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抒写惜春情怀,层层铺叙,多有转折,但却不厌其详尽情发露,在于真情贯注,气势充沛。
“ 问春何苦匆匆,带风伴雨如驰骤”。这一问,从古到今真不知重复了多少遍。问春何苦匆匆,问春去往何处,问春几时归来;问得带七分难舍,问得带三分哀怨。而本词以一问起篇,惜春怜春之情,更是直泻而出。然而,百唤千呼,春光终究难留,挟风带雨,如快马般一霎急逝而去。
“幽葩细萼,小园低槛,壅培未就”。小园中新种下了娇嫩的花儿,还都未来得及培土,就已是“风雨送春归”。一夜醒来,园中泥土湿润,空气清新,园中花儿,却是绿肥红瘦了。“吹尽繁红,占春长久,不如垂柳”。繁华易落,倒是那嫩黄的杨柳,几番雨水后,反是一树青翠。不知那风中摇曳的万千柔条,是否试图绾系住渐远的春天?莫非是因为对春天的相思,才催生如此绵长的柳枝?此处写春花易谢,春柳不凋,则不仅有物情的体会,还有哲理的蕴藏。
后四句“算春长不老,人愁春老,愁只是、人间有",抒发了词人的感慨:其实春天周而复始永不老,只是人总爱忧愁春老,这忧愁只有人间才有。写到这里,词人已阐述清楚了自己对“惜春”这个题目的见解,有景有情,颇具苏东坡的旷逸之气。
“春恨十常八九,忍轻辜、芳醪经口"承接上文,世间春恨十常八九,每到此时,必生怅恨,只能借助美酒才能排遣。
“那知自是,桃花结子,不因春瘦”。此语用唐诗人王建《宫词》“树头树底觅残红,一片西飞一片东。自是桃花贪结子,错教人恨五更风”的诗意。桃花会谢,结子是为了下个春天,而非春天让它瘦了。但即便如此,“狂风落尽深红色,绿树成阴子满枝”,惆怅遗憾,怕也是终究难免吧。
“桃花”句已暗蕴人生哲理,而‘世上功名,老来风味,春归时候”,更是直写人生体悟了。词人将春愁与人间意脉扭结,将“惜春”归拢到叹老,事业无成,而人生已到了“春归时候”,倾吐出功业难就,岁月迟暮之感。“不怕逢花瘦,只愁怕、老来风味”,看花老眼,伤时清泪,这世上的功名、老来的情味,春快要走的时候,总是多有感慨。
“纵樽前痛饮,狂歌似旧,情难依旧”。今日纵然能够举杯痛饮,像过去一样狂歌,但心情却不可能依旧。此三句表达了对人生和青春的惋惜之情。
这首词以物之理,通观人之情,以达明理,花开花落,春来春去,时日推移,季节代序,本于常理,春归不必惜。由物之理,推及人情,岁月催人老,亦属人之常理,不足惜。关键是暮年与挚友,金樽对饮,以叙友情,重夕阳,重有为,以求进取和康泰,不惜而惜,惜得更有价值。这首词,情中景,理中情,景化情中,情以入理,物我相一。可谓笔如游龙盘旋下,惜春笔墨悟人生。
这是一个从北方、从金人统治下南逃的人,怀着沉痛的心情,诉说故都及其附近荒凉景况和自己的悲惨经历。诗歌通篇都是这位“北来人”说的话,诗人没有出面铺叙事件、描绘场景,也没有穿插任何评判的语言,而诗人的思想感情完全可从北来人的叙述中体会出来。这样的叙事诗,显然是从杜甫“三吏”、“三别”一类的诗化出。这两首五律,记录了一个从金人统治的北方南逃的人的血泪控诉。
第一首描述北宋都城汴梁被占后的状况。开头“试说”二字含义深婉,隐约透露主人公不愿说、不忍说的悲抑心境。从而表明他的诉说是应别人的要求,不得已而为之的。这样,一箭双雕,写说者也就写了听者。听者身居东南,心里却老是惦记着北方的骨肉同胞,急欲知道他们的近况;对于故都汴梁,更是魂牵梦萦,一往情深。面对这样的问讯者,“北来人”诉说着,带着撕心裂肺的痛苦,以致白发频添,忧伤至极。接着正面写东都,交代忧伤的原因。宫殿、铜驼,是都城内的景物,石马是北宋诸帝陵园中的景物。然而,陵园内的石马已残破不堪,长眠于此的北宋诸帝死后还要蒙受亡国之耻。官门外的铜驼倾倒在荒烟蔓草之中,回忆昔日的繁华景象,亡国之痛和身世之悲一齐涌上心头,不禁泣下如雨。诗人选用这些最富特征的事物,涂以想象的浓烈色彩,对人于金人之手的都城面貌进行了艺术概括,用笔简洁而境界全出。“寝园残石马,废殿泣铜驼”,上句一个“残”字显示了陵园的悲惨变化;下句一个“泣”字则寄托了京都居民的哀痛,彼此映照,情景相生,感慨万千,低回不已。故都虽已残破不堪,而遗民的复国信念却始终没有动摇过,以致把边境传来的于南宋不利的消息,当作谣言,不愿听信。那些旧日京师的妇女,如今虽已素发飘萧,境况凄凉,但衣着妆束仍是当年模样。故国之思,终未消歇。
第二首由“北来人”介绍自己南逃的际遇和感触。一家十口同时离开北方,为的是过上安稳日子。不料频罹祸患,亲人相继丧生,如今独自一人,伶仃孤苦,犹如失群的孤雁,竟至无处栖身,被迫寄宿荒凉的寺院,吃的是自家种的蔬菜,穿的还是从中原带来的金人服装。个人的遭遇已然不堪忍受,国家的境况更加令人沮丧。南来以后看不到卧薪尝胆、秣马厉兵的图强之举,那些深院大宅里的当权者,整日歌舞宴乐,不问边情,不忧国事,长此以往,恐怕连偏安的局势也难维持,收复失地更是遥遥无期。“老身闽地死,不见翠銮归!”结语哀痛绝望。
此诗在表达上有三个特点,其一是诗人不转述中间环节,让主人公直接面对读者说话,这样,读者便会感到诗中所陈都是诉说者的亲身所历,语语发自肺腑。其二是运用对比的手法,以中原遗民思念故国与南宋小朝廷权贵歌舞升平相对比,褒贬之意不言而喻。其三是以叙事代替抒情。诗中也有直接抒情的语言,如开头的“试说东都事,添人白发多”和结尾的“老身闽地死,不见翠銮归”等,但纵观全篇,叙事是其基本手段,从东都说到南国,依次点染,脉络分明,其中提到的人和事都具有某种典型性,融汇成一体,寄托着诗人忧国忧民的深长情意。总之,这两首诗注重写实,却不失之板滞,原因在于以情疏导,质朴之外,更见自然流动,颇能体现诗人自己的风格。
文章起首一段极力描绘“醉乡”中的种种颠倒迷乱情状。从表层意义上看,所谓“醉乡”不过是酒醉后的荒唐情态;但总观全文,便可悟出,作者是以此暗指整个清代社会。由于文字狱的构陷和残酷的民族镇压,在这个社会里,“昏昏冥冥”,“天地易位”,“日月失明”,人们为这恐怖统治弄得“心荒惑”而“体败乱”,内心的愤懑只好借酒来排解乃至忘却.以期在醉态热絮中求得心灵的麻醉与自适。
正因为出于这样一种立意,文章在对“醉乡”作了一番着意描绘之后,便进而改用议论的笔墨对这种处世态度进行分析。饮酒无度,以醉酒来逃避现实,这在中国是古已有之,西晋的刘伶与阮籍等即是如此。他们所以借酒浇愁,其原因便在于“当是时,神州陆沉,中原鼎沸”,司马氏篡魏之后,为迫使曹魏旧臣拥戴新政权,承认它的合法性,便滥杀无辜,杀人之多,以致他们的后人东晋明帝司马昭闻之,都吓得“复面箸床”。政治的黑暗和恐怖,迫使土族知识分子纷纷设法全身远祸,“放纵恣肆,淋漓颠倒,相率入醉乡不已”。写西晋意在影射现实,文章极隐蔽地揭示出主旨:产生作者所见“醉乡”的缘由,便是清军入关并建立异民族政权,清代统治者和西晋王朝的统治者一样的凶残。对处于严酷专制下的臣民来说,这完全是不见底的深渊。至此,文章一笔折转,斩钉截铁地说:“以吾所见,其间未尝有可乐者”,所谓“酣适之方,甘旨之尝,以倘以祥”不过是一种假象而已,而亡国的苦痛,民族的耻辱是绝不可能真正被忘却的。然后,文章再推进一层,剖析“可以解忧”的说法,“夫忧之可解者,非真忧也;夫果有其忧焉,抑亦必不可解也。况醉乡实不能解其忧也”。这节议论,激切峻急,纵横恣肆,语语转,笔笔紧,层层推进,剖析入微。
文章第三部分是全文主旨所在,作者写此文的目的,是意在针砭荒惑败乱者,唤醒尚有爱国良知者,称扬那些“不入而迷”者,鼓动人们起来为挽救民族危亡而斗争,所以他沉痛呼号:“自刘、阮以来,醉乡遍天下。醉乡有人,天下无人矣!”社会尽管已是如此,但志节之士依旧大有入在,作者厉声斥骂那些荒惑败乱者为“真醉乡之徒”时,就是号召人们做那清醒而坚定的志节之士。
这篇《醉乡记》和《河墅记》、《芝石记》等一样,都是浑然而一、神气流通的作品。终天不没的浩然正气和独特的结构形式全然混合为一,显得特别完美。为了避免文字狱,作者匠心独运,采用以虚写实的手法,通篇不离“醉乡”,又笔笔都在写现实,写醉乡是虚,写现实是实。既含蓄深沉又痛快淋漓,充分展现出了作者内心既想归隐林泉,又不甘民族沉沦的矛盾和苦痛。