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理说，登临如此高耸的山亭，自应细写其杳渺之景象，雄阔之意境。然而辛弃疾竟以豪情壮志、险思奇想出之，大发思禹之情，却又能不肯离题意。如上片“悠悠万世功”二句，通过“悠悠”“矻矻”两个叠词，既生动地写出其历史久远，又形象地道出大禹的劳苦功高。这纵横高远的境界，正是最恰当地扣住了“尘表”二字。作者面对一派江山如画、烟火万家的绚丽景象，他考虑的却是“鱼自入深渊，人自居平土”。尘世万物均能各得其所，推本溯源，这都是禹的伟大业绩。这三、四两句，又将“高”和“远”更推进了一步，可以说是超然玉立于尘表之外了。
如果说上片是吊古，那么下片则是伤今。过片“红日又西沉”二句，仿佛写的是眼前景，倘若简单地这样去理解，显然与上片高、远的意境不相符合。因而，“红日”句是比喻南宋朝廷岌岌可危的局势；“白浪”句是指流光飞逝，历史是无情的。这正是一代爱国者的时代忧虑，是作者愤懑难平的情感流露。煞尾二句，既照应了前阕，又阐明了词意：危亭登眺，无意于赏心悦目，主旨在忧时伤世。我自思量禹”句，寓含着作者无限心事：在这苟且偷安、不思自振的人欲横流中，必须要再有个为民造福的神禹出来治水平土，力挽狂澜，重整山河。全词紧紧系住“尘表”铺写，居高临远，吊古伤今，上下片浑然一体，意境奇特，造语清俊，在小令中洵为不可多得的妙品。
这首诗写诗人听筝时的音乐感受，其格局和表现技巧别具一格，别有情韵。
首句“抽弦促柱听秦筝”，“抽弦促柱”点出弹筝的特殊动作。忽疾忽徐、时高时低的音乐声，就从这“抽弦促柱”变化巧妙的指尖端飞出来，传入诗人之耳。诗人凝神地听着，听之于耳，会之于心。“听”是此诗的“题眼”，底下内容，均从“听”字而来。
诗人听筝最突出的感受是“无限秦人悲怨声”，诗人由秦筝联想到秦人之声。据《秦州记》记载：“陇山东西百八十里，登山巅东望，秦川四五百里，极目泯然。山东人行役升此而顾瞻者，莫不悲思。”这就是诗人所说的“秦人悲怨声”。诗人以此渲染他由听筝而引起的感时伤别、无限悲怨之情。下面围绕“悲怨”二字，诗人对筝声展开了一连串丰富的想象和细致的描写。
“似逐春风知柳态，如悲啼鸟识花情。”诗人巧妙地把弦上发出的乐声同大自然的景物融为一体，顿时使悲怨的乐声，转化为鲜明生动的形象。那柳条摇荡、柳絮追逐、落英缤纷、杜鹃绕啼的暮春情景，仿佛呈现于读者的眼前；春风、杨柳、花、鸟，情怀毕露，更加渲染出一片伤春惜别之情。
“抽弦促柱”之声的变化，又唤起诗人更加奇妙的联想：“谁家独夜愁灯影？何处空楼思月明？”上一联写大自然的景物，这一联则写人世的悲欢，更加真切感人。“独”、“空”两字，尤使画面显得分外凄清，增加了盼子思夫、离愁别恨的分量。“愁灯影”、“思月明”，含蓄蕴藉，耐人寻味：灯前别无他人，只看到自己的影子，可见何等孤独，不能不“愁”。楼头没有亲人，只见明月高悬，可见何等空荡，不能不“思”。这两处倘若写作“愁灯下”、“思离人”，就索然无味了。这一联用暗喻，且用“谁家”、“何处”疑问句式，不仅显得与上一联有参差变化之美，而且更能激起想象的翅膀，让各人按自己的生活体验，从画面中去品尝筝声所构成的美妙动人的音乐形象。
以上两联所构成的形象，淋漓尽致地描摹出筝声之“苦”，使人耳际仿佛频频传来各种惜别的悲怨之声。筝声“苦”，如果听者也怀有“苦”情，筝弦与心弦同声相应，那么就愈发感到苦。诗人柳中庸正是怀着苦情听筝的。
这首描写筝声的诗，着眼点不在表现弹奏者精湛的技艺，而是借筝声传达心声，抒发感时伤别之情。诗人展开联想，以新颖、贴切的比喻，集中描写筝弦上所发出的种种哀怨之声。诗中重点写“声”，却又不直接写“声”，没有用一个象声词。而是着力刻画各种必然发出“悲怨声”的形象，唤起读者的联想，使人见其形似闻其声，显示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
柳宗元的《雨晴至江渡》，只有短短的四句话，二十八个字。初读起来好像很容易理解，诗的前两句，写他在雨后初晴的一天傍晚，独自到江边散步。后两句写他在愚溪渡口旁，雨停水退后所见到的景像。
河里的洪水太大，大到连村旁的小路都被淹没了。而且，水中漂浮的木筏，也被冲散了，有的高挂在岸边的树枝上。说明这场雨下得太猛，下得太久，自己在屋里憋的时间太长了。久雨初晴，才迫不及待地要到江边来走一走，放松放松自己被压抑的心情。第二句中有一个“独”字，用得非常巧妙，不仅是写实，也是写虚。写实，是指他独自一人到江边来散步；写虚，是指当年一起参加“永贞革新”的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都被发配到偏远的州府，自己孤身一人来到永州，势单力薄，难以再成气候。第四句中有一个“在”字，用得鲜活。因为木筏所处的位置，应该漂浮“在水中”，此刻却被漫天洪水冲到岸边的树上，“在高树”三字，让人叹然思然，不胜感慨。真是几多凄凉，几许伤感。
永州，在湖南省的西南部，每年的春夏两季，雨水格外繁多。柳宗元曾经写过一篇《舜庙祈晴文》，其中有几句的大意是：“浓云密布，阴雨连绵，洪水泛滥，不仅河岸崩塌，而且冲断河堤，淹没了稻田和菜地，百姓遭灾，苦不堪言”。因此，祈盼舜帝体恤民情，赶快诛杀妖龙，驱散云雾，使阳光重新普照大地，不再让雨水危害百姓。结合这篇文章，再读《雨晴至江渡》，反复咀嚼，诗人久雨蛰居之苦、远谪漂泊之痛、同情百姓遭遇的忧患意识、感叹自己空有经国济世的抱负，却又无法施展的愤激心情，皆在不言之中，凸显出来。诗人采用了小中见大、平淡之中寓含深意的写作手法，从表面上看来，四句都是写景，其实字字皆在抒情，真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二十四诗品》）。
柳宗元这首作于永州溪居的七绝诗，在不同的版本中有不同的解析。如，有的注“槎”为“折、木筏子”，视该诗为一首闲散诗（《柳宗元诗文选注》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3 月版），有的注“槎”通“楂”即“水中浮木也”，视该诗为“渡口退潮之景”、“偶然景”（《柳宗元诗笺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 9 月版），有的不作任何注释只是笼统地视该诗为“抒写孤寂忧愤的心境”（《柳宗元在永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版）……诸多的解析给读者带来了诸多的疑窦：“槎”究竟是什么意思？诗的旨趣究竟何在？等等。笔者带着这些问题，怀揣有关资料，凭着世居愚溪之源和长期工作在永州的有利条件，一脚踏进柳宗元溪居遗址，目光投向千百年前，实地进行了连续几个暑假的细致考察，经过一番贴近生活的理性分析，似乎找到了一种全新而又真切的理解。
我们从柳子的《愚溪诗序》得知，柳子“永州溪居”是一座“八愚”（愚溪、愚丘、愚泉、愚沟、愚池、愚堂、愚亭、愚岛）园林群景。由于柳子诗文直到他死后两百多年才公之于世，所以这群景点对当时人来说就根本不晓得，因而也就没有认传下来。加之后代人们未看到其能表明的“八愚”群景位置的关键一景“愚亭”之所在，所以这座群景的位置究竟在哪里就成了一个谜。这了解开这个谜，永州学人做了大量的考寻工作。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有专家考证，发现柳子永州溪居“八愚”群景就在今天永州柳子街 120 号至 126 号之间的愚溪北畔注①，背山面水，座北朝南。笔者曾反复实地察看，看那“八愚”各景点方位与《愚溪诗序》所述吻合，唯一空缺的就是“愚亭”，但见得“愚亭”所在位置正处于愚溪北滨，其址是一座用青石方料铺筑起来的呈圆形（直径约 五米 ）的码头——但决不是什么码头。因为在“其流甚下……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连小舟也进不去的愚溪，当地老百姓不会也没有财力去砌这样一座规模甚大的码头闲置在那里或专作洗衣用。笔者认为，它是“愚亭”基址无疑。想必是筑在这个位置上的三面环水的“愚亭”被哪年的洪水冲毁罢了（注②）。
“愚亭”被哪年的洪水冲毁了呢？有没有被洪水冲毁的事呢？请看下面的分析。“愚池”正北约 十米 远的小山坡上（今天柳子街 120 号至 126 号街道靠北）建有一个当地人们世代相称的“十五亭”，据 张绪伯 先生考证就是柳子重建的“愚亭”（注③）。何以知之为柳子重建？从其命名以知之。因为柳子有“以数代名”的习惯。例如他称刘禹锡为刘二十八，称周韶州为周二十二，称娄图南为类二十四等。“愚”乃十三点画，怎么用“十五”称之？ 张绪伯 先生说，柳子写有《永字八法颂》（《外集补遗》）。同朝文人卢肇云：“永字八法，乃点画尔”；《翰林禁经》亦云：“八法者，永字八画也……古人用笔之术，多于永字取法。以其八法之势，可通一切字也”（注④）。由此可见唐代文人是把“愚”看作十五点画的。这样看来，“十五亭”即“愚亭”之别称无疑，既是柳子命名又是柳子所建也无疑。而柳子把当初建在“池之南”的“愚亭”迁建到“池之北”去的事，便无可辩驳地说明了：其亭的确被大水冲毁了，毁于哪年夏天，我们不得而知，但毁在柳子永州溪居期间无疑。
研究家们认为，《雨晴至江渡》诗大致写于元和六年的夏天，即是说，谁也无法知晓其诗的准确写作时间，但写在柳子永州溪居期间则是可靠的。那么，“池之南”的“愚亭”被洪水冲毁可能就成了《雨晴至江渡》诗的写作背景。
依据这样的情境，再来品读柳宗元这首七绝，我们就不难理解其内容了。“江南初晴思远步，日西独向愚溪渡。”你看，“江雨初晴”，诗人首先想到要出去走一趟；已经到了“日西”时分，诗人却还“独”自一人向愚溪渡口（愚溪入潇水处）走去。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大雨初停，时近黄昏）出去？一个“思”字，表现出作者心中有一桩难以割舍的心事。什么事？且看后面的诗句：“渡头水落村径成，撩乱浮槎在高树。”诗人踏着刚露出水面的泥泞小路，艰难地走到愚溪渡口一看，只见一些木料和稻草已经“撩乱”变成“浮槎”并挂在愚溪两岸的高树上！原来，诗人是寻找因下大雨涨大水而被冲毁的“愚亭”来了！愚溪“幽邃浅狭”，“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愚溪诗序》），小舟也不能进，无运放竹、木筏子事，自古至今皆然。所以，末句诗中的“槎”既不是“竹、木筏子”，也不是其他“水中浮木”，而是“愚亭”被大水冲毁后散落的那些“木头和草料”。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柳宗元这首七绝既非“闲散诗”，又非“偶然景”，更非“抒写孤寂忧愤之心境”，而是一首即事兴怀诗，它记叙了“愚亭”被大水冲毁瞬间瓦解的真实怀景，流露出一种对“愚亭”被毁的十分惋惜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实质上表现了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事物的怀念与追求。
柳宗元诗的总特色可概括为“冷峻”二字（前人有所谓“秾秾纤简淡、清峭森严”的说法），这是诗人谪居永州十年“恒惴栗”的主观心绪和那“南夷”“凄神寒骨、悄怆幽邃”的自然环境相互交织在诗中的必然反映，但这并不是说他的每一首诗都如此。在他的永州山水诗中，也有一些写得“冷”而不“峻”，“清”而不“峭”的，如古体诗《渔翁》和这首《雨晴至江渡》的七言绝句就是这样，它文笔简淡却描写传神，画面清幽而意境深远，给读者以广阔的空间想象美而绝无丝毫森严峻峭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