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人虞集生长于江南,但仕宦生涯又使得他不得不留在北方的大都(今北京)。他在晚年曾屡次请求回到南方,但终不获允许,乡关之思由此而愈加浓烈。此诗正反映他的这种乡愁和苦楚的心理。
“何处它年寄此生”,来自于诗人凄楚的内心深处。他在经历了难熬的宫廷生计,又久羁京师不得南归之后,自然便产生了人生如寄的悲凉念头。人生如寄、人生如梦及人生如戏的思想都源自佛教,反映的是人生的虚幻不真,认为人生不过是暂时寄寓于世界上的空皮囊而已。虞集的发问并非懵懂,而是十分清醒的明知故问,这种人生如寄的观念已深深扎根于他的心上,所以他做官虽然官至翰林院学士、国子祭酒也坚决地要求回归江南的家乡。
“山中江上总关情”,指的是哪怕是隐居山中或是浪迹江湖寄此余生,都不能忘却魂牵梦绕的乡关之情。当然,这“山中江上”也代指江南的青山绿水,在那里有杂花生树,草长莺飞,画舟横笛,酒旗招摇,家乡的一草一木总让诗人牵挂着哩。“总关情”指的是无时无刻不在关注,乡关之思的落脚点总是倾注在江南故土之上。
“无端绕屋长松树,尽把风声作雨声”,传达的是诗人那种无法排遣的乡愁。诗人在院中独坐而思、而愁,竟然会埋怨起那绕屋而长的高高松树身上来了。绕屋的松树长而高,表明诗人居京师此屋已多年了,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岁月的流逝更加重诗人乡思的凝重。不仅如此,这松树又毫无理由的总是迎风发声,诗人每每听来仿佛又回到了江南的雨声里。
“尽把风声作雨声”的不是松,而是诗人的内心错觉,这种错觉恰恰真切地反映出了诗人愁情的深植与难以驱除。诗人不仅对江南的江山景物关情,即使是北方的草木入眼入耳作声都会使他联想到江南的江涛雨声。可见诗人的乡关之思已使他进入痴迷的状态,成了他的心病。“尽把风声作雨声”也是诗人的愤激之语,独坐而思又难解乡愁之时,就连呜咽的松风也被牵连进来,成为诗人的怪罪对象。
诗题为《院中独坐》,含有深刻的孤独和寂寞的意思,他的这种乡关之思实际上是在内心深处所藏的家国意识,故借院中的松树来宣泄心中的不满。大诗人李白有《独坐敬亭山》一诗,是借孤云寄托自己的孤独,虞集《院中独坐》亦从松风中找到寄托的对象,并从风声的倾听中听出江南春雨的消息,其内心的痛楚也超越他个人内心的疆域成为世人可以共鸣的故土家园意识,从而传达出“独坐”的神髓。
这首词题曰“咏梅”,实际上是以梅花的高洁来比拟作者不甘流俗,满腔哀愁,无处倾诉的情怀。上片写梅花,其所处的环境是云湿,桥冷,月寒,衬托出梅花的冷艳。下片写梅花,花似旧,花正寒,观梅者,人瘦,独倚。整首词情景交融,感情细腻,情浓景真,风格秀婉,感人心扉。
词的上片写桥头月下见寒梅独放的情景。雨云凝滞不动飘浮在天空,溪上小桥是那么清冷;一弯新月破云而出,映照着梅树随风而动的影子;小溪水声长远,一枝寒梅在月下散发着芳香。词人轻移笔触,由天空写到桥上写到桥旁写到桥下,勾画出一幅朦脆的月夜观梅图,意境清幽静谧,衬托出人的孤寂和哀愁。晚上词人立足在小桥上看到的景物:“湿云”、“桥冷”、“娥寒初破”,写出了一种孤寂、冷艳的气氛。“娥寒初破东风影”,“破”字给人以势不可挡之感;“影”字更是把梅树随风摇曳的动姿描画得栩栩如生。这是以动写静的笔法,从视觉方面落墨。“溪下水声长”,以声响映衬夜的寂静,从听觉方面着笔。“一枝和月香”,这是从嗅觉方面来写周围环境的清静。“一枝”二字具有深刻的含意,它除了写实景之外,也是作者的自况。
词的下片借写花而抒发自己内心深处的孤寂之情。“人怜花似旧,花不知人瘦”,以拟人的手法写花,一年一度,花开花落,人像往日一样怜花,花却不知人日渐消瘦,喻花不解人意,不知人之哀愁,非常凄楚。这两句可能还有更深层次的寓意。据说淑真婚姻不遂,而婚前又心有所爱,终日忧郁,因此这种幽怨显然是有的而发了。结拍“独自倚阑干,夜深花正寒”两句意味深长,尤感言未尽意亦未尽。“花正寒”明写花而实则写自己,写花寒而喻人寒,越来越多的愁绪凝成驱之不去的寒意,深深包围着忧郁的人。夜越来越深,愁苦和哀怨亦越来越多,越来越浓,正凝结成驱之不尽的寒意,向独倚栏杆、孤寂凄楚的人袭来。
本文是作者所作的三篇一组的寓言,包括《临江之麋》、《黔之驴》和《永某氏之鼠》。作者通过麋、驴、鼠这三种动物形象,借题发挥,揭露了当时一些达官贵人、得意小人的丑态,并预言其必然灭亡的命运。文章语言简洁凝练,以小见大,耐人寻味,具有强烈的现实讽刺意义。
《临江之麋》一篇以揶揄的口吻讽喻了社会上“依势以干非其类”的人。“忘己之麋”任性妄为,冒犯外物,以寻得快乐,可当它失去了主人的庇护,轻而易举地就被外犬“共杀食之”。更加可悲的是它至死还没有明白个中原因。古往今来,行事不知推己之本,躺在别人怀抱里讨口饭吃还自鸣得意的人,并不少见。从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中揭示出深刻的讽喻意义,正是它以小见大的艺术魅力所在。
《黔之驴》是这三篇中最广为流传的一篇。它深刻地批判了无才无能却又惯于逞能炫耀的“叫驴”式人物。结合柳宗元当时的遭遇,可见他是针对政敌而写,讽刺了当时统治集团中官高位显、仗势欺人而无才无德、外强中干的某些上层人物。柳宗元通过想象、夸张的手法,抓住了驴、虎之物类的特征,刻画社会中某些人“出技以怒强”的行径,生动形象。同时,这篇寓言也为后人留下“庞然大物”、“黔驴技穷”两个成语。
《永某氏之鼠》嘲讽了社会上“窃时以肆暴”的一类人。这类人抓住侥幸得到的机会肆意胡作非为,以为能够“饱食无祸为可恒”,让人深恶痛绝。这则寓言,深刻有力地讽刺了纵恶逞凶的官僚和猖獗一时的丑类,巧妙地批判了封建社会丑恶的人情世态。
这三篇寓言在艺术表现上有一些共同特点:
第一,状物摹形生动形象,情景如见。如《临江之麋》写主人抱幼麋归家,一入门,“群犬垂涎,扬尾皆来”,八个字活画出群犬一拥而上,急欲啖食之态。下文写麋与犬狎戏,说“犬畏主人,与之俯仰甚善,然时啖其舌。”写犬畏主人,一面与麋周旋,一面垂涎三尺之状,也十分传神。《永某氏之鼠》写在主人放纵下,群鼠猖獗之状说:“某氏室无完器,橇无完衣,饮食大率鼠之余也。昼累累与人兼行,夜则窃啮斗暴,其声万状,不可以寝”,可谓淋漓尽致,穷形尽相。
第二,虽属寓言,状写动物,叙写却入情入理。见出作者体味物情之细,文字叙述之工。如《临江之麋》写麇与犬相熟过程,开始入门,群犬垂涎,所以主人叱喝。之后,主人抱麋与犬习熟,由开始之不动,渐至与犬戏耍。进一步写麋渐大,与犬已熟,随意戏闹,竟忘了己之为麋,这个发展过程是完全合乎情理的。《黔之驴》中对虎的心理描写也极其细腻逼真。开始“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所以“蔽林间窥之”。次后,“稍出近之”,然而“愁愁然莫相知”。下面写初听驴呜,大骇远遁,以为要吃自己。及至往来观察,终觉其似乎没有什么突出本事,于是做各种试探。到了摸清底细,乃跳踉大咽,尽食其肉而去。一笔笔写来,自然而真实。
第三,寓意深厚,对讽喻之意不作详尽展开,主要通过故事和形象本身体现出来,可让读者从不同角度玩味受教。如《临江之麋》末尾只一句收束,“麇至死不悟。”寓意深沉。《永某氏之鼠》结尾:“呜呼!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也是意味深长,只有《黔之驴》结尾议论较透一些。
作者借麋、驴、鼠三种动物的可悲结局,对社会上那些倚仗人势、色厉内荏、擅威作福的人进行辛辣的讽刺,在当时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和普遍意义。三篇寓言主题统一而又各自独立,形象生动而叉寓意深刻,篇幅短小,语言简练而又刻画细致、传神,在艺术上达到了比较高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