子由）时任齐州掌书记，在济南。《咸淳临安志》：“浮云岭，在于潜县南二十五里。”（于潜，浙江境内的县，在临安西，位于分水港支流上。）苏轼任杭州通判的三年中，年年都有水旱灾害，所谓“止水之祷未能逾月，又以旱告矣”（《祈雨吴山》）。1074年，京城以东因干旱闹蝗灾，“余波及于淮浙”（《上韩丞相论灾伤书》）。苏轼因捕蝗至于潜，作此二诗寄给苏辙，以抒发自己的抑郁之情。
这一首着重写山行疲苦之感。一二句点明时令、景物。重阳将近，溪边野菊已开出耀眼金花。三四句纪行。苏轼久不登山，这次为了捕蝗来到这山石高峻的浮云岭，深感疲苦不堪；然而他正处在壮年，豪情未减，偶尔喝一杯村酒，仍觉得精力有余。此二句从生理方面的感受作一抑扬。五六句是夜宿山村的感受。夜晚，独自一人在林木荫翳的山村野店住宿下来，一天的疲劳，暂时忘却，顿觉宠辱不惊，梦魂安稳；然而，这片刻的安闲却唤起数年来世路奔波的许多回忆：那时局的动荡，党派的倾轧，仕途的艰险，以及这场特大蝗灾给人民带来的困苦，他奔走呼号、欲诉无门的愤懑……这一切，涌上心来。诗人用“人间忧患长”五字加以概括，表达了自己的感慨。此二句再从心理上的感受作此一段抑扬。全诗经此两度抑扬，声情跌宕，有力地表露了抑郁不堪之情，并很自然地带出了结尾二句。
结尾紧承“人间忧患长”意，他想到此时这种疲于奔走、形同厮役的处境，忿忿然说：我真想像冯良一样杀马毁车，从此遁去，至于所谓用行舍藏那一套，不必再去管它，你也用不着再来和我讨论了！《后汉书·周燮传》载：，一个叫冯良的人，三十岁，为县尉，奉命去迎接上官，他“耻在厮役，因毁车马、裂衣冠”遁去，跑到犍为跟一个叫杜抚的学者学习去了。家里人满以为他死了，过了十多年他才回到家乡。苏轼用此事，也和此时山行疲苦、情绪不好有关。“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这是孔子的教训。在封建社会里，一些持身谨严的士大夫对自己的出处进退总是比较认真的。苏轼弟兄也经常谈到这一问题。两年多以前，苏轼在《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诗中就说：“眼前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去未能。”说他不愿奉行新法，只是由于贪恋君恩，未能决然引去。在捕蝗事后不久，苏轼在杭州赴密州道中寄给苏辙一首《沁园春》词又说：“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认为出仕或归隐的主动权是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此时因捕蝗疲苦这一具体事件的触发，天秤偏到那一端了。这和组诗中第一首的结尾“理蝗余”的积极态度表面上矛盾，其实不然。在苏轼的思想上，为人民利益而奔走和为了奉行新法而被人驱使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两首诗的结尾各有侧重。《乌台诗案》提到“独眠林下”这四句诗时，苏轼自己解释说：“意谓新法青苗、助役等事，烦杂不可办，亦言己才力不能胜任也。”这正是苏轼的痛苦所在。王安石的变法在历史上是一种进步，但新法本身并没有解决农民的问题；加上新法执行中的某些偏差，给农民带来了不利。因此，不能因为苏轼不满新法就一概加以否定。这两首诗，更多地体现了他对人民的同情。
这首诗写的是现实生活给诗人思想感情上的一次巨大冲击，抑扬顿挫，感慨遥深，用事精切，写出了内心深处的难言之情，也是亲兄弟间推心置腹的肺腑之言，所以特别真切动人。
公元710年（景云元年），唐睿宗即位，因为宋之问曾依附张易之、武三思，而将他贬至钦州（今广西钦州市）。这是他第二次被贬岭南。《始安秋日》这首诗就是他前往钦州途经桂林时所写的。《旧唐书》说他“再被窜谪，经途江岭，所有篇咏传播远近。”《始安秋日》就是当时广为流传的一首排律。
诗人敏锐地抓住了岭南物候的特征，起句就开门见山地直陈其对桂林的独特感受。次句点题并阐述上句“风景异”的内容：“秋似洛阳春”。洛阳的春日究竟怎样，诗人没有明说，但这是人们所熟悉的，杨柳新绿，繁花似锦，莺歌燕语。仅“洛阳春”三个字就道尽了桂林秋色佳。这句诗写得既概括又具体，简洁而饶有韵味。紧接着的两句诗写得更新颖奇警，“晚霁江天好，分明愁杀人”。在这傍晚时分，雨过天晴，斜阳余辉倾洒江中，江天虽美非故土，只能使离人更加愁肠欲断。“分明”二字活泼了句意，使江天人格化，江天好像是有意恼人的。“卷云山角戢角戢，碎石水磷磷”，晚风袭来，云雾飞卷而去，山峰忽隐忽现，如同兽的角尖在角戢角戢钻动；江水清沏得可以看见底下的小石子，江水在石间穿梭，发出磷磷的声音，悦耳动听。像这样朴实生动的描写，已脱尽了绮靡之气。
自第七八句起，便转入述志感怀。“世业事黄老，妙年孤隐沧”，黄老，道家祖黄帝老子，故称道家之言为黄老。赞美隐士研习黄帝老子的学说，脱尘出俗，能悠游世事之外。宋之问早年曾学道，在陆浑山庄隐居过。这里言外之意很有些悔恨自己未能坚持隐居，热心仕途混迹官场，以致弄到“迁窜极炎鄙”，“百越去断魂”的地步。他一贬再贬终至流放，于是才产生了不如归隐的思想。他在这次流放途中写的《自洪府舟行直书其事》中说道：“妙年拙自晦，皎洁弄文史。谬辱紫泥书，挥翰青云里。事往每增伤，宠来常誓止。铭骨怀报称，逆鳞让金紫。安位衅潜搆，退耕祸犹起。栖岩实吾策，触藩诚内耻。”暗示自己欲进不得，欲退不能，心中感到羞耻。宦海的沉浮，他已经深有体会了。“归欤卧沧海，何物贵吾身”，表现的是急欲隐归的心理。意思是：说归去吧，到那海岛上远离尘世，寄情沧海，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比自己的生命更贵重呢？上句感叹，下句反诘，深沉有力，蕴含着无限辛酸和无奈。眼前美好的桂林山水，只能更增添他的烦恼和感伤。不久，他被勒令自杀。《旧唐书》说他“先天中，赐死于徙所”。《新唐书》说他“赐死桂林”，情节十分凄惨：“之问得诏震汗，东西步，不引决。祖雍请使者曰‘之问有妻子，幸听决’。使者许之，而之问慌悸不能处家事。祖雍怒曰：‘与公俱负国家当死，奈何迟回邪？’乃饮食洗沐就死。”可见这一次的被流放，诗人早已预感到凶多吉少了。
《始安秋日》诗，是他晚期的作品，感情真挚动人。艺术风格迥异于早年的应制诗。这首诗所写的山水景物，个性鲜明，是诗人在独特环境中的独特感受，给读者以新颖的美感。
诗的前两句写花与叶的两种不同命运。世上的花与叶，本是同根生，同枝长，花儿万紫千红，千姿百态，各自与众不同而独具芳馨。一旦被慧眼识中。便移栽金盆，倍受呵护。但绿叶却受到遗弃，飘零落地，在凄风苦雨中化作尘土。花入盆，叶作尘，这是世间花和叶的各自的命运。这两句总写花的万幸和叶的不幸，以它们的“不相伦”反映出荷花独特品质的可贵。
“惟有”二字，同中取异，以下四句，全承它而来，转写荷叶的伸张卷曲，荷花的开放闭合，种种风姿，天然无饰。古人以荷花喻君子美德的很多，借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特性，比喻和赞美高洁脱俗、不媚于世的卓然自主的品格。但这首诗，却吟咏了荷叶荷花“任天真”的品质，借以歌颂真诚而不虚伪的美德。“任天真”，既是写花，又是写人。以花性写人性，立意新奇。
最后两句进一层写荷花的“天真”之处。荷花的红花绿叶，互照互映互衬。即使到了红衰翠减、世人愁苦之时，仍然不相遗弃。如果说，前两句写荷花“任天真”，侧重表现共荣；那么，这两句的“长相映”，则主要表现同衰。这四句诗互补互承，从正反两方面完整地表现出荷花既能同荣、又能同衰的坚贞不渝的品质。
李商隐一生不得志，只做过几任小官。其主要原因不是他无才，而是没有知己者的力荐。他生存在牛、李两党的夹缝之中，没有信任，没有依托，饱受奚落和排挤。这首诗歌颂荷花能荣衰相依，实则表达了自己渴求知己、寻觅政治依托的心声。
这首诗语言通俗浅近，寓意明显，表达直露，节奏明快，与李商隐很多诗歌的含蓄委婉不同，体现了他诗歌风格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